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网民转载分享，一名即将迎来65岁生日的公积金会员，收到了公积金局的来信。信函通知他，在65岁后，可每月从公积金账户中提取250元，为时八年。
不过，如果他有意在65岁就开始提取存款，就必须另行通知当局，否则，就要等到70岁才才能开始提款。
有者舆论，每月250元如何生存，再者八年内每月只能领取250，说明他的公积金存款仅少于三万元。
我们不清楚为何他并没多少公积金积蓄，也许他早年工作几年后，就成了不用还公积金的有钱“头家”，但也可能他是较不幸的群体，半辈子只能到处打零工过活。
无论如何，事实是还有大部分的年长国人，没有足够的公积金积蓄。
去年，人力部长杨莉明在国会指出，2016年，仅53巴仙的公积金会员到了55岁达到全额退休储蓄条件，即达到16万1千元的存款。
相对地，这也意味着，其余有近半、多达47巴仙公积金会员，在2016年年届55岁，仍无法达到全额退休储蓄，乃至最低存款额（8万5500元）的条件。
有些人可能会辩解，公积金存款数额多寡，也和个人薪酬和赚钱能力有关，所以存款少的人只能怪自己没有能力赚得更多。
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刘浩典教授，直接驳斥这种谬论。
刘浩典在一篇文章指出，许多中等和低收入国人的财富增长过去十年来十分缓慢。
“一些证据指出我国服务领域劳工比起其他富有国家缺乏生产力。瑞典的巴士司机、清洁工和建筑工友的生产力可能还优于新加坡。”
不过问题来了：我国素质教育已经普及化，为何贫富差距反而加剧？教育普及化不是理应缩减生产力的差距，从而也能减低薪资差异吗？
他提及，我国低薪劳工也同样受惠于国家教育，但为何收入却不如瑞典和瑞士从事同样工作者？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我们的薪资？
刘浩典认为，决定富有国家薪资市场的因素之一即是移民。欧洲多国由于实施严格的移民管制，才让许多低技术劳工仍能保有较高收入。
“如果欧洲这些国家大量引进廉价劳工，很难想象当地的工人还能维持现有的收入。”
瑞典若引外劳 巴士司机薪资马上降
他举例，瑞典巴士司机的薪酬，是他印度同业的50倍。如果瑞典决定引进印度劳工，这是很简单的经济原理，瑞典巴士司机的薪酬也会被压低。
相对下，我国实行较自由的移民政策，刘浩典归咎我国劳工薪酬低的因素，乃是大量引进外国低技术劳工引起的竞争。
过于激进的引入外劳，不仅造成就业竞争和拉低薪酬，对于国家也会带来生态上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这么解释，就不能明白在激烈的人力市场竞争下，为何我国一些中低收入劳工的薪酬不高，致使最终他们没多少公积金积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