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脸书拜读网民Suzanne Lim的贴文，其中一则提到，有个老人在提款机前按了好久，后面的年轻人看了屏幕，告诉她不够钱 ; 又再替她试了一次，告诉她，aunty里面没有钱了，不能提款 ! 老人家一脸茫然的离开了。
Suzanne Lim问，是家人孩子忘了转帐给她吗？领不到钱 , 老人家有钱买菜吃饭吗？淡马锡基金总裁何晶，鼓励人民为家里老人家填补公积金，但是，她不晓得还有多少在生活线上挣扎的老百姓，要为了房贷，医药费，教育费和家里老人家的看护费在烦恼 。
Suzanne Lim的小故事令人感慨。说的就是在组屋区里，汲汲营营为生活忙碌、为三餐温饱求存的新加坡普通老百姓。
或许故事中的老人有自己的家庭因素。但之前不是有位议员不是说，我们有个“好阿公”，谨慎处理财务，且“省吃俭用”每隔三五年给“阿成”钱，“这样的阿公哪里找”？
那么，为何比起这些在议会殿堂里的议员，老百姓眼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隔壁家阿叔在为医药费烦恼、楼上的40多岁的中年汉还没找到工、还有时常在附近街看到的捡纸皮阿嬷。难道我们是活在“两种新加坡”？阶级就是立在这个小红点的一道高墙？
好政府不必然强大、有钱
好政府不必然是强大、有钱的政府，若人民继续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库充盈却没有善用在百姓之间，又有何用？
新加坡最主要收入来源NIRC（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在新财政年预计为172亿元，有经济学家估计，三年来我国的累积盈余可能已达150亿元。
就连淡马锡基金的股东，2018年4月前的一年期的回报率都高达12巴仙，3年期股东总回报率都有4.99巴仙。
但是我们自己的公积金利率也只有2.5-3.5巴仙左右，根本抵不过国内百物上涨。
政府这种“省吃俭用”，却又吝于社会开支的态度，一直以来都被人民诟病。当权者往往会以担心人民可能变得懒惰、依赖政府为由，不舍得为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国民拨出社会开支。
可是，政府却不愿谈对政治职务者领取的天价高薪，还有遍布海内外的巨额投资。其中有些还面临亏损。
吝于社会开支
试想想，如果这些储备盈余，都能放在社会开支中，例如普及化的医疗福利，会有多少老弱病患得以从医药成本负担重松一口气？
再比如，可以把人民协会会所造得富丽堂皇，那能不能拨出一些空间，收容老无所依者？或者偶尔为他们准备一些热食也好，渡过寒冷夜晚？
当人民呼吁应该落实财富税，避免国内贫富差距，当权者又说担心征财富税会吓跑外资，外资走了人民就失去工作机会。
但，又不见的瑞典、挪威等西方国家的外资被吓跑？当地工人失去工作机会？反之，政府大量引进外籍专才，政府只要求人民“要与时并进不断提升”，又不见得限制进口外国客工的日本，有陷入严重的人力资源不足问题。
此前，路透社报导就曾提到，为了应付日渐增加的生活费，越来越多原本应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新加坡乐龄人士，被迫重返劳动市场。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在过去的10年中，增加了15巴仙。有者甚至在受访时表示，他们必须工作才得以生存。
新加坡人“可以死但不可以生病”，想看病还得思前想后，拿出计算机算算健保、津贴够不够；身在自己的家园，为国家打拼多年还在为生活揪心。不忍加重子女负担，有些老人家只好继续打工，曾经有位71岁清洁工就叹道，“我必须工作到我死的那一天”。好阿公岂容老弱无所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