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施仁乔（Cherian George）认为，虽然第一代领导人把“建设民主社会”的期许，载入《新加坡国家信约》，但是多年来其意义已经沦为空谈。
他形容，人民行动党比较属意的民主模式，是把公民“挡在厨房外，让专业的厨师来料理”。新加坡只实践透过选举授权的民主政府最简化模式，导致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建设的潜力。
他补充，公民在《信约》中不仅宣誓将保护和维护民主结构，同时也有义务不间断地参与建设民主社会的工作。
公民有责任参与建设民主工作
他把新加坡政府与垄断企业向比较，后者同时也是监管者，其地位甚至不受市场概念动摇。
“这种模式已经损害了决策的质量，政府作为国家建设者，这个政治本钱的损失本可避免。同时，婉拒公民的参与，似乎和《信约》所有国人都是国家建设者的呼声，显得格格不入。”
施仁乔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前副教授，在2014年8月到香港浸会大学执教。他受邀出席本月26日，于金沙酒店举行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30周年庆，与通讯及新闻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同台探讨《多元化管理的政治》议题。
施仁乔说，人民行动党具备的一项传统优势，是作为在不同竞争团体中普遍中立裁判的声誉。“因为在社会内部纠纷中，即便不一定喜欢它，至少愿意相信他这个裁判。在某种程度上，人民行动党是独裁的：至少它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独裁者。“
但他提醒，这种传统优势在今日已不再那么有效，例如行动党在移民课题管理不善，已损害了他身为国人利益守护者的声誉，致使她不得不在2011年选举后调整移民政策。
“选择性的干预”
在问答环节中，施仁乔则形容，行动党在处理特定课题，也显现”保守式进步主义”的政治光谱。
“一些推动进步议程的社运份子不是受阻、就是被列入黑名单，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前景。在某些课题政府已经选择站在保守团体这边，充当“有偏见的裁判”，去对付那些社运份子。”
不过，通讯及新闻高级部长普杰立医生则不认同施仁乔的说法，指出前述所提的许多议题，都涉及到作出社会能接受的务实的政治抉择。他认为，政府减少强制干预，人们在一些社会议题和进程中有参与感，至少是53年来的积极进步。
但施仁乔则反问，那么政府是否能在一些课题减少强制干涉？例如不需要去审查和干预那些想争取性少数权益、废死等各种课题的社会运动。
“如果政府有诚意让社会进步，那么政府就该好好观察，并且和社会一起同进退。让社群自己去进化，无需去阻挠那些想向其他市民宣扬不同理念的社运份子。”
君子和而不同 多元理念是社会活力
施仁乔说，他很肯定“站对边”的社运份子，不会在于相同的阻挠和惩罚。
普杰立医生则不认同国人追求多元政治理念上受到阻挠。“多元化是我们的优势，但必须以能成为国家力量的前提下管理，这确实需要信任感和为共同愿景合作的能力。”
施仁乔在稍早时，则希望第四代领导人在接手政权时能“对自己有信心”，降低对民间思想自由的阻碍。
他认为，深植社会和文化中的多元文化热情，远胜于表象民族服饰和多元料理的肤浅。不仅能让游客赞叹，更重要的是，让新加坡人理解到多元差异即是活力的来源，而不是被当作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