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1963年9月23日，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创校人陈六使，被指控“与共产党份子合作”，被剥夺公民权。直到1972年老人家离逝，都未能获平反。
今年第48期（2020/11/30-12/6）的《亚洲周刊》刊载封面专题–《南洋大学等待平反 创办人陈六使公民权何时恢复？》，重访当年轰轰烈烈的教育抗争路，亦无疑向当今新加坡执政领袖抛出问题，如何重新看待南大课题。
2019年10月，南洋理工大学把校园内原名南洋谷的道路，易名“陈六使径”，肯定陈六使对教育的贡献。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还主持揭牌仪式。“陈六使径”的设立也引发联想，许多校友和东南亚华人，都希望南大和陈六使获得平反。
“然而官方对此举完全不谈陈六使名誉是否恢复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议论的是，以陈六使对南大与华社的贡献之巨与气魄之大，路名却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Walk’，既不匹配也显得小器。”
1953年，陈六使倡议创办以华文为主的大学，并率先捐出五百万新元。登高一呼，立马获得华人社会响应，“新马各界泉涌而来的捐献，涓滴成河海，尤其是新加坡本地，除了商家，无数市井小民、三轮车夫、舞女、小贩、洗衣妇，都为了一所完全属于民间的华文大学，默默献出自己的劳力和血汗，换成微不足道的捐款。”
《亚洲周刊》的文章提及，后来陈六使与英殖民者及已故李光耀的矛盾被政治化、甚至被视为眼中钉，结果被扣上“曾经积极与反国家共党分子合作”、对“南大在治安上成为马来亚之严重问题应负其责”为由，剥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
南洋大学在一1956年正式开课，到1980年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为止，共培养毕业生约1万2千人，校友包括新加坡执政党政治人物蔡崇语、何家良、庄日坤、柯新治、陈原生、流亡政治人物谢太宝、何元泰、邓亮洪、反对派政治人物刘程强、艺术家陈瑞献、著名作家尤今、资深媒体人林任君、杜南发、潘正镭、澳洲历史学者杨进发、大马前内阁部长刘贤镇、企业家与社团领袖林源德、颜清文、历史学者李业霖、资深媒体人谢诗坚、评论人李万千、香港学者郑赤琰、财经专家曾渊沧、印尼出生的学者廖建裕等，都是南大校友。南大毕业生不像以英文为主流的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容易进入公务员体系或与官方相关的大企业，很多人在私人企业界闯荡或出洋深造，不少人成就斐然。
当年办校盛况今竟不复记忆
1958年3月30日南大落成典礼更是空前盛况，“前往校园的一条裕廊路塞车长达16公里，出席主宾总督顾德爵士，都为此迟到两个多小时”。
然而文章也感叹，短短两代人对当年那个缔造离逝的盛况，竟然不复记忆，甚至不愿提起。
其中一个原因，是李光耀在世前后的执政者，都不愿去面对它，在野党领袖也不敢、不便或不屑去提起它。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试图隐晦自己在南大关闭事件中的角色，将倡导关闭南大的责任，归属于南大毕业的几名内阁成员。
据《联合早报》报导，去年10月时任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出席南大校友之夜，曾表示“肯定南大精神”，但对于与陈六使的分歧，政府“至今仍维持当年的观点”，他也形容当年为亲共和非共阵营，为新加坡生存的博弈，最终由非共一方取得人民委托。
要知道，徐芳达曾担任李光耀私人秘书。但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 — 新加坡双语之路》，开篇就提“南大注定要失败”论。不知现今的徐芳达还坚持这观点？再者何以陈六使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却招致对付？以及当年众多学生被逮捕和打压？
不提南大或与政治气压有关
这篇专题也采访一些南大校友，忆述和回首往昔南大情怀；当年出国深造不易，南大就成了新马华社培育人才的根基地。然而文章探讨南大毕业生不愿提起南大的原因，可能和长期以来的政治气压有关，以及逐渐接受一种比较接近官方立场的论述，即独立后的国家必须制定国民教育政策。
不过也有者认为，“政治敏感应该随着李光耀等当事人的逝去而终结，南大事件应该放在新加坡国家历史之中去评析其是非，梳理其真相，而不能让少数人的恩怨情感，湮灭一段宝贵的历史大事，才更能健全国家的历史，凝聚国族的共识。”
完整文章欢迎阅读：《南洋大學等待平反創辦人陳六使公民權何時恢復？》 （林友順、王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