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巴西立中路小贩中心在今年1月开张时，备受各界看好，《海峡时报》曾报导，民众引颈长盼，赞扬食物价廉物美，以合理价格享用传统或时髦美食。
由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管理，该小贩中心拥有42个摊位，《海峡时报》称，客户在享用美食之余，也能浏览这里的艺术和手工艺市场，感受文艺气息。
拥有中央碗盘清洗系统，职总富食客也计划落实线上订购系统，让客户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预先点餐，到了小贩中心摊位就可领取。
不过，在过了9个月后，却却10家摊位已退出的消息，也有不少在做同样的打算。
本社记者前往巴西立中路小贩中心，尝试向摊位小贩了解详情。
有意结业的受访者提及，他们负担不起高昂运营成本，特别是租金和职总富食客征收的许多附加费用。然而，平时小贩中心的客流量却不如预期。
近两千元附加费用
根据与职总富食客签署的合约，摊位小贩除了租金以外，还要每月缴付总值近2千新元的各种附加费用：
1. 服务和维护费（S&CC）- 350元；
2. 桌子清洁费-550元；
3.碗盘清洁费- 850元；
4.租用无现金系统- 150元；
5.食物厨余循环系统- 40元；
6.概念与行销- 300元
小贩们要共同承担碗碟餐具的更换和补充，再者，他们向职总富食客自身的供应商购买煤气。
难以达到收支平衡
除了要应付高昂成本，小贩中心管理层还要求降下食物价格。普通食摊或许过得去，但是二楼经营高档美食的摊位发现，在高成本之下，职总富食客定的低价格让他们更难达到收支平衡。
其中一名小贩对职总富食客征收的300元行销费大吐苦水。他申诉，在过去数月来根本看不出管理层有做出任何推广小贩中心的努力。
如果收的钱有用在举办推广活动，或许能刺激小贩中心生意量，但是他们的收费，却反映不出应有的客流人潮。
在2015年，知名90后年轻小贩黄正勇（Douglas Ng），因为在脸书的一篇长文投诉经营小贩的成本增加，而引起时任环境与水资源部长维文的关注。
他申诉现有的社会企业模式很难永续经营，因为小贩还需考量成本开销和食物价格。
当时，维文就回应，根据政府的研究，摊位租金只占小贩整体运营开销的小部分，主要的成本来自食材和人工。
维文针对由职总富食客经营的武吉班让区小贩中心，要后者不得征收高昂租金，应以提供武吉班让民众合理价格美食为优先。所以每个摊位也至少会有两道廉价餐点。
私企管理 小贩中心变质
不过，就在上月国庆日，黄正勇在脸书感叹，现今所有小贩中心都已被私营企业管理，小贩中心已变质成了饮食广场，租金平均都是三千元或占总营业额的15巴仙。
“更何况你还要还三个月的抵押金，即便咖啡店也只需要一个月抵押金。对新小贩来说，这些钱可以拿去买厨具和资金周转。”
他提出，即便许多政府机构都尝试帮助，但是新加坡青年对当小贩意兴阑珊，正是因为许多真正的问题没有被正视。
“所以，在这国庆日，当您到小贩中心买餐点，不要忘了给小贩们一个赞，感谢他们为维护本土小贩传统和文化作出的贡献，你们是我国的骄傲。”
早前，知名美食家司徒国辉在美食指南部落格“食尊”（Makansutra），就公然质疑所谓社会企业管理小贩中心的模式，“社会企业用激似商业化饮食广场的管理模式，来经营小贩中心，我可以预见其中的隐忧。”
所有小贩中心都是由环境局管辖，但如今，环境局正积极把新小贩中心的管理权，外包给中间商如职总富食客，美其名为“社会企业”。不要忘了，这些中间商的管理运营，也需要付给总裁、总监、经理等职务优渥薪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