【冠状病毒19】28日增一起社区感染病例 中国籍女子确诊前无症状

以下为本社总编许渊臣，于2019年7月6日筹款晚宴的致词： 首先，我想感谢各位愿意拨冗参加今天的活动，同时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国许多政治领袖，参与本次《网络公民》的筹款晚宴。 《网络公民》自2006年12月起创立，已走了好长一段路。从一个简陋的社群部落格，到如今众所周知和勇于与权威抗争的媒体平台。尽管我们资源优先，但可以说《网络公民》在新加坡的社会政治领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这里，我想要感谢当初创刊的创始人、以往的编辑以及这12年来为这个网站贡献的人员，若无当初他们无私的奉献，《网络公民》也不会维持至今日。再来，我也想要为目前正在努力经营的人员表达感谢，以及此前为《网络公民》捐出款项的善心人士。“没有你们的奉献，网络公民也无法维持至今。” 新加坡一直被吹捧为拥有自由选举的民主国家，但要让人民知道，民主国家不仅仅是等到大选才追究领导者的责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老人正在用着最新款式的智慧型手机，但他只会用于打电话和发信息，没有深入了解如何下载应用程式和利用其它网络功能。 若用于形容新加坡的情况，可以比喻为售卖手机给老人的电信公司，在售卖前就已经屏蔽了所有增设功能，而当事人却也浑然不知。这是为什么新加坡必须有如同《网络公民》的媒体角色去填补空隙，负责提醒人民“原来还有这样的功能”。 自2010年起，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经营网站，自此之后我感受到思想上的激荡，才发现原来我并不了解我身处多年，那个我曾自以为非常了解的国家。 2013年，我接任朱正熙执行董事的位置，尽管减薪50巴仙，但我仍然感觉非常值得，因为网站持续经营着，如同工人党努力经营直到2011年大选获得阿裕尼集选区的胜利。 回顾过去，我仍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一心为成就更好新加坡的人民。然而，在工作的这段期间，我渐渐出现了疑惑，到底是为谁，为什么在努力？他们真的值得我这样付出吗？我相信不仅仅是只有我一个人出现疑惑，一群为创造更好新加坡而努力的人，也会感同身受。 在过去的四年间，我都是独自一人在经营网站，有无数次萌生放弃的念头，并不是害怕被起诉，而是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加上政府透过各项行政措施干扰，包括要求公开捐款者的基本资料，以及必须与国营媒体或伪独立媒体无意义的竞争。 或许是命运的介入，总会在最黑暗的时期出现一缕曙光，这时候总是会有支持者雪中送炭，助我一臂之力，确保网站能够继续运行。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坚定不能倒下的信念，因为我不能辜负来自这些支持者的支持，如同他们持续支持着网站以及其心中的理念。…

相信“合力追踪”数据的使用，已然成为本周热门话题。本周一（4日），内政部政务部长陈国明证实，刑事诉讼法赋予警方权力，可获取任何数据，包括合力追踪便携器的数据。 然而，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曾在去年6月5日在国会表示，合力追踪数据仅限于防疫追踪用途。他不得不在本月5日再次作出澄清，强调指警方只有在追踪重大罪案时，才能动用“合力追踪”数据。 维文也坦言，在得知刑事诉讼法也适用于“合力追踪”数据，确实曾“睡不着觉”，“我在想：是否要说服我的内阁同僚修法？但经过深思熟虑、讨论和质询了朝野内外人士的意见，我想目前这样我们做得很好，能确保新加坡的安全，也能应对当前危机。” 事实上，即便个人敏感数据如电话或银行账号记录，都可在刑事诉讼法下用来协助调查。然而，据本地英语媒体《今日报》报导，一些民众似乎不满部长言论“前后不一”，包括本地作家吴易盛，直言“感觉被背叛”，如今删掉“合力追踪”程序，宁可把便携器留在家中。 他指出，这个议题最关键在于群众的信任，部长改变说法，让他“感觉被背叛”，这足以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这是因为政府早前明明承诺数据仅用于防疫，追踪近接触病例，人们都予以信任。然而，直到本周才在国会揭发，在刑事诉讼法下，警方仍能获取合力追踪数据。 “如果你（部长）早前已意识到，数据不可能有完全隐私，那么为何不早说？” 此前吴易盛也为政府说好话，鼓励友人使用合力追踪，但此事不仅造成他对政府的信任遭侵蚀，也影响友人对他的信任。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Walid Jumblatt Abdullah坦言，此事可能影响合力追踪的使用率；社会企业家Tham Jun Han则关掉了手机蓝牙功能，不再全面使用合力追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