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贫富之间加剧扩大的鸿沟,致使越来越多国人不禁思考,这片土地是否仍是最初为之流汗、为后代子孙奋斗的”应许之地“,还是越发变成了少数”利益相关者“高处不胜寒的巨塔?

上周四,瑞士信贷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指新加坡人的整体财富增加7.4%至1.3万亿美元(约1.8万亿新元)。每名成年人的财富增加5.3%至28万3000美元以上,全球排名第九、亚洲领先。

在2000年,成年人均财富为11万4720美元。报告指财富增值主要因素包括较高的储蓄、资产增值和2005年至2012年间的币值汇率增值。

此外,新加坡的百万富翁增加了11.2巴仙,即18万3737人。也预测未来五年该人数将以每年增加5.5巴仙,达到23万9640人。

直至今年中,我国有大约1千名财富超过5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人数增加了1.1巴仙。不过,未知有关统计是否也把我国高薪内阁成员涵括在“超高净值—疯狂巨富”群体中。

正当有些人浸淫在所谓“新加坡人变得富足”的自我感觉良好,《南华早报》在采访本地学者的报导中,却提出令人不安的事实–我国社会面临不断增长的社会分化。

会遗传的贫富差距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现在在我国,阶级和身份背景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更大。根据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零到一,一为最不平等),我国自1980年以来的基尼系数就一直在0.40分以上波动,在去年则达到0.417分。

英国2015年度基尼系数为0.52、美国0.506,香港在2016年得分0.539,显示在先进国中的收入不均问题迫在眉睫。

陈恩赐指出,以新加坡为例,上一代累积的家族财富和关系等优势,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后代能在较好的条件下追求成就。相比下,其他没有同等资本和安全网的群体,却需要比前者付出更多努力。

也是李光耀公共研究院主任的陈恩赐,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出身的学生之间,以及住在私宅和公共组屋的居民群体,两者少有互动。

他认为,这不仅是要社会群体间友善互相敬重那么简单,而是迫切需要透过政策有效地推动社会结构改革。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优远教授的著作《原来贫富不均长这样》,书中阐述低收入群体的经历,探讨使他们无法脱离贫穷的社会系统。

李光耀政策研究院前助理教授、百年亚洲顾问(Centennial Asia Advisor)合伙人Donald Low表示,过去50年来新加坡奉行的精英和普及教育体系,在初期鼓励较大规模的社会阶级流动,但随后这些群体却会在各自阶级中稳定下来,长达数十年不再流动。他补充,“所有这些阶级意识和隐含的偏见,正是我们体制和政策的功能之一。”

“两种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认为,也许在我们社会当中存在着“两种新加坡”,也强调大家有必要意识到,这种阶级分化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尤其是那些得益于现有体制的群体。

“阶级鸿沟可威胁新加坡,加剧国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分裂让社会充斥着民粹主义和被次级国家身份所消耗。”

许多学者专家在过去十年都已积极献议各种方案,例如在薪资制度、财富税、社会开支、房屋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解决国内国人收入不均的问题。

但是,比起北欧国家,我国政府对社会开支的投入还是很低,高收入群体仍享有较低所得税赋,致使乐施会和非营利研究机构国际财政发展组织抨击,新加坡政府落实”有害的税制“、过低的社会开支、对女性在法律和薪资上的此事,以及未制定最低薪金制。

政府不愿对社会开支投入更多

政府当然不认同乐施会的贫富差距指数排名,社会与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也举例我国在医疗、教育和房屋政策,在较低开之下却能做得比许多国家卓越。

不过,李智陞并没有提到,有别于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比下我国政府对医疗开支的投入很少(占国民生产总值4.6巴仙),结果是国人自行为大部分的医疗开支买单(例如健保储蓄和终身健保等),来打造”领先各国“的医疗水平。

国内贫富之间加剧扩大的鸿沟,致使越来越多国人不禁思考,这片土地是否仍视最初为之流汗、为后代子孙奋斗的”应许之地“,还是越发变成了少数”利益相关者“高处不胜寒的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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