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3日，人力部长杨莉明在国会宣布，从5月1日起，直系亲属证（dependent pass，简称DP）持有者如果有意在本地工作，将必须申请正式的工作准证。 她指出，在所有工作准证持有者（WP）中，申请工作的直系亲属证持有者仅占其中的1%。目前持有工作准证的DP持有者仍可继续工作，直到工作准证到期为止。 若雇主还有意继续聘请他们，则需要向人力部申请适用的工作准证。 英语媒体《今日报》，周日（14日）就报导，一些外籍伴侣对于上述政策更动感到不安。其中一名印度籍的直系亲属巴特尔（Patel），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可能为此失去工作。 他称，他须在五月更新直系亲属证，但是他的雇主可能不会再继续聘用他，这可能是因为雇主公司的外籍雇员配额已满，若他们不聘用更多本地人，将无法再申请新的工作准证。 巴特尔透露他本身属“必要领域”工友，特别是在阻断措施期间，确保本地食品供应不中断。但政策的改变令她感到些许失望，因为过去的努力似乎遭忽略。 他在该公司月薪达1千500新元，这肯定也无法达到特别准证（S pass）的条件，因为特别准证的薪资条件需达到2500元以上。 不过，巴特尔质疑，雇主是否能以月薪1500元，聘请到本地人接替他的岗位，“没公司肯出更多聘雇本地人。” 至于其他直系亲属证持有者，则表示政策更动可能迫使他们离开新加坡，她们认为原本她们可以付出劳力，但如今却只能当家庭主妇。 本月9日，则有新加坡国际商会的总监Victor Mills，指出一些外籍人士配偶，在国际商会工作、或是成为传授外语的私人教师、有些则是生意人，他认为这些工作都不会夺走新加坡人的就业机会。 他也指若得知配偶无法在本地工作，也可能导致一些外籍雇员对派遣来新加坡却步，也影响新加坡招揽人才的形象。 不过，本地一名白领显然持有不同看法，他告知本社，这反而释放更多中层管理岗位给新加坡人，有助增加本地人的就业机会。

本月3日，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在国会中提及班级人数问题，认为在先进国家当中，新加坡是中小学平均班级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他建议，班级规模应限定在最多23人左右，并相信这有助减少额外私教费用的需求和依赖，且能够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减轻教师的负担。 不过，教育部长黄循财则辩称，本地过去10年，在中小学的学生与教师比例已有所改善，从2010年的19比16，减至近年的15比12。他也指出，尽管近年师资人数有轻微下降，但大致维持在3万2000人左右，因此要将师资人数与入学人数做比较。 本地中文主流媒体《联合早报》，本月11日，也刊载一篇评论《交流站：好成绩是补习补出来的？》,作者反驳林志蔚，指林志蔚的“补习论”形同抹杀了学校教师的付出，再者补习的好成绩也要建立在学校所打下的基础上。 林志蔚今日（16日）也在《联合早报》发表评论作出回应，强调学校教师的努力，无疑是学生成绩背后的一大要素。 “但是再强的师资阵容、再优秀的教师，一旦面对巨大的工作量，都一定会有所挣扎。” 他也重申本身观点，认为小班制能让教师更能专心教学。 “既然没问题，为何要改变？” 他指出，当有提升学校资源的献议出现，就经常出现这样的回应：我国教育成就在全世界数一数二，为何要更动？既然没出问题，为什么要花费精力去改变？ 在其他东亚经济体，如韩国、日本，学校班级人数达25人。但新加坡则平均高达33人。在一般工业化经济体，班级学生人数也平均仅为20人。 “当然，有些校办的课外补习班和编班有较少学生人数，也有些课堂有将近40名学生。新加坡的师生比率，虽然接近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平均，但仍然偏高。” 平均班级学生人数偏高，为何我们仍能取得优良教育成就？林志蔚提及在正规教育外，许多家庭大量依赖补习的现象。他以本地庞大私人补习市场为例，仅2018年就达到14亿元的总值！ 促成庞大私人补习市场 “每户家庭一个月花在补习的平均开销约112元，超出在穿着和旅行方面的花费，这也是他们的住屋花费的四分之一。” 林志蔚解释，许多家庭让孩子去补习，不是为了额外的优势，而是避免孩子跟不上进度。 他也指出，此前黄循财和读者林文庆对他的指责似乎曲解了他的原意。他强调学校老师的贡献，但也提出问题，再强的师资阵容、再优秀的教师，一旦面对巨大的工作量仍会面对挣扎。更何况，教师除了教学外，还要负责课外与非学术性的职务。 “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之一，是在小学当代课教师，所以我亲身体验过教师每天所面对的挑战。管理学生人数多的大班，须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更好地投入教学上。” “教育部大可进行民调” 为此他希望这些高素质的教师，可以享有更优良的教学环境，能够更专注于教学，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学生身上。为此才会认为缩减班级人数，教师更能够发挥潜力，用心培育新加坡的下一代。 “有不少教师直接向我反映，他们希望能降低班上的学生人数，让他们更专注于提升教学品质。”...

此前挪威卫生局证实，近期有三名医护人员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AstraZeneca）冠病疫苗，出现了血栓等不寻常的症状住院治疗。其中一人名30多岁医护人员，在12日不幸逝世。 不过，再有一名医护人员在本月14日，因接种上述疫苗离逝，这已是挪威当地发生的第二起接种后死亡病例。 这促使挪威宣布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基于有接种者出现血栓等严重副作用的病例，而宣布停用。 新加坡方面，目前卫生科学局仅批准采用辉瑞和莫德纳冠病疫苗。

国家发展部今日（15日）发表2019财政年市镇理事会管理报告。其中，淡滨尼市镇会在两个管理范围获橙色（“Amber”）评级，被指表现比其他市镇会逊色。 有三个市镇会在至少一个管理范围获橙色评级： 淡滨尼市镇会和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在市镇维修保养方面获得橙色评级。 在服务与杂费欠款管理方面，蔡厝港市镇会获橙色评级。 不过，淡滨尼市镇会也在机构监管上获橙色评级，报告称该市镇会因电脑计算错误，在其中一个季度，未把足够资金转到累积基金和电梯更换基金，未遵守市镇会财务条例（TCFR）。 该市镇会到下个季度，才将差额转入上述两个基金。 不过，评估报告指大部分市镇会在财务报表都过关，至于在整洁、维修保养、电梯性能表现、服务与杂费欠款管理和企业治理等，都能获得绿色评级。 由于去年受疫情影响以及阻断措施的实施，国家发展部宽限多两个月期限，让市镇会提交审计财务报表和机构监管清单。 2020大选前，淡滨尼集选区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领军。他在去年大选提名日，代表行动党转战东海岸集选区。 此前，淡滨尼集选区由王瑞杰、锺丽慧、马善高、马炎庆和朱培庆负责。王瑞杰移师后，则由许宝琨医生填补。

根据卫生部文告，有多达五人因涉嫌违反冠病19条例，被提控上法庭。其中一名57岁本地永久居民Namasivayam Sundar，去年返国后出现症状而前往接受检测，但等候检测期间，还跑去接受一小时半的按摩服务！ 这名男子在按摩隔日确诊冠病。他在去年3月20日返回新加坡之前，曾先后前往印度、法国巴黎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进行商务旅游。 不过，返国后隔日就出现发烧症状。在自行服药没改善后，24日就去诊所求医，也被转介到国家传染病中心接受检测。 在等候检测结果前，Sundar理应在家隔离，但他还前往惹兰苏丹的布业中心，享受1小时半的按摩服务！ 当然他也需为此付出代价，在今年1月29日在传染病法令下，因涉嫌在公共场所让他人曝露在感染风险而面控。 此外，还有37岁的本地女子Bawani、30岁的本地男子Abdul Rashid、22岁的本地女永久居民Ang Siu Yen和20岁的本地男子Foo Suan Rong，也在面临提控。 尽管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也接到医生指示领五天病假和在家隔离，他们仍到公共场所，给他人带来感染冠病的风险。

缅甸原国务资政翁山淑枝，被军方政府指控，涉嫌受贿60万美元（约80万新元）和逾11公斤黄金，她在今日（15日）透过视讯出庭聆讯。 翁山淑枝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选举大胜，但军方指责选举有舞弊现象。军方在2月1日突然发动政变，逮捕了包括翁山淑枝等领袖。 缅甸目前局势依然严峻，示威者仍持续反军方示威。缅甸军警也回以血腥镇压。仅在周日，至少有38名示威者，以及在一名警员死亡，这是2月1日政变以来，最血腥一天。 缅甸经济也大受影响，例如仰光莱达亚工业区，多家工厂遭攻击和纵火，居民们不敢外出，也有警员开枪对付示威者。 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声明，位于莱达亚一家制衣厂遭袭击和纵火，有中国籍员工受伤和受困。该使馆要求当地警方采取有力措施，并再次向中国在缅企业和人员发出安全提示。 据知兰达雅工业区被攻击的中资工厂，包括Global Fashion，还有一间是台湾人投资的制鞋厂Tsang Yih，至于起火原因为何尚在调查中。

新加坡食品局发文称，一款名为Instant Satay Spices”的沙爹香料，被指黄曲霉毒素（aflatoxins）含量超标，当局已下令召回产品。 当局指有关产品的黄曲霉毒素已超过我国的标准，有关制造商利光代理公司需召回所有产品。 当局也对该公司生产的其他产品加强检验。若有消费者有购买下述牌子的产品，当局呼吁暂勿食用，若已有食用或对产品有疑虑，宜立即前往咨询医生。 食品局指出，黄曲霉毒素具有遗传毒性甚至致癌，而花生可能在采收前后受到真菌的感染，因此不宜食用。 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黄曲霉毒素（aflatoxin），也称作黄曲霉素，是由一些真菌产生的一种有强烈生物毒性的化合物。 黄曲霉毒素常由黄曲霉及寄生曲霉等另外几种霉菌在霉变的谷物中产生，如大米、豆类、花生等，是目前为止最强的致癌物质， 可能影响所有器官系统，特别是肝脏和肾脏，可引起肝癌。 一般在高温、高湿度等环境条件，或是在死亡和腐烂植物上，会发现上述霉菌侵害农作物。干旱、昆虫损害和储藏不良，特别是在温暖地区可能导致更多霉菌出现。

根据卫生部文告，截至本月12日午12时，本地新增10例冠病19确诊病例，包括一例社区病例。 当局表示，入境病例在抵境后，已遵守居家通知。 本地累计确诊病例增至6万0080例。 当局仍在收集新病例详情并将在晚间公布更多细节。

13名提告新捷运的巴士司机已提出申请，要求把诉讼审判从推事庭（Magistrates’ Court）转移高庭审理。 代表这批巴士司机的律师拉维，认为此案将涉及有关雇佣法的重要议题。同时，这可涉及近6千新捷运巴士司机的权益，也可能为全国雇员带来影响，有鉴于其重要性，才提出上述转移高庭的申请。 拉维也预计，代表新捷运的律师将反对上述申请。雇主新捷运一方，是由知名大状文达星及其团队代表。 13巴士司机诉讼案，预计将在今年5月进行为期三天的审讯。 去年3月，由于无法在最后一次调解会议上达成和解，再有五名巴士司机决定再对新捷运公司（SBS Transit）发起诉讼。 新捷运与巴士司机的诉讼，可追溯至2019年9月，有五名巴士司机分别状告本地巴士业者新捷运，指责后者违反加班工酬条款，支付不足工酬。不过在2019年11月13日，工业仲裁庭（IAC）裁决新捷运未抵触雇佣法。 他们控诉新捷运公司未能对他们间隔值班（ split shifts）期间的等候时间，予以补偿。

新加坡爱国歌曲之一《Count On Me Singapore》（相信我吧新加坡），是本地家喻户晓国庆爱国曲作，抒发国人对家国的情怀，呼吁国人为新加坡的愿景携手共进。 由来自加拿大的词曲创作人休·哈里森（Hugh Harrison）创作于1986年，曹思平（Clement Chow）演唱，《Count On Me Singapore》描绘和激励国人，能向世界展示新加坡的能力，“我们能办得到”（We can achie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_a622n3v2I 不过，有网友发现，《Count On Me Singapore》疑似遭改编，反而成了印度的爱国曲作。 一些改编歌曲似乎在去年7月至今年初之间，纷纷上载到Youtube平台，歌词几乎少有更动，只是把“新加坡”字眼改成“印度”。经改编后，曲名也被改为《We can achieve》（我们办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