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杀案件不断攀升，官委议员王丽婷（Anthea Ong）呼吁政府应该尽快采取行动，制定国家预防自杀策略，建立“零自杀”环境。
官委议员王丽婷在本月25日于国会发言，指出有些人可能认为根据国际标准，我国的自杀率并不高。但她认为，政府仍然“做得不足”，因为自杀致死率并没有明显下降。从1980年代起，每10万人中，就会发生9.5宗自杀案件，而直至今日，我国的自杀率只有下降至每10万宗8.3人。
她也指出，2018年我国的青少年自杀率更是创新高，是自1991年来最高，而且这仅仅是报告上的“冰山一角”。
她认为，“其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失望的原因是，尽管我们是世卫组织的成员国，但新加坡并没有被列入少数拥有自杀防御策略的高收入国家之一，这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
她建议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在新加坡相关组织，如新加坡援人协会（Samaritans of Singapore，SOS），以实际营运自杀专线，确保能够及时为欲自杀者收到求助，并提供他们支持。
与此同时，相关单位也可以考虑增加资金，以作为提供精神保健服务资金，缩短企图自杀者等待救助的时间和负担。
她表示，在83巴仙的企图自杀者自杀前，都曾经去寻求医生的协助，因此对于医院并没有对自杀未遂者列入追踪而深感震惊。
“医疗机构，尤其是急诊室，都是能够合理地预防自杀的场所。通过医院追踪企图自杀者，我们能更好追踪企图自杀者的后续护理与自杀意图。”
目前政府所制定的自杀战略能力有限，而且也未对自杀未遂进行数据监控，王丽婷提议政府可开展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跨组织合作，建立预防自杀的框架，对此采取较为精准的监督和评估。
另一方面，随着青少年自杀率激增，她也敦促政府为学校制定强而有力的自杀预防和自杀后介入方案，让家长与学生能够从中获得协助。
鉴于民众对于自杀企图的敏感度较低，王丽婷也提议应该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实施预防自杀的公共教育计划。
而身为“社会看护者”的警察、教师、基层领导等，都应该进行自杀急救人员培训，对企图自杀者进行适当干预。同时也应该保留如新加坡援人协会，和增加更多类似Caring for Life的社会团体。
“然而，这些努力若没有国家策略来配合，我们依然在支持幸存者和失去亲人的家庭面临左右为难，资源不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