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份子范国瀚因邀请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透过视讯Skype连线针对公民议题交流，却因此在昨日被新加坡裁定无准证举办公共集会罪名成立，案件展延至本月23日，让控方针对刑罚陈词和律师求情后再判刑。
法官昨天下判时说，范国瀚举办公共集会，并在面簿宣传。在集会举行前几天，警方曾通知他由于其中一名主讲者不是新加坡人，必须申请准证。但被告却没按照法律规定申请准证。
与此同时，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警方先后录了三分口供，警方以口供书属机密文件为由，拒绝提供范国瀚备份，使得范国瀚拒绝在2016年12月20日录的口供书签名。
非法举办公共集会的刑罚是罚款不超过5000元，而拒绝在口供书签名则可被判监最长三个月，或罚款最多2500元，或两者兼施。
范国瀚接受港媒采访 喻新民主空间受限
范国瀚的遭遇也引起包括香港等地的国际媒体关注。《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亚洲分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Phil Robertson)在一则声明中表示“范国瀚因组织和平集会而被起诉，表明新加坡公众集会法律的荒谬，以及政府意在惩罚发声者。”
他认为，新加坡政府应开始听取批评，不再把和平集会视作犯罪，并停止迫害集会的组织者。
香港众志党（Demosisto）秘书长黄之锋，在接受香港自由新闻（HKFP）采访时，直言只因为举办视讯会议交流，就被国家起诉是荒谬的，也证明新加坡法院的保守，对提出异见的社运份子感到恐惧。
其中香港电台视像新闻，早前采访了范国瀚，范在访谈中不违言批评新加坡表面上担保民主权益，但实际上民主空间受限，媒体更不会积极报导新加坡发生的人权问题。
“普通新加坡人也会感到害怕，会自我审查，所以很多我们想说的事，都不会透露出来。”
新加坡唯一官方批准可进行集会的空间—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但场地使用、集会期间若使用非官方允许的语言，或有外籍人士参与，都必须事先向经费申请。
对此范国瀚在访谈中直言这是很荒谬的，申请准证过程也需要给十四天的通知，但当局考虑核准的时间又没有限制，等到批准来，可能你想谈的议题都过时了。
““演说者角落”周边也有许多闭路电视，有些活动会有许多警察，虽然他们给你这个空间，但仍有许多限制。”
吁保持斗争精神
针对港新两地对民主权益的争取积极态度比较，他认为目前香港仍比新加坡自由，在香港举办示威活动会较多人出席，港人能展现较勇敢的态度。
但他也提醒，香港人需抱持斗争精神，“因为如果不抗议，政府就会说人民对这个议题，都没有什么抗议、都不争取他们的权益，那政府就把基本权益拿走，新加坡就是这个现象。”
至于另一受访者杜威律师（Alfred Dogwell），则曾为余澎杉辩护。他认为过去余澎杉只是较关心时政，爱表达异见，但他不认同政府施压对付年轻人。
“新加坡政府显得脸皮很薄，对批评无法持开放态度，这不是很好的领袖典范，”“如果你认为你的论点政策是正确的，你一定有能力去捍卫它，而不是把异见者扔进监狱。”
杜威也意识到在香港也出现许多年轻人，包括黄之锋在争取权益时，被强权对付，“政府想在某个议题取得据点，他们会一锤定音，并拿年轻人来“杀鸡儆猴”，对这些年轻人比对成人更苛刻，以传达强烈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