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时报》前总编冯元良，在《南华早报》撰文，认为新加坡应以史为鉴，他提出800多年前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威尼斯，以商贸起家盛极一时，但晚期却因为贵族精英独揽权力，扼杀公民参与决策权，最终引致威尼斯的衰亡。
冯元良在这篇评论文章指出，首先，中世纪早期的威尼斯，之所以能崛起成为强大“海洋帝国”（威尼斯方言称为Stato da Mar），乃是因为威尼斯公民能对行政有话事权，以及可以分享国家的繁荣成果。1171年，实权总督的权力，被稀释下放给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大议会。
遴选大议会成员的过程也近似民主制度。候选人提名者乃是抽签决定。提名人推举的候选人名单公布，威尼斯公民即可投票选出属意的候选人进入议会。
当代一项具显著意义的制度乃是“colleganze”，即以合股公司心事，来资助远洋商贸探险。商人发起远洋探险航程，而街上任何男性，都可以购买其中一小部分股份来牟利。
经济市场是开放的，任何精打细算的公民都可以从远行至摩洛哥和土耳其进行香料贸易的远航图利，也激发基层企业家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官僚主义的阻，当时的威尼斯，成为该区域最大的商贸城邦国家。
那么，遥远年代的威尼斯，和今天的新加坡有何意义？
新加坡人有否足够发言权？
我认为，威尼斯的兴亡，有值得同样作为城邦国家的新加坡借鉴的地方。首先，除了大选以外，新加坡人是否有足够的发言权？如果国人对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有意见，他们的声音是否又被听到？
其二，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成果，有没有广泛、深入地分享给各阶层国人？如果不是，新加坡又该在不影响国家竞争力和成长前景的情况，解决这种不平等现象？
再者，即便许多保护政策都是出于善意，但这些保障和限制是否束缚了我们在面对21世纪充满变数的经济所需要的承担风险和创业拼搏精神？
至于第二个教训，是威尼斯晚期把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时，她的命运就开始走下坡。
1297年，威尼斯通过法律，瓦解了普通公民对决策的参与权利，限制只有贵族家庭出身的男性后裔，才能成为大议会议员。
少数精英揽权 扼杀威尼斯
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威尼斯的衰亡，例如荷兰和英国等新海事强国的崛起，但仅让少数精英独揽大权和财富，已然大大地扼杀了威尼斯活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上层阶级设法保住他们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版《金书》(Libro d’Oro)这一贵族阶层的官方登记名录，来正式阻止社会流动性。如果你的家族不在上面，你就别想加入这个城市的寡头统治集团。
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完结”（la serrata），对普通公民的排斥，很快就延伸到经济领域。
特权人士搜刮底层群众自肥
不久后，原本公民可参股的colleganza也被禁止。寡头集团虽是世袭制，但是《金书》在1281年公布时，只要您有关系管道，或曾任公职，只要以10万达克特金币，就能成为新会员。
而《金书》特权群体，无耻地透过压榨底层群众自肥，更是加速了威尼斯的垮台。
这些贵族家庭成员，可以获得官职、从国库中领薪，但无所事事。滥权比比皆是，甚至聘请盲人来当商船瞭望员；有了稳定的收入，他们再也没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动力。
更糟的是，贵族家庭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投机或奢侈消费，而不是投资促进生产的领域。可想而知，长久下威尼斯走下坡，甚至最后没有财力请佣兵防卫，最终在1797年被奥地利帝国纳入版图。
如果新加坡还想看看亚洲的例子，那就说汉皇朝吧。诚如中国史学家钱穆形容，汉代是郎-吏当权的社会，郎士族群体透过科举，跻身中央政府官僚群体；吏则是地接军官，执行郎士族的命令和政策。
人民感到与精英阶层渐行渐远
但长久下来，郎士族与皇后亲属和宦官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最终引发百姓揭竿起义。
“新加坡没有让特权自肥的《黄金书》，但我知道有些新加坡人已然感受到和统治精英阶层渐行渐远。他们常说他们已经考量周全，且鄙视任何反对观点。”
近期新加坡执政党放言表示有意更为包容，且在不侵害社会凝聚力的情况下，容许存在差异的共享空间。对此，冯元良表示期待并保持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