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holas Tang：
我必须老实说，我讨厌个人代步工具。我认为他们对社会是有威胁的，落实针对电动滑板车的禁令是应该的。我们也有同样的不满：我们讨厌它们在行人道上快速移动，我们讨厌个人代步工具让我们在已经非常狭窄的行人道，让路人无法安全走路，但通常就是很反感电动滑板车大声播放令人难受的音乐（例如小苹果），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也列为“犯罪行为”。
尽管如此，我却认为政府不应该禁止个人代步工具。当然，禁令是最简单快速的解决方式，但却不是最佳方案。这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法规的问题，个人代步工具更像是揭露了社会的裂痕，而我们需要对这些裂痕加以修复，避免社会基础崩裂。我将聚焦在三种不同的要素，他们互相交织与连结，不能仅单独讨论：阶级、政府政策与社会责任。
阶级问题
其中阶级可分为两种问题：首先，他们被视为实用实惠，大众均负担得起；再者，个人代步工具开启了送餐行业新景象，让过去无法负担昂贵高效交通工具的人，找到另一种工作机会。
第一点，在颁布禁令后，网友何益豪（Kelvin Ho）将自己对禁令的不满发布到网上，其中已可明显看见阶级主义的效应。在Reddit中，所有的评论大部分聚焦在嘲笑他作为送餐员与新加坡口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uM9-uxnJ4
嘲笑他人口音缺同理心
当然或许他的送餐经验相对缺乏，但他确实提出几点值得讨论。此外，新加坡确实有一部分人的口音如同何益豪，尽管不能理解他的论点，但也不能成为攻击他个人品行的原因，这显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对彼此缺乏同理心的一种表现。
何益豪提出了观点：不是每个拥有个人代步工具的人，都能够负担摩托车，或是其他交通工具。
要知道新加坡的汽车都是出了名的贵。换言之，汽车就是社会上比较负担得起的人才可以拥有。汽车之所以如此昂贵，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在一个空间狭小的国度内，政府要限制车辆的数量，这有它的意义存在，而由背后来操控交通工具的分配，这又另当别论，但目前可以说，私人交通工具是昂贵的奢侈品。
另外，禁令的实施，让大部分依赖个人代步工具的送餐员更艰难。送餐员多由都由社会弱势群体担当，而禁令限制了他们工作的方式，更是威胁了赖以生存的送餐员。原本阶级的差异就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上最大的分裂，而且它超越了种族与宗教，成为了我国推动平等社会与精英统治最大的障碍。
这些观念可从亚洲新闻台的纪录片：《不分阶级》（“Regardless of Class”）中那些令人心碎的片段就得知，阶级观念与分歧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灌输到公民身上。
政策因素
另一原因，让我不赞同禁止个人代步工具的原因是，每当一项政策扯上阶级分歧的风险，我就必须有更多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禁令将会对权力较低的弱势族群形成伤害。
事实上，政府可以更好的处理这些问题，当政府在首次授权UL2272认证，并将其作为个人代步工具的条件时，政府也相当于默认了个人代步工具的使用。当然，UL2272认证是可以理解且必要的，因为许多意外都是在充电时所造成。虽然UL2272认证并不能表明政府的立场，但它为人民创造了合理的期望— 即只要拥有UL2272认证就能继续在新加坡骑行。
鉴于新加坡大部分地区，都缺乏自行车或个人代步工具专用通道，那他们继续在人行道上行驶也是合理的。然而，由于我国的基础设施无法跟随新科技的脚步，因此可以理解为，自行车网络的建立将会愈发挑战。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每当一项新交通科技的引进，政府都一直无法跟上脚步，从引进脚踏车共享到现在充斥着个人代步工具，政府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引进之后，却缺乏配合建立应对新科技的行动。
当然，我们有一大堆理由可以为禁令辩驳，例如个人代步工具引起的众多意外事故，包括日前更导致一名65岁妇女的死亡。但我更相信，禁令仅仅是治标不治本。引用美国政治家讨厌却能够精准形容的一句话，“枪支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而个人代步工具不是让他们变成混蛋的理由，是由混蛋所开始。那么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
人民的社会责任
我认为，如今会处在尴尬的立场上，是因为我们欠缺社会契约与责任，这也是许通美教授所要表达的观点，亦是共享脚踏车会在我们的社会中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个人代步工具的骑士无法在充满路人的行人道之间找到平衡的原因。并不是在指责个人代步工具骑士，或是唯一的祸害理由，我也相信有部分路人也相当抗拒个人代步工具。
我相信，一部分新加坡人会如此，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将善待社会的责任都丢给政府。每当问题出现，我们就期望政府来帮我们解决，而不是负起自己责任去避免问题发生。
这如同当年对口香糖的禁令，让政府为社会的整洁负起责任，而个人代步工具禁令亦是如此。随之，国家会看起来更清洁、更安全、“更有礼貌”没错，但这一切都是人为因素，是有政府所推动下来的政策而引起的效应，迫使我们需要作出禁止口香糖的行动，因为我们从不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所考虑，也因为政府已为我们“作出最好的选择”。
同时，电动滑板车禁令所解决的，只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它的效应还是会“扩散”，而政府无疑将会针对不同“症状”加以治疗，但它们都只是权宜之计。
若我们仅仅是处理表面的问题，我们最终只会如同中国一样，建立一个相同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该将部分的社会责任归还给人民，否则我们的社会无法成长。
我们不能一直期望政府为我们提出更好的政策，来让我们过得更好，这是无法奠定稳定的基础，它说来也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如今，我们的阶级分化正在恶化，除了是我们对社会缺乏社会责任意外，政府的政策也增强了分化。我们的“怕输”心态是臭名远播，没什么值得骄傲。
丧失对他人的关心
我们一直被灌输一种，“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就必须在方方面面都比其他人更好”的理念。但在细心经营我们的国家的同时，我们却丧失了对他人的关心。我们缺乏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同理心，甚至寻求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成全自己。
我承认，社会分裂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但在建立有良知的社会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规则和条例来治理。
所以，我并不主张将规则完全剔除，如果这是你理解的内容，那你真的误会了。在个人代步工具的课题上，确实需要借由政府的规范与介入，严格把关，然而这样的方式只会让政府成为过分严厉的“家长式教育”，阻碍我们的社会进步。最终只能强行改变人民的行为。
在这方面，我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人们的善良，也呼吁我们走向更仁慈的社会。
原文出自本社英文站：PMDs: a story of class and cr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