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覃炳鑫认为，新加坡当权政府人民行动党对国家公器的使用和社会结构操控，都有别于马来西亚。他从历史进展过程和体制角度，分析新马两国的不同之处，阐述新加坡当权者，拥有极度倾斜的选举游戏规则、高度集中的权利，还有近乎包山包海的社会文化控制，成为新加坡变天的层层阻碍。
从社会经济层面，国阵并没有如人民行动党一般，集中式地垄断政权。“1955年选举，国阵横扫51席。不过在一些地方议会却败给反对党（而后国阵索性取消掉地方议会选举，直到今天仍未回复）。在此后选举，也无法掌控一些州属政权，如吉兰丹和登嘉楼。”
“1969年，513事件爆发，当时国阵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悬空国会，推出新经济政策、国家五大原则等有利国阵政权的政策。在1974年，说服民政党和伊斯兰党加入国阵。”
覃炳鑫是在本月18日，出席在邻国柔佛举行的“新加坡能复制大马变天？”时事论坛上，列出处以上历史事实，让出席者了解马新两国、国阵和人民行动党之间的差异，从而得知两国面对的不同处境。
他说明，国阵从未如行动党般，享有过绝对论断的政权，马国幅员较广、社群多元，政治体制分为多层次。
相对下，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取得政权后，马上废除地方议会、市镇会选举，权力集中，取消各独立组织，或以新组织取而代之，例如直接由总理管辖的人民协会。
再者，破坏新闻独立，把所有媒体由国家掌控。至于可能成为异议分子温床的律师公会、宗教团体、工会和独中等，不是被收编就是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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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专制国”
他引述《悉尼先驱晨报》对人民行动党的描述：
透过司法、控制媒体、以及恶法打压异议份子，藉此牢牢掌控政权。新加坡属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政体，但是有形无实，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专制国家”（liberal authoritarian state）。
覃炳鑫说，这反映新加坡严重打压言论自由的问题。反观大马的情况并不如新加坡糟，在马来西亚，媒体至少还保留一定的独立性，例如网络媒体还能在夹缝求存；司法相对独立，司法界未面对很严峻的打压、独中还存在，宗教组织活跃等。
新加坡也没有传统地方精英。例如马国苏丹在社会文化层面仍富有影响力，其存在多少也成为另一股制衡势力。
“可是在新加坡，我们只有单一层级的政府，一切大权都集中于内阁。”
1987年，光谱行动逮捕反对党和异议分子后，让人民对政治噤若寒蝉。此后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几乎无往不利，从1968年的选举直到1981年，一直都能横扫所有议席，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大马。在一些层次（联邦或州政权），至少都会有反对党能胜出。”
在80年代，人民行动党出现一连串的政策失利，引来选民不满，致使J.B惹耶勒南和詹时中分别在安顺和波东巴西选区胜出。该党于是大改选举制度，使得选举不再为人民的代表性和集体意志服务。
新加坡的选举制是大失败
“如果选举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表达他们的意愿，那么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就是个大失败，是非常严重的不平等。”
或许有人说，在投票箱前，没人拿枪指着逼你该投给谁。然而，体制的不公平在于，游戏规则严重偏好当权者和奖惩选民的机制，就是要引导选民倒向人民行动党，致使你在投票箱前，选择很少。
在马来西亚，国阵政府透过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和不公平的选民比例，加强其候选人在特定选区的胜算。
新加坡只有29个选区，但是却有99议员。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让数个政治人物绑在一起竞选，行动党较弱的候选人，也能在强人或部长的庇荫下胜出。例如在裕廊集选区，很多选民认识尚达曼（副总理），但很难记得其他四位议员是谁。
“再者，选区市镇会的目的之一，也包括惩罚那些投选反对党的选民，甚至已故李光耀也曾名言，选民投票反对党，就要付出一些代价。简言之，选民投给反对党就要受苦。阿裕尼和后港选民应该很明白我的说法，他们选了反对党，市镇会就陷入各种账目和官司争议。”
投给反对党被惩罚
他认为，这就是要在选民间制造恐惧：选了反对党，我的水喉会被关上？我的社区就没有人来捡垃圾？没人来打扫清理？这种赏罚选民的机制，让胜利的天平更加倾向行动党。
此外还有一箩筐的问题：抨击和打压反对党和社运份子、缺乏独立媒体报导、政策缺乏透明、在选举资金募资诸多刁难，以及选举条规不平等地执行等等，简言之整体的选举制度都是为执政政府服务。
覃炳鑫也提到，人民行动党在社会文化层面几乎“包山包海”的控制。例如几乎80巴仙国民都是住在公共组屋、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全国85巴仙的土地；100巴仙掌控人民的公积金，所有新加坡人，都被绑在资本主义薪资劳工的体系。
我们有贷款、有税务、致使大众很怕影响到自己的收入，无法偿还每个月许许多多的账单和债务，还有每个国民都要参与国民服役。
他说，过去50年，人民行动党就是透过以上种种政策，依党的需求来形塑整个社会。自1970年代以来。在人民行动党治下，新加坡变得更加保守、精英主义乃至“华族化”。
在其他国家，当权者会利用杰利蝾螈，把支持者囊括在有胜算选区。覃炳鑫笑言，这对人民行动党来说都是小儿科！因为该党有能力利用去权势，影响选民思维投给该党。
营造人民恐惧
“在大马或是其他国家，至少还有办法逃离当权者操控的资本机器，可能是从事无需证件的非正式经济领域，只领现金等，但在新加坡行不通，做什么都要身份证、处处是电眼、还有电子收费系统（ERP）等，大从你一出生，你就有了身份编码，不管你到新加坡哪里，都会一生跟随你，你很难逃离国家公器的监控。”
所有这些，就是让人民对当权体制产生铺天盖地的恐惧，而且是真的有效果的。他举例，英国哥伦比亚大学曾针对三千名新加坡选民，进行民意调查，询问他们在2011年至2015年的大选，是否曾基于恐惧而改变投票意向？
结论是，恐惧是影响投票意向的真实因素，少至30巴仙新加坡人，可能因为恐惧而改变选择。如果不是这种恐惧氛围，人民行动党可能早在2011年败选或失去三分二多数优势。
为此，覃炳鑫重申，新加坡基于特殊的因素，例如国家的规模和财富，才得以进行马来西亚做不到的社会改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