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部、内政部、人力部和教育部等部门,自去年11月底开始,就四次援引《防止网络假信息和防止网络操纵法案》(POFMA),要求政治人物和一家时政网络媒体更正贴文。

我国政府动用《防假消息法》也引起外国媒体注意,包括《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彭博社和《南华早报》等,都跟进报导。

不过,日前通讯与新闻部长新闻秘书何慧玲,则致函彭博社和《南华早报》,抨击两家媒体对于我国《防假消息法》的报导不实,也重申我国没利用该法钳制言论自由。

彭博社指我国代表积极驳斥外媒报导

彭博社在去年12月27日,刊载一则《新加坡为捍卫防假消息法采全球攻势》(Singapore Goes on Global Offensive to Defend ‘Fake News’ Law)的报导。

内文提及我国代表为捍卫《防假消息法》,积极挑战和反驳国际媒体报导。

新加坡政府代表驳斥外界报导

在两周前,我国驻英国高级专员符祺霞,同样撰文反驳《经济学人》一则报导中对我国《防假消息法》的批评,指该法未限制言论自由,反之提升公共辩论的素质。

12月7日,《经济学人》刊载一则题为《新加坡对假新闻打出官方首炮》(Singapore strikes its first official blows against fake news)报导,其中在引言中指有关严苛法令,正好加入了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利器行列。

此外,我国通讯及新闻部媒体政策司司长杜国樑,也致函给《华盛顿邮报》发行人雷恩(Fred Ryan),抨击该报记者凯特拒绝全文刊载我国驻美大使的回应,只引述一小段文字。

至于何惠玲写给彭博社和《南华早报》的信中,重申“公众仍可阅览原文和更正指示,自行判断消息真伪”,政府没压制任何消息和观点。

何惠玲也抨击彭博社报导三度出现错误,但对方仍没纠正。这些“错误”包括指来自澳洲的脸书专页State Times Review(STR)管理人陈智祥,在接到指示后遵循法律规定更新贴文。

陈智祥拒绝遵从指示更正贴文

事实上陈智祥称已成为澳洲公民,“不会遵守如朝鲜或新加坡等外国政府的命令。”不过已在昨日向律政部长尚穆根上诉要求撤回更正指示

同时,彭博社报导暗指谷歌、脸书等媒体巨头决定限制政治广告是因为畏惧《防假消息法》。

何惠玲对于彭博社“对我国维持高标准法令攻击心切,但报导中对事实却漫不经心。”

至于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符秀麗则撰文反驳《南华早报》报导,强调新加坡政府对涉事网络文章发出更正指示,都会详述其涉及的虚假事实,以及如何牵涉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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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媒体人联署 呼吁我国政府撤回《防假消息法》

27名国内外知名媒体人,包括《砂拉越報告》主编克莱尔与《新叙事》(NewNaratif)总编辑韓俐穎,发表联合声明,质疑我国政府推行的《防假消息法》,反而会阻碍媒体人追寻事实真相。与其一味通过“恶法”,倒不如用真诚有理据的交流讨论,来打击假新闻。 《防止网络假消息籍网络操纵法》在本月1日提呈国会一读。在本月19日,本地已有一群本土主流和网络媒体人,担忧新法将进一步侵害言论自由,打击媒体从业员的工作。他们也认为,政府理应更积极与媒体从业员联手抗衡假消息。 有关联合声明将提呈给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所发出的文告。声明指出,《防假消息法》草案“缺乏考量实际操作层面”。特别是媒体人在追踪报导下,真相往往是随着事件进展,才会逐渐展露的。 媒体追踪报导逐渐揭开真相 “在多数的情况下,对事件持有相互矛盾的报导是常态。只有在多元的观点与报导下,真相才会逐渐清晰,”文告说道。 文告也强调,在无法辨识何谓恶意誤導与无心之失的情况下,防假消息法形同带来不必要的繁琐负担,即使是对于那些秉持真诚進行報導的记者。最终,此法只会掣肘寻求精确资讯的编采工作。 只要事实无法被核实,媒体机构无法让报导出街,特别是在政府无法即时回应媒体咨询的新加坡,情况尤为如此。 虽然此前我国律政部长尚穆根一再强调,法案只会针对假消息,而不是个人意见,但文告里也提到重点,说明政府对于“事实的陈述”与“意见”并未作出清楚的说明。 “评论人经常引用事实来支持他们的立场,而记者的解读与事实的陈述,可能会和部长的理解产生矛盾。”文告强调。 媒体人也提出忧虑,指法案赋予部长相当大的权限,也有可能被滥用。 媒体人促请新加坡政府撤回该法案,并建议与其使用“恶法”,倒不如用“真诚和有理据的讨论”来打击假消息。 其他参与联署的记者也包括:…

国大公布常年报告 五年来接获71宗性失德行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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