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协会于昨日举办国庆群众大会,总理李显龙在之后的闭门对话会,再度强调99年屋契是公平安排。 他强调,当民众付出一定价钱,向政府(建屋发展局)购买公共组屋时,是买了 99年的屋契。99年期间,这间组屋是你的,你可以用满这屋契99年,这期间你“拥有”这间屋子。 “间中你可以选择转卖出去、或者租给人。但是,到了99年,再归还给政府。 总理还举例,就好像把20年契约卖给小贩一样(we sold the stall to the hawker for 20 year lease),这期间小贩可以使用空间经营或租给人,但最后还是归还给政府。 在对话会上,李总理针对一名惹兰加由基层领袖的询问,指组屋到了99年就没有价值,表达了上述看法。 ”这公平吗?我认为是公平的!你买产业,我们开价给你,这产业值很多钱,但我们卖给您的是获津贴价钱。你可以自己住,也可以租出去,或者参与政府的屋契回购计划(lease buyback programme)。“ ”总得还租金吧?“ 他补充,假设一名青年30岁结婚时买了99年屋契单位,40年后退休时70岁,房子还剩下59年屋契,仍足够让他度过余生。除非能活到129岁,或许将来可以,但是现在很少。 ”所以我们是让您在退休时,已经有付清的房子,有足够的屋契期限让你安享退休生活。再者,假设您活到90岁,屋契还剩30年。 所以他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可以转赠给孩子,如果孩子不要可以卖掉,或还给建屋局。你可以用满99年,但是99年后回归政府,政府循环土地再使用重新发展。我想这是公平的。 我想要明白的关键一点,如果是99年后,你把房子还给政府,我们把钱退给你,但是,你住房子的这些年呢?总得还租金吧?“ 他说,99年屋契期间,政府会透过家居改进计划来为组屋报纸,或者住户可以参与自愿提早重建计划(VERS),让屋契到70年的组屋住户,可以决定是否套现组屋价值。 《联合早报》视频附有中文字幕,各位看官可对照总理谈话原意:...
身体抱恙中年清洁工R先生,申请建屋发展局租屋不果,在组屋垃圾处置站住了近两年。网民上载访问R先生的视频遭到疯传,也引起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迪舒沙和建屋局的关注。建屋局也随即发文回应,将安排R先生在本周先入住临时租房,解燃眉之急。 事缘上周四,一名林姓民众发现,清洁工R先生住在锦茂19A座组屋后的垃圾处置站。影片中显示,放置大型垃圾箱空间后方的两个小室,就是R先生的睡房和沐浴室。 根据视频中与林姓民众的对话,R先生透露本身是新加坡公民,刚从印尼搬回来,两年来向建屋局申请组屋,但是在议员帮忙下,至今都没有结果。由于在附近任职清洁工,所以就近住在这间垃圾处置站。 R先生也透露自己刚出院,身体状况欠佳,有心脏和呼吸系统问题。他说希望建屋局能安排租用组屋给他,虽然暂住在垃圾站,但比起露宿停车场或组屋楼下,至少现在有瓦遮头。 影片上载后遭网民疯传,点播率高达6万9875次,但是网民对短片中R先生的处境反应不一。有者质疑R先生没有透露更多实情且“扮可怜”,不过随即遭网民挞伐,指出不管他过去做错了什么,但不代表就应该剥夺他生活的尊严。 上载短片的民众也回应,老者只是希望有瓦遮头,租用组屋就已足矣,甚至不要求是否有房有厅,这难道要求太高了吗?“他只是努力生存…没有向大家讨过一分钱,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居所让他好好休息。”他认为,老者需要比较卫生、舒适的环境养病,垃圾站显然不是养病的好地方。 建屋局:已安排临时租房给R先生 建屋局也注意到有关R先生的视频,马上发文回应,解释R先生在去年首次申请租用组屋,由于他自身不符条件(妻儿非新加坡公民),建屋局另安排他申请租住宅。不过他并没继续完成申请手续。 建屋局也指出,今年9月,议员迪舒沙替R先生上诉申请,建屋局也再次联系R先生,但是他拒绝了建屋局提供的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Joint Singles Scheme)。他表示较后将连同一名家属再提交租屋申请。 “R先生申请长期的住房计划,建屋局已经再次联系他,作为应急措施提供他临时租房,先提供他合适的住房环境,解决燃眉之急。“建屋局表示,将竭力协助R先生,希望各界理解并呼吁民众停止对R先生的处境做其他揣测。 迪舒沙:短片内容“未反映事实全貌” 至于议员迪舒沙也另外在脸书贴文,称过去数周都见了R先生几次,影片所说的故事也”不全面“。他也解释,早前R先生没有接受建屋局的联合住房献议,因为他不愿和另一人同居一室。 ”R先生也申请了社区财务援助,目前还在审核中和等候他提交相关文件。我的选区团队会提供协助,包括分发购物券给他。“ 他补充,本身也敦促市镇会,继续聘用R先生,保障后者有稳定收入。 不过,他也在帖文中回应,往往上载视频很简单,营造负面的情绪,但却不能反映事实全貌。 “在镜头的背后,还有很多工作在默默进行,来改善居民的生活。我会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以及建屋局官员一起,致力寻找解决方案。R先生也透露自己不清楚短片的拍摄目的。” 虽然迪舒沙声称,其选区团队背后也在为许多工作“默默耕耘”,不过何以他会默许R先生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下长达两年,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不是网民发短片揭露此事,建屋局是否会马上作出安排,让R先生先入住临时住房呢? 或许,迪舒沙也应该为揭露此事的民众和网民致谢,感谢大家对R先生的关心,让当局能从速为R先生安排合适的住所?
彭博社在上月,把新加坡列为续香港后医疗系统最有效率国家,效率比分高达85.6(香港为87.3)。 但是,72巴仙的国人仍对本地的医疗服务不满意。其中有几项导因,包括漫长的等候就诊时间,还有越来越短缺的医疗资源(如病床)。 人口增长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有更多国人寻求在本地医疗机构就诊,似乎医院将变得更为拥挤。从2015年到2017年,我国总人口增长1.4巴仙,同期间到急症医院(公立和专科医院,不包括精神科医院)求诊的人数,也飙升了13.6巴仙。 即使在分析中把精神科医院和社区医院也涵括进来,仍可看出入院率从2010年以来就随着人口增长加快步伐攀升。 本地一家消费调查机构Value Penguin作出统计,梳理本地医院和医疗服务越发拥挤的情况。 该机构的报告也显示,人口老龄化、死亡率增长(比起2014-2016年人口增长2.5巴仙,死亡率也增长3.2巴仙)和医疗旅游,加之医疗资源供应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都是导致医院越发拥挤的因素。 总人口中急症医院住院占比 除了住院率增长,在特定时期医院也会面对高度拥挤的状况。根据Value Penguin数据调查显示,医院在工作日反而比周末更为繁忙,以我国六家公立医院为例,都是在周一至周四的病床使用率最高。全年的病床使用率平均值也在85巴仙。 6家公立医院在2018年7月15日-21日期间的病床使用率 Value Penguin认为,漫长的等候时间,也是医院是否拥挤的最好指标。求诊人数多、但是医疗人手、器材和资源若不足,病患轮流等候就诊的时间就越长。根据2018年7月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病患在6家公立医院,从急诊室转到病房的等候时间平均为2小时半。 同时,在周二和周三,在医院的平均等候就诊时间最长,平均要3.2小时,周末为1.6小时而周一和周五为2.3小时。这也说明,病患在平日到医院看诊,更容易产生医院拥挤的印象。 六家公立医院的平均等候时数(2018年7月15-21日) 六大公立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89巴仙 那么,哪一家医院几乎人满为患?根据卫生部的每周数据显示,邱德拔医院的病床使用率最高,达96巴仙,在一些单日甚至可以全满。不过,该医院的等候时间最短,相信是病人出入流动量较快。 此外,陈笃生医院的等候时间最久,以每周数据为基准平均要4.5小时。它的病床使用率也是第二高,95巴仙,总体来看成为最拥挤的医院。至于樟宜医院的平均病床使用率85巴仙,等候时间为1.7小时。 六大公立医院从急诊部转入院等候时间(中位数)(2018年7月15-21日) 医疗系统提升跟不上人口增长需求 Value Penguin认为,在医院设施的提升跟不上人口迅速增长之下,仍会有越来越多国人在医院求诊感到拥挤和不便。假如需求仍持续增加,即将开展的医疗提升项目可能仍不足以舒缓现状,更何况这些计划可能要数年才完成,例如2023年才竣工的中央医院急症大楼。 故此,该机构提醒年轻国人应更注重疾病预防,改善饮食、培养运动习惯来改善健康。 虽然Value Penguin也建议可考虑购买私人综合健保(IP),入住A级病房或私人医院可减少等候时间,不过私人医院收费比起A级病床配套价格差距达127巴仙,视您的年龄,成本可从118至1527元不等。 随着年龄增长保费也越来越贵,消费者有需在医疗成本和看诊便利上作出权衡。...
上周,乐施会公布一项指数,对比全球157国在降低贫富差距所做出的努力。其中,我国被指降低贫富差距成效不彰,排名只得倒数第九(149名)。 乐施会的报告,很快就遭到政府要员的反弹,其中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坚称,乐施会更应该看看我国政策所达成的成效,例如国民高拥屋率、医疗服务领先全球、学生表现排名佳子,说明现有政策已取得成效。 李智陞甚至言道,新加坡人普遍承担的所得税偏低,几乎一半人口不缴任何所得税,但是这些群体却能从政府获得高素质基础建设和较多社会援助。 王瑞杰对乐施会报告“失望” 此外,财政部长王瑞杰也对乐施会的报告感到失望,认为报告将资源投入和表现混为一谈,只关注政府在教育、医疗上的开销,是错误的分析。 “世界银行发布“人力资本指数”就是为了研究如何改进政策成效,排列第一的我国非常乐意和其他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也希望国人确信我国的制度很好地为他们服务。” 对此, 乐施会贫富不均政策负责人麦斯罗逊也回应了李智陞,指出为何在落实扶贫累进税制政策排名,我国包尾,也与我国宽容富有大企业和个人的税制有关。 他指出,我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是跨国界的,甚至被富有企业视为避税天堂。结果是被规避掉的税收,侵害了其他发展中/落后国家的收益,使之缺乏可投入发展学校和医院建设的资金。 经济学家:应改革公积金税制 针对我国在促进累进税努力的包尾排名,本地金融服务专业前主席梁实轩也有话说。他在个人博客撰文,提及去年11月,出现在英媒《今日报》题为《公积金扣税更利富人,经济学家要求税制改革》的报导。 报导中称,假设一名富人存入100元在公积金户头,就可得到22元的所得税减免。但相对下,月入3千元的普通民众,只能得到2元的减免。 经济学家Walter Theseira建议,应改革我国公积金减免税制中的“累退性质”。比起高收入者,收入较少者却贡献出收入中更大占比回馈社会,可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潜在储蓄差距出现极端差异。 根据Walter的计算,收入较低的一半家户平均获得14巴仙公积金扣税,但是社会收入前10巴仙的家户却可得到31巴仙的扣税。 相对下乐龄补贴计划的3亿5千万元的开支,政府为上述扣税补贴,每年要付出10亿元收益的代价,这可不是小数目。 政府或许可辩解,10亿元的扣税补贴,乃是鼓励公民在公积金储蓄,但是Walter则质问:“如果取消掉补贴,这10亿元是不是还能支持更多的退休政策?” Walter则建议,政府应改用“信贷制(credit system)”,不论收入阶层,纳税人都获得相同所得税回扣,这些信用额度可用来减免其他税务,或用在公积金当缴税额。 “扣税系统与边际税率挂钩,收入水平较高也会增加扣税值,相对下信贷制度本质上更为中立。” 财政部称落实“累进”社会政策 当时,财政部曾对Walter的建议作出回应,表示探讨税制系统较不“累进”的部分是可行的。不过整体新加坡税制和财富转移系统就是“累进式的设计”(注:累进税指的是收入越高,被课税的税率也越高)。 例如,在2016年,每征收一元税收,低收入家户就可得四元收益,相对下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只能得2元收益。 在就业入息补助计划(为月入2千劳工补贴3600元)和乐龄补助计划,政府每年开销10亿元,协助退休或低收入者。至于公积金的派息利率也有分层次,首6万储蓄的派息较高。 财政部认为,透过落实各种计划,已经使得现有社会政策呈现有助低收入者的累进性质。“公积金乃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重要支柱,和获津贴的高拥屋率、教育、医疗福利和和技职培训相辅相成。对于较不幸群体,则可透过其他计划施予额外补助。” 对此,Walter教授认可现有的累进式社会政策,但也提醒探讨公积金扣税制度,也是一次良机,改善更均匀、累进式的税收系统。何况为落实乐龄补贴计划,政府的开销也不小。...
不堪收费负担,裕廊西小贩中心12名小贩约在今年八月,提交一份联署诉求信,呼吁环境局指示该小贩中心运营商,废除由小贩承担的奖励顾客送还托盘措施。 其中一名小贩透露,除了每月约两千元的租金和其他附加费用,承担奖励顾客归还托盘的开销,每月累积下来,有时可高达900元。 其余附加费用还包括1100元的清洁和收碗盘费、250元的服务费和300元的自动现钱机费用,致使小贩每月开销加上租金可高达4千元。 除了环境局,这份诉求信也提呈给裕廊西小贩中心的运营商,口福集团子公司Hawker Management。 然而,环境局发言人对此答复,奖励归还托盘制是小贩和Hawker Management签署合约的一部分,在签约时应清楚有此条约。 另一方面,Hawker Management 则告诉《今日报》,管理层是与摊主们合作推动奖励顾客归还餐盘,并认为这有助打造干净舒适饮食环境。不过,他们将探讨小贩们的诉求。 其中一名小贩列出每月近4千元的开销: 租金:2140元 洗碗盘费:1100元 租用现钱机:300 归还托盘奖励:约数百至900元 服务费:250元 或许有经验读者会发现,高达1千100元的洗碗盘收费,小贩几乎可以自行聘请洗碗工。 口福集团执行主席庞琳,也是草根领袖 Hawker Management的母公司口福集团,乃是巴西立-榜鹅集选区草根领袖庞琳所创立。他是榜鹅21社区中心建设基金委员会副主席,也是榜鹅北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榜鹅21社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赞助人。 在2014年,庞琳获颁公共服务之星奖章: 至于口福旗下子公司Hawker Management,把碗盘和餐桌清理服务,外包给伟盛(GreatSolutions)私人有限公司。GS控股则是前述公司的母公司,由庞琳的兄弟庞威创办。 伟盛有限公司在官网宣称,能提供大规模的中央碗盘清洗服务,在网站中也列出为多家知名本地食肆,如肥雄集团、DOME、荣寿司等等提供服务。 口福子公司把碗盘清洗外包于伟盛 根据GS...
东南亚新闻与研究平台《新叙事》(New Naratif)总监,暨历史学者覃炳鑫博士,提醒不应“过于依赖”、以为选举就是促进政治改革的不二法门。 他提醒,人们似乎已经认定,政权的合法只能透过选举产生。然而,朝鲜最高领导人,也是民选的领袖,操弄选举和制造恐惧对他而言,简直是轻而易举。 “选举可以是自由的,但不代表它必然是公平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赢得过去所有选举,但是没有一场是自由而公平的……当然,如马国国阵,也善于划分不均选区、甚至在大选前,直接逮捕反对党政客来操盘选举结果。” “故此,选举不必然是公平的,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也不必然是正当的。我们太专注在讨论机制而本末倒置。民主本来就建立在价值观和社会典范,而不是机制。” 他也提醒,人们也应警惕不要把机制规章,误认为就是民主规范。 “2018酷隆坡嘉年华”在上周举行,覃炳鑫博士受邀为“东南亚强人的诉求”研讨环节主讲人之一,和马来亚大学法学系助理教授亚兹敏砂伦、菲律宾视觉艺术家与摄影记者伽罗卡布科和马国人权律师、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同台讨论东南亚政局。 冷战后东南亚多国“选边站” 在研讨环节初始,覃炳鑫从历史角度分析强人政治的起源。纵观历史,政治组织的起始状态都是帝国。而后在一战期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成为政治组织的根本,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终取代了帝国。 二战结束,国际冷战趋势影响下,迫使东南亚许多后殖民国家,必须作出“阵营分明”的意识形态“买队”抉择— 要么倒向资本主义,要么共产主义。 “撇开这些抉择的对错,对于建国的新独立政府则是一笔赌注,为了稳固政权他们不得不选边站,并把你的政治对手打压下去。” 东南亚区域多从君主制的王国、苏丹国迈入殖民主义,民主意识扎根本就不深。我们也曾有短暂时期,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等百家齐鸣,但却因为迈入冷战时期嘎然而止。 其二,当权者试图假民族主义合理化他们的政权。整个60年代,左派面临大清洗:那些设想不同国家模式的人士、对于泛马联盟和马来亚/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异议者…… 与此同时,苏卡诺在1965年倒台,共产党人被指控为幕后主使并被谋杀。 我们从没机会让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理想在我们的文化中扎根。覃炳鑫认为,要议论东南亚强人,离不开讨论他们如何借民族主义、操纵国家机构来巩固权力,以及制造恐惧来树立威权政治。 安美嘉则询问覃炳鑫,其心目中谁堪称东南亚政治枭雄?后者直言:”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巫统的数位领导人、菲律宾的马科斯和现任总统杜特蒂,至于印尼则非苏哈多莫属。“ 放任式资本主义下的新剥削模式 他补充,近年来,东南亚社群正经历一个阶段,放任的资本主义加剧两个阶级间的不平等:拥有资金可自由移动的阶级,以及无法自由流动的劳动阶级。 这种情况形成另一种剥削模式:资本家有本钱威胁,把生意转移到更有盈利的地方经营,迫使劳动阶级被迫接受日益萎缩的薪资,否则将失去就业机会。 他请听众回想近几年事件,资本主义越发压迫人民生活空间,然而,大家并没有正视放任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根源,反之,对于眼前所见,经济移民涌入国内,感到恐惧。 “我担忧那些正设法稳固政权的政府,会诉诸利用这种对外来经济移民的恐惧。”覃炳鑫举例,不久前,马国首相敦马对于中国人投资的柔佛森林城一事的立场。 他认为,真正的考验在于,当政府陷入困境时,他们会选择团结人民,还是会诉诸分而治之并制造恐惧的老掉牙策略? 假法治和资本市场名义,实行集权 覃炳鑫补充,这些政治强人的意图并没有改变,他们从威权政治所学到的,“可以修改法律,借法治的名义对付对手,”例如新加坡《报业与印刷法》和马国的《印刷与出版法》,就是一例。 另一种机制就是资本主义,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买下多家报业,再安插自己的朋党管理之;李光耀则迫使多家报纸被收购并置于单一控股公司地管辖下。他们利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运作模式,“买断”所有对手,钳制新闻自由。...
日前,一家女佣代理公司SRC Recruitment LPP,因涉嫌透过网购网站推销女佣服务,被人力部提控144项控状。 这家公司和一名职员,透过网购网站Carousell推销女佣服务,人力部指责,此举已损害女佣尊严,将客工商品化。 在9月14日,该公司和职员,以maid.recruitment的用户名,在Carousell网站上载多名女佣头像和个人资料。 这些女佣来自印尼,新加入女佣被贴上”新鲜“标签,已找到雇主的女佣则列为“已售”。 人力部强调,把外籍劳工当成商品是不能接受的,也抵触了职业介绍所法令第11(1)(c)项,该条例阐明职业介绍所不应作出有损和贬低客户利益的行为。 简言之,客工委托职业介绍所协助寻找雇主,但却被当成商品贩售,矮化劳工的尊严。 该公司在广告也没有注明名字和注册号码,公司执照目前已被除名,有关职员也被撤销职业介绍所代理资格。该职员也面对99项控状。 这是一起单一的个案,但是也显见,可能社会上普遍对于客工平权的概念仍匮乏。 2017年12月,外籍劳工总数约为136万人,绝大多数从事“肮脏、劳累和危险”的3D职业,填补了劳力结构上的空缺。 然而,我国客工遭剥削问题一致存在,被招工代理征收昂贵中介费导致债务缠身、拖欠薪资、扣留护照甚至暴力和性侵事件,都是藏在新加坡经济繁荣的表象下。 而当面对雇主不公欺压时,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之大多知识水平不高,求助无门,也不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如果没有非盈利客工组织出手相助,相信一些客工只好哑口吃黄莲,却无法声讨权益。 “隐形”的底层客工? 诚如美国著名记者芭芭拉恩里克,在《我在底层的生活》,记述那些在酒店进行清洁工作的妇女,坦言:“那些在酒店走动的上流人士,不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们似乎是隐形的!” 然而,他们同我们一样生而为人,惟社会一些看不见的歧视和偏见仍然存在。他们生活在我们周遭,确保我们的住家井井有条、把组屋一栋栋地盖起来、把街道打扫干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生活、风俗、语言文化等,恐怕一无所知。 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也有必要检讨,例如客工为了来工作必须付还高额介绍费、雇主开除员工无需理由等等,一些雇主甚至限制客工休假和自由等等,再再显示,我们距离真正做到先进而尊重各阶层权益的文明国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