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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是国际终止性工作者受暴日。不过，社区式性工作者维权组织’X计划‘（Project X），却在当天接到一名菲律宾籍性工作者求助，他的顾客拒绝付费，还望她脸上砸硬币，令后者感到屈辱。 ‘X计划’组织指出，根据有关求助的跨性别工作者叙述，当他告知嫖客要事前付费，后者就感到不满，拿出500元在她脸前晃，还炫耀自己有的是钱。 但完事后，原本同意付款的嫖客，又以不满意服务为由拒绝付费，还对着该名性工作者大叫：“菲律宾当选环球小姐很骄傲吗？妳很骄傲吗？我讨厌菲律宾人，你们都是渣滓！”嫖客离开前，还对她砸了一堆硬币，用轻蔑的口吻对她说：“妳只值这些。” 虽然在身心灵上都受到霸凌和伤害，但考虑到近期她的一名友人因调查程序仍与执法人员纠缠不清，致使这名工作者也不敢报警。 性工作者被霸凌个案的冰山一角 不幸的是，这只是‘X计划’收到的许多个案中的冰山一角。性工作者长期以来遭到客户、公众乃至执法单位的欺凌，使得他们不敢向举报霸凌者。 处在法律灰色地带 早在2016年，‘X计划’的新加坡裔兼职人员就在部落格指出，不承认性工作为正式职业，影响是深远的。处在法律灰色地带，有许多性工作者被施暴的个案未被揭发和举报。 性工作在我国属非法，但政府又允许他们在指定的红灯区经营，还获警方监督。不幸的是，他们因为害怕被警方提告提供性交易，即使身为受害者也不敢举报施暴案件。 在第69届“消除一切对女性歧视行为”的大会上，’X计划‘提呈报告，揭露在新加坡的性工作者面对的人权遭侵害和其实问题。其中一项就针对执法单位对性工作者的歧视。 有关报告称：“无照性工作者经常遭警方临检和诱捕，遭遇警方不当对待、受顾客和群众的霸凌，甚至无法诉诸司法权益。” 根据’X计划’在2016年收到的施暴举报，有24巴仙投报与执法人员有关，使得执法群体成为第二类较频繁对性工作者施暴的群体。 难以诉诸司法权益 警方对性工作者的不当行为，可能包括直接的身体、言语和情感霸凌，以及不公和歧视性的逮捕程序，例如特征归纳（profiling）、诱捕、不让他们接触辩护律师和翻译员等等。 其中一名移民跨性别者贝拉，就在报告中分享个人经验指出：“警方把他们当恐怖分子看待，在突击检查时毁掉他们的房间。我们不喜欢被这种形式当作犯罪分子看待。他们也会骚扰我们，但从不给我们准证和提供工作。” 连执法人员也不把性工作者当人看，致使许多性工作者被施暴的个案鲜少被报导。这些理应把他们作为公众一份子来保护的执法群体，亦同时是最直接和间接伤害她们。 在2017年，网络媒体《The Pride》的一篇报导就揭示，当一名性工作者因为被嫖客殴打而报警时，警方不但未伸出援手，还反问她提供性服务，可知罪？ 新加坡性工作者的处境是惨淡的。他们难以获得任何部门或执法机构的帮助，致使他们必须忍受常人所无法容忍的各种可怕霸凌和施暴行为。…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施仁乔（Cherian George）认为，虽然第一代领导人把“建设民主社会”的期许，载入《新加坡国家信约》，但是多年来其意义已经沦为空谈。 他形容，人民行动党比较属意的民主模式，是把公民“挡在厨房外，让专业的厨师来料理”。新加坡只实践透过选举授权的民主政府最简化模式，导致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建设的潜力。 他补充，公民在《信约》中不仅宣誓将保护和维护民主结构，同时也有义务不间断地参与建设民主社会的工作。 公民有责任参与建设民主工作 他把新加坡政府与垄断企业向比较，后者同时也是监管者，其地位甚至不受市场概念动摇。 “这种模式已经损害了决策的质量，政府作为国家建设者，这个政治本钱的损失本可避免。同时，婉拒公民的参与，似乎和《信约》所有国人都是国家建设者的呼声，显得格格不入。” 施仁乔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前副教授，在2014年8月到香港浸会大学执教。他受邀出席本月26日，于金沙酒店举行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30周年庆，与通讯及新闻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同台探讨《多元化管理的政治》议题。 施仁乔说，人民行动党具备的一项传统优势，是作为在不同竞争团体中普遍中立裁判的声誉。“因为在社会内部纠纷中，即便不一定喜欢它，至少愿意相信他这个裁判。在某种程度上，人民行动党是独裁的：至少它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独裁者。“ 但他提醒，这种传统优势在今日已不再那么有效，例如行动党在移民课题管理不善，已损害了他身为国人利益守护者的声誉，致使她不得不在2011年选举后调整移民政策。 普杰立（左）和施仁乔针对社会多元化议题同台演讲。（图源：雅虎新闻，Jacky Ho, for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NUS） “选择性的干预”…

化名“千层糕”（Kueh Lapis）的网民，在电脑编程交流网站Github发布博文，整理出2012年至去年，总审计署所发现的多个公共部门出现的采购失误。 基于涉及工人党的阿裕尼-后港市镇会（AHTC）诉讼风波近期被高调放大，“千层糕”透过分析总审计署报告，比较其他政府机构与此诉讼案的失误。 “千层糕”认为，工人党领袖若管理公款失当，就应负起全责。但他质问为何其他的个案却未被认真看待？也没有任何个案引致工人党现在面对的诉讼、甚至可能破产的局面。同时，为何“公款监护人“，似乎对其余的失误情况并不关心？ 他认为，如果以上两大问题无法获得满意答复，似乎工人党领袖在审计失当课题上，遭遇到差别待遇。 担心被对付，“千层糕”在博文中表示不得不选择匿名，但强调撰写此文用意，乃是促进大家对关乎国人利益的国家议题，进行更严谨的辩论。 至少20政府机构被总审计署点名，涉管理公款失当 在工人党市镇会诉讼案中，辩方被指未招标就直接委任FMSS公司成为市镇会管理代理，在2012-2013财政年把660万支付给后者。 但是，“千层糕”根据总审计署资料，发现AHTC案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公款管理失误”，而是至少有六至20个政府机构被总审计署点名犯上同样发失误，包括： 国家公园局（NParks）在没有合理理由情况下，免除掉三项总值2008万元的顾问服务的竞标项目。国家公园声称，免除竞标是因为时间紧迫，却未能证明是什么突发或紧急情况导致上述紧迫期限而需免除招标。 在没有合理理由下，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NRF）未招标就把总值230万的项目管理服务的合约，颁给一家供应商，已违反了政府采购透明化和公平竞争的守则。（资料来源：总审计署） 其二，工人党市镇会在10项项目中，被指把合同颁给收费较高的LST Architects致使市镇会开销增加了280万元。 “千层糕”则在分析总审计署报告中，找到国家公园局和卫生科学局（HSA）也有同样失误： 国家公园局在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就允许一家顾问公司投入总值237万的服务项目，该局召开有限的招标，只有这家公司受邀。总审计署认为国家公园局有意颁发合约给这家公司，已事先知会后者。 卫生科学局现任的五家承包商，即便他们竞标提案不符招标条件，但卫生科学局还是把总值2千5600万的合同颁给他们。招标评估过程也存在违规行为。卫生科学局在这五项招标项目上，有违政府采购透明化和公平竞争的守则。（资料来源：总审计署） 其三，工人党被指向FMSS作出不当的付款行为。在2012至2013财政年，在没有招标情况下，付给FMSS管理代理公司660万元；以及在2013-2015财政年，FMSS是唯一竞标并得标承包商，被支付2千710万元。 但是，在总审计署报告中，也有两家理工学院— 淡马锡理工学院（TP）和南洋理工学院（NYP），都涉及同样失误： 总审计署发现，淡马锡理工学院对其债券投资的评估和批准失误。在购买五项债券中的其中两项（总值4千万元），该学院的投资判断，极度仰赖一名人士的资讯，但这名人士却与发行债券的公司有利益关系，致使无法保障有关判断的可靠性。…

人民协会于昨日举办国庆群众大会，总理李显龙在之后的闭门对话会，再度强调99年屋契是公平安排。 他强调，当民众付出一定价钱，向政府（建屋发展局）购买公共组屋时，是买了 99年的屋契。99年期间，这间组屋是你的，你可以用满这屋契99年，这期间你“拥有”这间屋子。 “间中你可以选择转卖出去、或者租给人。但是，到了99年，再归还给政府。 总理还举例，就好像把20年契约卖给小贩一样（we sold the stall to the hawker for 20 year lease），这期间小贩可以使用空间经营或租给人，但最后还是归还给政府。 在对话会上，李总理针对一名惹兰加由基层领袖的询问，指组屋到了99年就没有价值，表达了上述看法。 ”这公平吗？我认为是公平的！你买产业，我们开价给你，这产业值很多钱，但我们卖给您的是获津贴价钱。你可以自己住，也可以租出去，或者参与政府的屋契回购计划（lease buyback programme）。“ ”总得还租金吧？“…

身体抱恙中年清洁工R先生，申请建屋发展局租屋不果，在组屋垃圾处置站住了近两年。网民上载访问R先生的视频遭到疯传，也引起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迪舒沙和建屋局的关注。建屋局也随即发文回应，将安排R先生在本周先入住临时租房，解燃眉之急。 事缘上周四，一名林姓民众发现，清洁工R先生住在锦茂19A座组屋后的垃圾处置站。影片中显示，放置大型垃圾箱空间后方的两个小室，就是R先生的睡房和沐浴室。 根据视频中与林姓民众的对话，R先生透露本身是新加坡公民，刚从印尼搬回来，两年来向建屋局申请组屋，但是在议员帮忙下，至今都没有结果。由于在附近任职清洁工，所以就近住在这间垃圾处置站。 R先生也透露自己刚出院，身体状况欠佳，有心脏和呼吸系统问题。他说希望建屋局能安排租用组屋给他，虽然暂住在垃圾站，但比起露宿停车场或组屋楼下，至少现在有瓦遮头。 影片上载后遭网民疯传，点播率高达6万9875次，但是网民对短片中R先生的处境反应不一。有者质疑R先生没有透露更多实情且“扮可怜”，不过随即遭网民挞伐，指出不管他过去做错了什么，但不代表就应该剥夺他生活的尊严。 上载短片的民众也回应，老者只是希望有瓦遮头，租用组屋就已足矣，甚至不要求是否有房有厅，这难道要求太高了吗？“他只是努力生存…没有向大家讨过一分钱，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居所让他好好休息。”他认为，老者需要比较卫生、舒适的环境养病，垃圾站显然不是养病的好地方。 建屋局：已安排临时租房给R先生 建屋局也注意到有关R先生的视频，马上发文回应，解释R先生在去年首次申请租用组屋，由于他自身不符条件（妻儿非新加坡公民），建屋局另安排他申请租住宅。不过他并没继续完成申请手续。 建屋局也指出，今年9月，议员迪舒沙替R先生上诉申请，建屋局也再次联系R先生，但是他拒绝了建屋局提供的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Joint Singles Scheme）。他表示较后将连同一名家属再提交租屋申请。 “R先生申请长期的住房计划，建屋局已经再次联系他，作为应急措施提供他临时租房，先提供他合适的住房环境，解决燃眉之急。“建屋局表示，将竭力协助R先生，希望各界理解并呼吁民众停止对R先生的处境做其他揣测。 迪舒沙：短片内容“未反映事实全貌” 至于议员迪舒沙也另外在脸书贴文，称过去数周都见了R先生几次，影片所说的故事也”不全面“。他也解释，早前R先生没有接受建屋局的联合住房献议，因为他不愿和另一人同居一室。 ”R先生也申请了社区财务援助，目前还在审核中和等候他提交相关文件。我的选区团队会提供协助，包括分发购物券给他。“ 他补充，本身也敦促市镇会，继续聘用R先生，保障后者有稳定收入。 不过，他也在帖文中回应，往往上载视频很简单，营造负面的情绪，但却不能反映事实全貌。 “在镜头的背后，还有很多工作在默默进行，来改善居民的生活。我会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以及建屋局官员一起，致力寻找解决方案。R先生也透露自己不清楚短片的拍摄目的。” 虽然迪舒沙声称，其选区团队背后也在为许多工作“默默耕耘”，不过何以他会默许R先生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下长达两年，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不是网民发短片揭露此事，建屋局是否会马上作出安排，让R先生先入住临时住房呢？ 或许，迪舒沙也应该为揭露此事的民众和网民致谢，感谢大家对R先生的关心，让当局能从速为R先生安排合适的住所？

彭博社在上月，把新加坡列为续香港后医疗系统最有效率国家，效率比分高达85.6（香港为87.3）。 但是，72巴仙的国人仍对本地的医疗服务不满意。其中有几项导因，包括漫长的等候就诊时间，还有越来越短缺的医疗资源（如病床）。 人口增长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有更多国人寻求在本地医疗机构就诊，似乎医院将变得更为拥挤。从2015年到2017年，我国总人口增长1.4巴仙，同期间到急症医院（公立和专科医院，不包括精神科医院）求诊的人数，也飙升了13.6巴仙。 即使在分析中把精神科医院和社区医院也涵括进来，仍可看出入院率从2010年以来就随着人口增长加快步伐攀升。 本地一家消费调查机构Value Penguin作出统计，梳理本地医院和医疗服务越发拥挤的情况。 该机构的报告也显示，人口老龄化、死亡率增长（比起2014-2016年人口增长2.5巴仙，死亡率也增长3.2巴仙）和医疗旅游，加之医疗资源供应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都是导致医院越发拥挤的因素。 总人口中急症医院住院占比 图源：Value Penguin 除了住院率增长，在特定时期医院也会面对高度拥挤的状况。根据Value Penguin数据调查显示，医院在工作日反而比周末更为繁忙，以我国六家公立医院为例，都是在周一至周四的病床使用率最高。全年的病床使用率平均值也在85巴仙。 6家公立医院在2018年7月15日-21日期间的病床使用率 Value Penguin认为，漫长的等候时间，也是医院是否拥挤的最好指标。求诊人数多、但是医疗人手、器材和资源若不足，病患轮流等候就诊的时间就越长。根据2018年7月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病患在6家公立医院，从急诊室转到病房的等候时间平均为2小时半。 同时，在周二和周三，在医院的平均等候就诊时间最长，平均要3.2小时，周末为1.6小时而周一和周五为2.3小时。这也说明，病患在平日到医院看诊，更容易产生医院拥挤的印象。 六家公立医院的平均等候时数（2018年7月15-21日） 六大公立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89巴仙 那么，哪一家医院几乎人满为患？根据卫生部的每周数据显示，邱德拔医院的病床使用率最高，达96巴仙，在一些单日甚至可以全满。不过，该医院的等候时间最短，相信是病人出入流动量较快。 从一周数据来看，六大公立医院都显示较高的病床使用率，平均值为89巴仙。…

上周，乐施会公布一项指数，对比全球157国在降低贫富差距所做出的努力。其中，我国被指降低贫富差距成效不彰，排名只得倒数第九（149名）。 乐施会的报告，很快就遭到政府要员的反弹，其中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坚称，乐施会更应该看看我国政策所达成的成效，例如国民高拥屋率、医疗服务领先全球、学生表现排名佳子，说明现有政策已取得成效。 李智陞甚至言道，新加坡人普遍承担的所得税偏低，几乎一半人口不缴任何所得税，但是这些群体却能从政府获得高素质基础建设和较多社会援助。 王瑞杰对乐施会报告“失望” 此外，财政部长王瑞杰也对乐施会的报告感到失望，认为报告将资源投入和表现混为一谈，只关注政府在教育、医疗上的开销，是错误的分析。 图源：《今日报》 “世界银行发布“人力资本指数”就是为了研究如何改进政策成效，排列第一的我国非常乐意和其他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也希望国人确信我国的制度很好地为他们服务。” 对此， 乐施会贫富不均政策负责人麦斯罗逊也回应了李智陞，指出为何在落实扶贫累进税制政策排名，我国包尾，也与我国宽容富有大企业和个人的税制有关。 他指出，我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是跨国界的，甚至被富有企业视为避税天堂。结果是被规避掉的税收，侵害了其他发展中/落后国家的收益，使之缺乏可投入发展学校和医院建设的资金。 经济学家：应改革公积金税制 针对我国在促进累进税努力的包尾排名，本地金融服务专业前主席梁实轩也有话说。他在个人博客撰文，提及去年11月，出现在英媒《今日报》题为《公积金扣税更利富人，经济学家要求税制改革》的报导。 报导中称，假设一名富人存入100元在公积金户头，就可得到22元的所得税减免。但相对下，月入3千元的普通民众，只能得到2元的减免。 经济学家Walter Theseira建议，应改革我国公积金减免税制中的“累退性质”。比起高收入者，收入较少者却贡献出收入中更大占比回馈社会，可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潜在储蓄差距出现极端差异。 根据Walter的计算，收入较低的一半家户平均获得14巴仙公积金扣税，但是社会收入前10巴仙的家户却可得到31巴仙的扣税。 相对下乐龄补贴计划的3亿5千万元的开支，政府为上述扣税补贴，每年要付出10亿元收益的代价，这可不是小数目。 政府或许可辩解，10亿元的扣税补贴，乃是鼓励公民在公积金储蓄，但是Walter则质问：“如果取消掉补贴，这10亿元是不是还能支持更多的退休政策？” Walter则建议，政府应改用“信贷制（credit system）”，不论收入阶层，纳税人都获得相同所得税回扣，这些信用额度可用来减免其他税务，或用在公积金当缴税额。…

不堪收费负担，裕廊西小贩中心12名小贩约在今年八月，提交一份联署诉求信，呼吁环境局指示该小贩中心运营商，废除由小贩承担的奖励顾客送还托盘措施。 其中一名小贩透露，除了每月约两千元的租金和其他附加费用，承担奖励顾客归还托盘的开销，每月累积下来，有时可高达900元。 其余附加费用还包括1100元的清洁和收碗盘费、250元的服务费和300元的自动现钱机费用，致使小贩每月开销加上租金可高达4千元。 除了环境局，这份诉求信也提呈给裕廊西小贩中心的运营商，口福集团子公司Hawker Management。 然而，环境局发言人对此答复，奖励归还托盘制是小贩和Hawker Management签署合约的一部分，在签约时应清楚有此条约。 另一方面，Hawker Management 则告诉《今日报》，管理层是与摊主们合作推动奖励顾客归还餐盘，并认为这有助打造干净舒适饮食环境。不过，他们将探讨小贩们的诉求。 其中一名小贩列出每月近4千元的开销： 租金：2140元 洗碗盘费：1100元 租用现钱机：300 归还托盘奖励：约数百至900元 服务费：250元 或许有经验读者会发现，高达1千100元的洗碗盘收费，小贩几乎可以自行聘请洗碗工。 口福集团执行主席庞琳，也是草根领袖 Hawker Management的母公司口福集团，乃是巴西立-榜鹅集选区草根领袖庞琳所创立。他是榜鹅21社区中心建设基金委员会副主席，也是榜鹅北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榜鹅21社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赞助人。…

东南亚新闻与研究平台《新叙事》（New Naratif）总监，暨历史学者覃炳鑫博士，提醒不应“过于依赖”、以为选举就是促进政治改革的不二法门。 他提醒，人们似乎已经认定，政权的合法只能透过选举产生。然而，朝鲜最高领导人，也是民选的领袖，操弄选举和制造恐惧对他而言，简直是轻而易举。 “选举可以是自由的，但不代表它必然是公平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赢得过去所有选举，但是没有一场是自由而公平的……当然，如马国国阵，也善于划分不均选区、甚至在大选前，直接逮捕反对党政客来操盘选举结果。” “故此，选举不必然是公平的，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也不必然是正当的。我们太专注在讨论机制而本末倒置。民主本来就建立在价值观和社会典范，而不是机制。” 他也提醒，人们也应警惕不要把机制规章，误认为就是民主规范。 “2018酷隆坡嘉年华”在上周举行，覃炳鑫博士受邀为“东南亚强人的诉求”研讨环节主讲人之一，和马来亚大学法学系助理教授亚兹敏砂伦、菲律宾视觉艺术家与摄影记者伽罗卡布科和马国人权律师、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同台讨论东南亚政局。 冷战后东南亚多国“选边站” 在研讨环节初始，覃炳鑫从历史角度分析强人政治的起源。纵观历史，政治组织的起始状态都是帝国。而后在一战期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成为政治组织的根本，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终取代了帝国。 二战结束，国际冷战趋势影响下，迫使东南亚许多后殖民国家，必须作出“阵营分明”的意识形态“买队”抉择— 要么倒向资本主义，要么共产主义。 “撇开这些抉择的对错，对于建国的新独立政府则是一笔赌注，为了稳固政权他们不得不选边站，并把你的政治对手打压下去。” 东南亚区域多从君主制的王国、苏丹国迈入殖民主义，民主意识扎根本就不深。我们也曾有短暂时期，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等百家齐鸣，但却因为迈入冷战时期嘎然而止。 其二，当权者试图假民族主义合理化他们的政权。整个60年代，左派面临大清洗：那些设想不同国家模式的人士、对于泛马联盟和马来亚/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异议者…… 与此同时，苏卡诺在1965年倒台，共产党人被指控为幕后主使并被谋杀。 我们从没机会让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理想在我们的文化中扎根。覃炳鑫认为，要议论东南亚强人，离不开讨论他们如何借民族主义、操纵国家机构来巩固权力，以及制造恐惧来树立威权政治。 安美嘉则询问覃炳鑫，其心目中谁堪称东南亚政治枭雄？后者直言：”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巫统的数位领导人、菲律宾的马科斯和现任总统杜特蒂，至于印尼则非苏哈多莫属。“ 放任式资本主义下的新剥削模式 他补充，近年来，东南亚社群正经历一个阶段，放任的资本主义加剧两个阶级间的不平等：拥有资金可自由移动的阶级，以及无法自由流动的劳动阶级。 这种情况形成另一种剥削模式：资本家有本钱威胁，把生意转移到更有盈利的地方经营，迫使劳动阶级被迫接受日益萎缩的薪资，否则将失去就业机会。…

日前，一家女佣代理公司SRC Recruitment LPP，因涉嫌透过网购网站推销女佣服务，被人力部提控144项控状。 这家公司和一名职员，透过网购网站Carousell推销女佣服务，人力部指责，此举已损害女佣尊严，将客工商品化。 在9月14日，该公司和职员，以maid.recruitment的用户名，在Carousell网站上载多名女佣头像和个人资料。 这些女佣来自印尼，新加入女佣被贴上”新鲜“标签，已找到雇主的女佣则列为“已售”。 人力部强调，把外籍劳工当成商品是不能接受的，也抵触了职业介绍所法令第11(1)(c)项，该条例阐明职业介绍所不应作出有损和贬低客户利益的行为。 简言之，客工委托职业介绍所协助寻找雇主，但却被当成商品贩售，矮化劳工的尊严。 该公司在广告也没有注明名字和注册号码，公司执照目前已被除名，有关职员也被撤销职业介绍所代理资格。该职员也面对99项控状。 这是一起单一的个案，但是也显见，可能社会上普遍对于客工平权的概念仍匮乏。 2017年12月，外籍劳工总数约为136万人，绝大多数从事“肮脏、劳累和危险”的3D职业，填补了劳力结构上的空缺。 然而，我国客工遭剥削问题一致存在，被招工代理征收昂贵中介费导致债务缠身、拖欠薪资、扣留护照甚至暴力和性侵事件，都是藏在新加坡经济繁荣的表象下。 而当面对雇主不公欺压时，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之大多知识水平不高，求助无门，也不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如果没有非盈利客工组织出手相助，相信一些客工只好哑口吃黄莲，却无法声讨权益。 “隐形”的底层客工？ 诚如美国著名记者芭芭拉恩里克，在《我在底层的生活》，记述那些在酒店进行清洁工作的妇女，坦言：“那些在酒店走动的上流人士，不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们似乎是隐形的！” 然而，他们同我们一样生而为人，惟社会一些看不见的歧视和偏见仍然存在。他们生活在我们周遭，确保我们的住家井井有条、把组屋一栋栋地盖起来、把街道打扫干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生活、风俗、语言文化等，恐怕一无所知。 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也有必要检讨，例如客工为了来工作必须付还高额介绍费、雇主开除员工无需理由等等，一些雇主甚至限制客工休假和自由等等，再再显示，我们距离真正做到先进而尊重各阶层权益的文明国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