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 Loon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老龄研究与教育中心（CARE）发布《新加坡健康、就业、社交和代际转移研究》报告，采访了4千549名，60岁以上的年长新加坡人。 报告也调查这些年长受访者的就业/退休情况。调查显示在2016-2017年度，60-69岁年龄阶层中有45巴仙男性和31巴仙女性反映，目前仍在就业。 其中65-69岁年龄群体，有高达77.2巴仙受访者反映，收入是促使他们工作的最主要因素。其次54.2巴仙为“享受工作”，只有32.6巴仙表示工作是为了能继续“维持良好健康”。 有关调查询问受访者目前的就业状况（全职、兼职、退休或从未工作等），以及正在求职的年长者。报告排除了其中469名反映从未工作的受访者。报告也纳入受访者年龄、性别、种族、婚姻情况、教育程度、住房类型和生活情况等因素。 其中，60-64岁群体中，有高达73巴仙男性和51巴仙女性仍在工作，相比下65-69岁只有60巴仙男性和38巴仙女性仍在就业。 高达76.8巴仙年长男性，以及77.5巴仙女性均反映，收入才是促使他们工作的主要因素，只有21巴仙男性受访者反映，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 此外，只有32.4巴仙男性和54.3就业年长女性反映，工作是为了“维持健康”，至于认为工作是为了“打发时间”的受访者更是少之又少，男女性受访者均只有7.6巴仙和2.4巴仙。 报告也指年长者持续工作有收入，有助减少依赖储蓄来应付日常开销。如果劳工被迫离开职场，退休后面对健康和压力的风险更高。 报告也认可年长劳工对经济的贡献，年长与年轻雇员组成的混合工作团队能加强生产力。 报告指出，年长劳工就业课题乃是探讨新加坡社会老龄化现况的其中一项重要层面。    

根据杜克-新加坡国大老龄中心（CARE）近期发布的一份研究，研究中有近半（49巴仙）受访年长者认为，虽生活上未有困难，但财务收入只能刚好应付生活开支。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老龄研究与教育中心发布《新加坡健康、就业、社交和代际转移研究》报告，研究获得卫生部支持，采访了4千549名，60岁以上的年长新加坡人。 上述研究涵括国内年长群体在身心灵健康、对于医疗保健服务使用程度、社交、社会参与感、代际（财富）转移、终身学习、就业和退休等各方面。 研究其中一项课题，询问年长受访者，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收入来应付每月家庭开支。 在2017年，有29.5巴仙的60岁以上受访成年人认为，他们有足够的钱应付开支，还有些盈余，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比例减少，例如80岁以上，认为财务够用的受访者仅为25巴仙。 至于近半年长者则反映他们的收入财务只是刚好够用，生活上未有困难。 至于在应付开支上面对一些困难的受访者比例为14.6巴仙，比起2009年13.9巴仙有所增加。至于面对许多困难者，从2009年的2.4巴仙，在2017年增至3.8巴仙。 不过，研究中未衡量受访者的消费和支出。 生活成本、医疗开支增加 研究者认为，年长者面对财务不足，可能来自包括生活成本以及对医疗开支的增长等因素，特别是80岁以上群体面对的财务不足比例最高。 至于在70-79岁年龄层，生活开支上面对一些和许多困难者高达21巴仙。 报告也揭示随着教育程度提升，收入充足程度也增加。他们在家庭外地社交圈子也较稳健。…

根据国家发展部昨日（5月9日）发表的文告，指动用中央公积金存款申请公共组屋房贷的政策已更新，未来只要相关组屋能让买主住到至少95岁，即可动用公积金普通户头存款支付至估价顶限（valuation limit）。该政策从今日生效。 此前，要动用公积金买房，若屋契少于60年，屋契期限必须让最年轻买家足以居住到80岁，才可动用公积金，但可动用的金额会受限在估价顶限的一定比率；如果屋契少过30年，买家则不能动用公积金买房。 国家发展部在文告中指出，这项调整政策也考量到国人寿命增长，确保国人晚年住房需要能满足。该部相信大部分屋主都不受此调整影响，因为他们购买的房产屋契可以维持到他们95岁。 新条例下，房子屋契需至少20年以上，但只要让买主住到95岁，仍可可动用公积金买房。而40-50岁买家群体，在购买高屋龄房子时，可动用较多公积金积蓄。 若剩余屋契期限不足以让买家住到95岁，可动用的公积金存款比例，取决于屋契期限和买家年龄。 至于可动用公积金的最低屋契年限，则从过去的30年调整至至少20年。 此外，拥屋者满55岁时，领取公积金存款的条件也将调整。房产剩余屋契必须能让屋主住到95岁，屋主才能领出扣除公积金退休户头基本存款额的剩余款项。 在这之前，只要屋契剩下超过30年，会员就能领取扣除基本存款(BRS)额的剩余款项。 国家发展部认为，上述调整让买房者提供较大灵活度，买到终身家园同时也保障充足的退休生活。 范例：若剩余屋契期限不足让买家住到95岁： 买家年龄…

据卫生部文告，该部已确认本地出现首宗猴痘（monkeypox）感染病例。 患者是一名38虽的尼日利亚籍男子，他是在4月28日抵狮城，在5月8日确诊患上猴痘。他已在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的隔离病房接受治疗，情况稳定。 患者到达我国后曾住在芽笼8巷21号的一家酒店，并在4月29日和30日出席漆街（Church Street）的一个研讨会。 不过，他在30日出现发烧、肌肉酸痛、发冷和皮疹症状，在本月1日至7日则大多留在酒店客房内。最终在7日被送往陈笃生医院，并在同一天被转介到国家传染病中心。 卫生部文告指患者在前来狮城前，曾在尼日利亚参加一个婚宴上，可能食用过野味。野味也是猴痘的传染源之一。 该部也联系了23名曾于患者亲密接触过的人士，包括18名一同与患者参加研讨会的成员、一名研讨会场地职员和四名酒店员工。 国家传染病中心对他们进行评估并进行疫苗接种，以预防可能出现传染，作为预防措施，他们也被隔离21日。卫生部表示，这些接触过患者的人士，未出现猴痘病毒症状。至于其他风险较低的接触者，卫生部也仍每天进行两次联系，以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 传染病中心执行总监Leo Yee Sin告诉《亚洲新闻台》，猴痘在新加坡社群中传播的风险较低。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仅通过人际间传播可使猴痘在人群中持续存在下去。…

经过两天的激辩，国会在昨日晚上10时20分结束前，以72票赞成，九票反对，三票弃权，三读通过《防止网络假信息和防止网络操纵法案》。 人民行动党72议员投下赞成票，工人党的六名议员：毕丹星、林瑞莲、刘程强、方荣发、陈硕茂和费沙，三名非选区议员：贝理安、吴佩松和陈立峰则投下反对票。 至于先前一再呼吁《防假消息法》需进行修改的三名官委议员：特斯拉副教授、王丽婷和郭秀钦，则在他们对法案修改的建议未被采纳后，在三读时投弃权票。 多位议员在两日的辩论，相续对《防假消息法》提出观点，其中也包括质疑何以新法赋予部长取缔假信息的权力，以及为何绕过司法审讯，由部长先行裁决假消息并采取行动。 在进行辩论总结时，尚穆根则强调假消息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威胁社会安全或引起经济动荡。 至于授权不同部长的原因是，一些假消息课题可能涉及不同部门或专业领域，为此让有关部门部长直接作出决定。他们也必须为他们的决定面对挑战和质疑。 回应刘程强“先斩后奏” ：“头没断，手还在” 有议员建议将假信息的取缔权交给第三方，尚穆根表示，这么做是将政府应对假信息后果的职责，以及取缔假信息的权力分割开来，会削弱执行效率。 昨日刘程强以“先斩后奏”，比喻法案赋予部长的先行独断权，尚穆根则回应，即便部长发出更正指示，发帖者原文都还在“头没断，手还在”，还能继续用键盘打字、也能作出上诉。 刘程强则回应，假设部长认为某涉事者涉传播假消息，部长可直接做决定，可以发出更正或撤下文章的指示，部长已经先行做决定，为何不算“先斩后奏”？ “涉事者虽然之后可以到法庭申诉，但事实就是，他得先遵从部长的命令。”…

此前，三名官委议员：特斯拉副教授、王丽婷和郭秀钦，对于政府欲推行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表达关注，其中也建议应设立独立的理事会，以便监督网络虚假事件，以及监督执法情况。 不过，律政部长暨内政部长尚穆根在昨日的国会辩论中，则反驳三名官委议员的建议，认为再设立一个理事会，恐怕会导致官僚结构“不必要的臃肿”（unnecessary bureaucratic bloat）。 他认为， 国会既是代议士机构，就表示是以民主方式运作，议员可提问并问责监督部长工作。“你不能不断设立机构，那么谁又该去监督这些机构（委员会）的运作?” 他表示理解三位议员善意，可以促进国人对有关课题的持续对话，增进对法案的了解，“但是，设立另一个理事会是最佳方案吗？会否导致官僚机构不必要的臃肿？” 他认为国人必须理解现有体系和机制，有能力执行和应付网络假消息问题，“议员在任何时候有疑问，都可通过国会提问，这些问题都会一一或解答。” 在4月30日，三位官委议员发表声明，列出修正建议包括： 设立规定行使权关键原则（法案原则，Principles of the…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于今日在国会进行二读辩论。工人党前党魁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刘程强直言，对政府提呈有关草案感到“非常失望和惊讶”。 刘程强表态工人党反对上述《防假消息法》，“虽然我们认同有必要立法对付网络假消息，避免破坏现有政治体系和多元种族和谐，或影响选举结果。也应强制网络公司撤下可造成社会分裂的言论。” 但他指出，政府提呈该法案，不仅是为应付上述挑战，其背后动机，乃是为了对社交媒体的批评者起阻吓作用。“政府只要选择性处罚一些初犯者，就能达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令人不寒而栗，造成言论自我审查。” 他不违言，这是为保护执政党，进行政治垄断的政策目标。 他也不认同律政部长尚穆根的解释，指出其他法令中赋予政府的权限，仅针对网站或公司，但是《防假消息法》枪口却针对个人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言论，令人担忧。 网络和社媒乃平民论政、问责之空间 他认为，网络假消息固然为社会管理带来新挑战，需要有新策略应对，然而不应忽略，市井小民讨论政治，已不局限于咖啡店，网络和社交媒体也是论政和问责政府的平台，这是科技进步为民主带来的正面发展。 他说，如今人民若对政府和政治人物质疑，不必躲在街头巷尾窃窃私语，已走出过去内安法令下，部长决定就可未审讯扣留的白色恐怖，这是我国迈向开放民主的一大步。 民众可以透过网络监督政府和反映对政策的意见，政府和人民可直接沟通和回应，知晓人民的需要，有助改善民生。”民意体现已不仅限于选举时，能善用网络平台的政府，更能推出体恤民情合民意的政策。 工人党表示，无法接受把人民论政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交给部长裁决。他列举工人党反对《防假消息法》的原因包括：第一，法案让部长拥有绝对的权力判断什么是假信息，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这就像在一场球赛中，让部长同时扮演球员和裁判的角色。 “李显龙总理近日指出，科技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仇恨言论和假新闻非常容易散播，也让恶意人士更容易操纵观点，甚至影响选举。但我们怎么能肯定，执政党的部长就不会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观点和散播假信息？ 虽然法案规定在大选时部长必需委任一名政府官员来替代部长执行任务，在表面上看来是避免利益冲突。但又有谁能确保这位由部长所委任的政府官员不会为了自己和部长的利益而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

据路透社报导，该社此前因揭露缅甸军人屠杀罗兴亚人事件的两名记者，在被囚禁逾500日后终于获释。 现年33岁的瓦隆(Wa Lone)和29岁的乔索欧(Kyaw Soe Oo)，被当地政府指控违反“国家机密法”，他们在2017年12月被逮捕，去年9月被定罪，并判处七年徒刑。 2017年8月底，在传出缅甸军方屠杀罗兴亚人约一周后，瓦隆和乔索欧开始追查10名罗兴亚男子在杀他七年被缅甸军民屠杀一事。 12月12日，两名曾在若开邦工作的警员，以“放料”为由邀请两人到仰光一间餐厅晚饭，其间交出一叠“与屠杀有关”的文件，两人持文件离开餐厅时随即被捕，控以藏有国家机密罪。 两人否认违法，称自己被警察插赃嫁祸，但最高法院上月驳回两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路透社也一直强调瓦隆和乔索欧两人没有犯下任何罪行，要求当局释放他们。 两人被判决也引起国际关注，引发了外界对于缅甸民主化进展疑虑，以及外交官员和人权人士的抗议。 今早瓦隆和乔索欧从仰光郊外的永盛监狱外获释，监狱外围满了媒体和热心人士。笑容满面的瓦隆感激国际上为争取他们的自由所做的努力。 “看到我的家人和同事，我真的很高兴也很兴奋。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我的新闻编辑室。”…

国会在昨日（5月6日），三读通过刑事法典修法，偷窥或偷拍者日后被定罪，将被罚监禁最长两年，比非礼罪的监禁刑罚还多一倍。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法案二读时强调，当局早在国大宿舍偷拍事件前，就已意识到，现有法律不足以应付偷窥等罪行，因此修法也纳入这类犯罪趋势的考量。 上述修法旨在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其中弱势受害者，被定义为外籍女佣、未满14岁青少、弱智或残障，以及无法自我保护的弱势者。 另一组弱势受害者则指与犯罪者有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或密切关系者（close- relationship）。 如果受害者属弱势群体，罪加一等，是一般最高刑罚的两倍。若蓄意导致弱势受害者重伤甚至死亡，被告可面对最长20年的监禁。 尚穆根表示，只要涉及弱势受害者，警方就能介入逮捕嫌犯，即时有关罪名原本不允许警方直接行使逮捕权。 法案也加入一项假定条文，被告只要录影或偷窥他人私密行为或私处，就属未经受害者同意的行为，被告需负起举证责任，向法庭证明他们是经得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录影或窥视，才可能脱罪。 至于动手脚安装针孔摄影机偷拍，也属刑事罪。 过去三年，大学37宗偷拍案涉弱势受害者 针对如国大偷拍事件的案例，目前的刑法称之为非礼罪（insult…

全国职工总会劳动节集会在昨日（5月1日）举行，财政部长王瑞杰，也首次以副总理身份，首度在该集会上发表主旨演说。 他再次重申职工运动一直都是人民行动党最重要的伙伴，全国职工总会和行动党的亲密共生关系，是新加坡独特而宝贵的劳资政三方合作关系的基础。 “今天是我首次以行动党下一代领导班子领军人物身份，对大家发言。”他如是告诉现场群众。 称不会抛弃工友 他也和历任总理一样，重申了建国总理李光耀50年前在职总现代化研讨会上做出的承诺，保证行动党和职总的亲密共生关系，将会在第四代领导层以及往后继续下去。” 王瑞杰称行动党珍视和职总关系，并向工运承诺，行动党永远都不会抛弃工友。 同时，第四代领导班子会全心全意帮助年长工人继续就业。 话虽如此，摆在国内劳动者眼前的则是艰巨的挑战和竞争。过去，王瑞杰曾在南洋理工大学的一项活动， 呼吁国人应抱持信心和全球各地不同族群、言语和文化的人交流，并指出“大家不会想活在一个人人筑墙自保的世界。” 国内PMET的困境 他认为，我们必须加深对他人的理解，无论对方是新移民、我们的邻居、大学同侪、还是其他大学的学生，也鼓励学生参与大学间的交换学生计划。 其中一位与会学生，也对王瑞杰抛出问题，询问他对于放眼我国到2030年引进690万人口的立场。但他指出，我国的人口还不算过于稠密，还有其他都市比我国更拥挤，他也引述“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在2014年的提议，新加坡要保持长远永续成长，就应以人口达到一千万的情况作规划。 然而，政府大开闸招揽外来人才定居我国，本土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却面对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