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回避最低薪资制 我们与“瑞士生活水平”渐行渐远?

日前,瑞士的日内瓦州选民投票。在日内瓦这座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要让工友活得有尊严,时薪就不能低于23瑞士法郎(约34元),相当于月薪4千086瑞士法郎(或6千071新元)。

日内瓦是继汝拉州(Jura)和纳沙泰尔州(Neuchâtel),成为瑞士第三个实行最低薪金制的城市。

日内瓦选民曾两度否决最低薪金制,但当前受冠病疫情冲击,加深贫富不均鸿沟,如今近58巴仙选民,以及所有当地左翼政党都支持这议案。他们希望能为陷入贫困和不稳定的群体,提供解决之道。

当地时薪甚至高于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时薪,即澳大利亚的每小时19.84澳元(约19.33元)。日内瓦曾被评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与我国并列前十。

鄞义林:仍有国人收入低于1236元

对此,旅台博客兼维权人士鄞义林,周二(29日)在脸书上将瑞士与新加坡做对比。他指出,正当日内瓦公民投票决定实行世界上最高的最低工资时,新加坡的外包清洁工友,在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简称PWM)下却只能赚取区区的1千236元月薪,等同日内瓦最低工资的两成。

“请注意,还有新加坡人的收入低于1千236元。”

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简称PWM)是人力部等提出的相关计划,旨在扶助保安、清洁、园景和电梯维修等领域工作的低收入户。根据人力部表示,他们均通过培训提升技能和产能,工友获得加薪。

对此,鄞义林指出,人民行动党仍坚称渐进式薪金模式比最低工资模式有效。

“新加坡人的工资被抢去付部长的薪水,给他们全世界最高的薪水“,鄞义林指出。

他接着说,“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的政府,和只关心自己的政府是有区别的,即一个是付给公民世界上最高的工资,一个是付给自己全球最高的工资。”

因此,鄞义林也质疑新加坡到底迈向什么“瑞士生活水平”。

吴作栋曾提出“瑞士生活水平”

“什么瑞士生活水平?(Swiss standard of living)?是被骗的生活水平吧(Swindled standard of living)?”

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1984年,成为总理前,为新加坡作出的愿景:到1999年,新加坡达到“瑞士生活水平”。

当时,吴作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解释瑞士生活水平即指人均收入,或一个地区中的人均收入。

“1984年,当我们谈到瑞士的生活水平时,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即人均收入来衡量。1999年,我们预期实现瑞士在1984年的人均收入。”

回想吴作栋二十年的愿景,新加坡似乎离目标愈来愈远,因为一些新加坡人的收入仍然远远低于瑞士人的收入。

林志蔚:最低工资是提供社会弱势保障

实际上,老年人每天都在挣扎,为了生存而工作。根据《路透社》去年的报告显示,许多新加坡老年人在退休后仍积极求职,因为公积金退休储蓄计划无法支撑他们后续的生活。

在选举期间的政治辩论,代表工人党竞选的林志蔚,强调了最低工资的重要性,他认为最低工资能够使新加坡实现更大的社会流动性。

7月14日,他也在脸书上重申此观点,表示最低工资是基于实证经验得出的结果,也为劳工打开良好的开端。近期的研究,也倾向支持最低薪资制,即使薪资涨幅很大,对于低薪工友的就业问题实则带来冲击微小。

“我认为我们可以承担一些费用,来照顾社会上较不富裕 群体,随着消费者比最低薪资工友多,对价格的影响也就减少。”

而针对渐进式薪金模式被认为是最低工资的替换,他则持不认同观点。他认为,渐进式薪金模式是将工资和工作能力有挂钩,这为许多雇主开脱,用以削减开支的理由,并没有任何权利差异的纠正。

“与此同时,这也摒弃了那些无法提高技能,收入低于生活水平的人。事实上,根据我们的估计,有10万人仍然低于最低工资,因此渐进式薪金模式显然不是为了这些人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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