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盛港集选区议员辣玉莎和何廷儒，鼓励公民重拾自身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勿将其推给清洁工。
辣玉莎和何廷儒，在本周的国会议事，参与《环境公共卫生（修正）法案》辩论。该法案在本周二在国会三读通过，旨在指定更严格的环境卫生标准。新的环境卫生制度包括，规范厕所、电梯、垃圾站等设施，每日最低的清洁次数；最少每六个月就进行场所彻底清洗等。
随着法案对卫生的标准提高，也可能意味着产业主、业者等等，需聘雇更多清洁工友，协助维护我国的环境卫生。
但对此辣玉莎也提醒，让国人重拾对国家的卫生自主权，提高公民意识，仍是重要的！若只是仰赖增聘更多工友，反而逐渐促使国人放弃对保护环境、社区居民的责任。
辣玉莎指出，我国的清洁工人数从1961年约7千人，下降至1989年约2千100人左右。然而，随着我国逐渐富裕，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工时，我国的清洁工人数突然暴增至5万8000人。
“新加坡前国家环境局主席陆圣烈曾表示，新加坡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而是一座被打扫过的城市 （cleaned city）”，她引述。
她续指，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迪西瓦（Edward D’ Silva）也曾提到新加坡人对于清洁工的依赖已深深根植于新加坡人的心态中。
卫生责任到底是谁的责任？
“因此，值得考虑的是，我国整体的清洁程度可能无法真正反映人民集体卫生意识。”
辣玉莎就相关法案提出两项质疑，其一针对法案里第62A第2（b），有关国家环境局授权公开出入部分场所，即有必要对环境进行消毒的地区，其评估的原则和参考为何。
其二，公共卫生质量的维护责任到底落在谁的头上。
“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身为国家公民，却仰赖外籍劳工来维护我国的清洁。这种模式是否应该继续？如果不仰赖他们，我们又将会如何？”
辣玉莎也提议，应该鼓励人民将环境保护主责扛起来，尤其是我国青年，呼吁他们多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学校应融入更多相关社区建设活动，培养公民意识。
清洁工可能会更被污名化
除了辣玉莎外，同样为盛港集选区议员的何廷儒也发表相同的建议，并指出许多国人都缺乏维护新加坡清洁的责任。
她也点出，如今的法案强调强制性的清洁标准，这无疑将卫生责任落在楼宇经营者身上，但法案的目的应是提供更多支持，让我们在低于可接受范围内看见生活空间的改善。
“纵观上述，我们扪心自问，是否是个将环境卫生视为己责，还是推卸责任的国家？这些脏乱是否都出自我们之手，最后期待清洁工来收拾烂摊子的国家。”
“让清洁工友保住工作？”
另一方面，何廷儒也提出有关清洁工的延伸问题，指清洁工一般视为低收入的工作，强调如今的环境服务业中，约7万8000人，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年龄平均在55岁以上。
“当我们将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和垃圾放在桌上，并自称是为了保证清洁工不失业一说，又证明了什么？”
尽管渐进式工资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将清洁工作为目标行业之一，但她也提及清洁工所带来的歧视循环问题，她解释，“在未来，父母也将会威胁孩子，若不好好读书，可能只能当清洁工。”
这些在传统上不被重视、无需技能的工作也将会被污名化，她说。与此同时也会促使人民轻视公共卫生服务的员工与行业。
不应肆意消费资源
从更距视的角度而言，何廷儒也强调资源有限与老龄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肆意消费和使用资源，好像我们的资源是无限的…同时，我国老龄化人口逐渐扩大，要继续依靠这些老人或外籍人士维持我国卫生环境是不实际的。”
承上所述，何廷儒认为为新加坡人民建构干净的社会意识是必要的。她提议，可以检视多年来所倡议的清洁与绿色活动，尤其是一些看似效果显著的，重新检视是否曾因过于强调罚款而忽视行动背后的原因，以此解决意识层面的问题，并加以改善，将其发挥最大效果。
与此同时，她也强调青年的参与是改变卫生环境进程的关键，若可以从年轻人下手，让他们一开始参与，向他们传达维护环境的责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