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典：从新冠疫情危机，新加坡能吸取什么教训？

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刘浩典教授，本月16日在《南华早报》发表评论。他认为新加坡政府做了三个重要、且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策。但他也希望经此一疫，新加坡能摒弃掉多年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表现出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和很强的自我优越感。

首个错误决策，是因为初步评估判断冠状病毒19严重程度更接近猪流感（或H1N1），而不是SARS，这使得政府决定不关闭学校、停工停业。

其二，倡导人民不戴口罩。其三是尽管客工亦重组织已警告，客工宿舍拥挤环境恐成为防疫弱点，但当局未采取强制性、果断措施来管理。

刘浩典相信新加坡仍将挺过这场危机，感染人数成千上万，但死亡率应很低，再者政府已积极进行检测。

“我更担心的是，新加坡人会从这场危机中吸取错误的教训。”

他指出，尽管人民行动党不反对多样化观点和持不同政见者，不过坚持危机中人们应团结支持当局，异议争辩且暂时搁置。

但这种观点只对了一部分。危机中决策者面临的最大认知威胁不是缺乏团结，而是困在危机太久而产生狭隘视野。

“此外，面对一个前所未有、完全不熟悉的威胁时，我们现存的经验和机制可能都不足以应对，这使得政府倡导多元化变得更为重要，或者至少要对各种异议保持开放的心态。”

正如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在去世前曾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个声音。”事实证明，那些一直呼吁政府为外籍劳工改善恶劣生活环境的人是正确的。他们就如李文亮医生一样，扮演着吹哨人的角色，尽管他们的观点不见得获得广泛认可。

以下为转载自香港科技大学微信号的中文版译文：

过去三个月内由于疫情原因，我一直在香港，这给我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从外部观察新加坡，观察一贯表现出色的新加坡政府如何在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战役中挣扎，尤其是对众多低收入劳工居住（现已封闭隔离）的宿舍疫情防控的失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政府应该为日益严峻的疫情承担什么责任？

到目前为止，很明显，新加坡政府做了三个重要的、且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策（包括不作为的决策）。

第一个决策是初步评估，判断Covid-19新冠病毒的严重程度更接近猪流感（或H1N1），而不是非典（Sars）；这一初步评估促使政府决定既不关闭学校，也不采取任何停工停业措施，而到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这些措施。第二个决策是倡导民众不戴口罩。第三个决策（暂且认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则是不采取强制性的、果断的方式来管理外籍劳工宿舍，尽管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TWC2）已经警告过这些生活环境拥挤的宿舍会成为新加坡疫情防控的弱点。

我们从这场危机里看到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其中矛盾之一(至少在我看来)是，尽管只有上述第三个决策应该被归咎于政府，但新加坡人似乎更倾向于批评政府做出了前两个决策。与此同时，有些人仍然为外籍劳工在新加坡的待遇做辩解。 

即使是在当下这个阶段，正确地捋清责任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哪里出现问题的认知将会影响到我们从本次危机中能吸取什么教训，以及在危机后我们将做出怎样的政策改革。

“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

前两个错误决策源于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称的“已知的未知因素”。这些决策往往是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因此是“未知”)；与此同时，决策者们知道，他们必须根据有限的、不完整的现有信息来做决定。

 关于第一个决策，新加坡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负责人、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曾表示，不要求社交距离、且不停学停工的决定是一种无法衡量其正确性的主观判断，他也提到如果这些措施很早就开始施行，民众可能会产生疲劳情绪，影响措施的实际效果。

 

行为疲劳是心理学上一个公认的现象。长期以来，行为学家一直认为，依靠人们的意志力可能会带来短期的依从性，但除非这种改变被固定下来(即成为一种习惯)，否则这种改变是无法持续带来长期存在的行为变化的。目前对于“人们是否能在疫情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坚持保持社交距离并尽可能呆在家里”这一议题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这最终是一个实证问题，并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可供参考。

 

上周我曾接受了《南华早报》的一次采访，采访内容与保持社交距离相关，我是这么说的：“保持社交距离会是个大难题。一个多月内都保持社交距离，在家工作，不能见朋友和亲戚，且没有其他替代行为或替代习惯，这是非常累人的，人们最终还是会恢复他们以前的习惯。”

因此我并不惊讶地看到，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复活节周末，许多已经在家中呆了两个多月的香港人，到香港的各个海滩和郊野公园游玩。

正如黄循财（Lawrence Wong）所说的那样，政府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最佳)信息做出了判断和决策。判断这类决策时不应事后诸葛亮，而应根据决策者在决策时所获得的信息来判断决策是否合理。

在疫情早期，大多数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共识是，就其严重程度而言，本次新冠病毒Covid-19更接近于H1N1或季节性流感，而非Sars非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病毒Covid-19的致死率为1% – 2%(如果将无症状病例统计在内，致死率可能更低)，而季节性流感的致死率为0.1%，Sars非典为10%。

但由于绝大多数感染Covid-19病毒的人症状较轻甚至无症状，它也具有远超流感的高度传染性——这让我们对它无法产生群体免疫。

 

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不容忽视，因为人们（包括专家）对指数型增长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总是以为增长是呈线性的。为了理解指数型增长，不妨问问你自己：如果感染病毒的人每三天翻两番，一个月后病例数量会是当前的多少倍？50倍，还是100倍？正确答案是1000倍！

事后诸葛亮总是很容易的。这意味着，我们或许不应指责政府在头两个月推行有针对性的遏制政策，来尽量降低经济和社会损失，不应批评政府在当时未采取停工停学和封城措施。封锁和封城是一种极少见的、较为激进的措施，在本次疫情之前，任何地方都没有采取过这种手段。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第二个决策，即鼓励民众不戴口罩，除非他们身体不适。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目的在于优先为医护人员和一线工作者提供外科口罩。

话虽如此，我当时就觉得，不应对戴口罩的坏处做如此武断的判断。的确，戴口罩可能会造成心理暗示，使人们放松警惕，忽视了那些能有效预防病毒传播的习惯,如经常洗手,不触碰我们的脸,尽可能留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因此我们要在戴口罩带来的这种心理效应，和它同时带来的良好的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行为之间寻求平衡。

 

2020年3月，BBC记者Tessa Wong曾采访过我关于戴口罩持什么态度，我回答她总体而言，政府应该呼吁人们戴口罩，这并不是因为戴口罩是保护我们免受感染的可靠方法，而是因为戴口罩能提醒人们更注重卫生：“每天在出门之前戴上口罩是一个仪式，就像穿上制服一样，这类仪式会提醒你必须做出相对应的行为，那就是时刻注重卫生，不触摸自己的脸，避免人多拥挤的地方，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

与前两个“已知的未知”的决策相比，新加坡政府必须要为第三个关于外籍劳工宿舍的决策（包括不作为的决策）而担责。政府和广大的新加坡人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刚刚知道外籍劳工的居住情况。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TWC2)在其报告中指出外籍劳工拥挤的居住环境，并警告这在疫情初期就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而政府并不对此采取行动的决定，反映出一种混合着妄想式乐观和拒绝承认事实的心态。这就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所说的“未知的已知”:这是一种能被意识到的风险，只要愿意调查，政府是可以、也应该知道这一风险的。简而言之，这是种有意的视而不见和故意的无知，政府应该被追究责任，因为其没有及早采取行动，以降低外籍劳工宿舍爆发疫情的风险。

但我并不认为新加坡政府会被追究责任。为什么？因为大多数新加坡人认为外籍劳工的生活条件已经“足够好”了。在外籍劳工宿舍爆发疫情后,社会和主流媒体主要在指责外籍劳工自身是造成其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强调个人卫生事关个人责任和教养,暗示这些外籍劳工来自公共卫生标准较低的国家。

 

除了明显缺乏同理心之外，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评论和反响忽视掉了基本事实。例如，不管厕所状况如何，也不管个人卫生习惯如何，仅仅是宿舍里拥挤的居住条件（这使得不可能完全避免肢体接触)就能导致病毒的快速传播。当然，这一事实令人不快，因为它并不符合人们对南亚外籍劳工“不干净、卫生标准低”的刻板印象。

应该吸取的教训：多元化和谦逊态度（Diversity and Humanity）

我毫不怀疑新加坡将挺过这场危机。感染的人数会成千上万，但死亡率应该很低。由于政府(仍在)积极进行检测并追踪密切接触者，未来几周的确诊病例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但病死率将保持在较低水平。我们没有理由恐慌。韩国、德国和钻石公主号游轮(这是仅有的几个普遍推广核酸检测的疫情重灾区)的例子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死亡率将会很低。大多数感染病毒的外籍劳工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症状比较轻微，甚至可能会无症状。

我更担心的是，新加坡人会从这场危机中吸取错误的教训。支持政府的政治评论员Calvin Cheng最近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糟糕的情况是，新加坡本地的医疗系统将因为外籍劳工而不堪重负。这可能意味着新加坡本土的病人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医疗资源，会有少数新加坡人为此生气，甚至口出不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将看到一些令人不快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应该受到谴责。”

 

除去疫情本身，我希望新加坡人能从这场危机里学到两个重要经验:（认知）多元化和保持谦逊态度的重要性。

 

在疫情初期（现在已是全球性大流行病)，我认为与新加坡政府被称为“黄金标准”的举措相比，香港政府的应对措施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香港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的政府，尤其是在2019年持续多月的游行抗议后更是如此。但歪打正着的是，这种对当局的不信任似乎促使香港民众采取了各种积极应对Covid-19病毒的手段。确实，对政府缺乏信任最初导致了一定的恐慌性购买和囤积生活用品（包括卫生纸)。但佩戴口罩、待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监督他人保持卫生习惯(尤其是从境外回来的人)——所有这些微小而重要的举措，都是自下而上自发实行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强执性命令。

 

作为一个深信强势政府拥有优势的新加坡人，我最初认为这种社会反应，往好了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往坏了说是会引起恐慌的。但作为一名旅居香港的新加坡人，我没有资格来批评香港的各种举措。渐渐地，我开始欣赏香港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极强的适应能力。

新加坡人有理由为他们强大而称职的政府感到自豪;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也是当局极为重要的优势。但同时不可缺少的是一个强大社会的存在——一个能够核查、质疑并要求强大政府承担责任的社会。强大且称职的政府和能够核查且约束政府不当行为的强大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狭窄的走廊，它在保护民众享有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保证国家能够高效运转。

 

正是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之间存在的 “竞争”，存在的卓有成效的紧张关系，才促使两者都取得进步。如果政府强势而社会弱势，两者之间的走廊就会缩小，甚至消失。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无法改正错误和弊端的所谓“全能”国家，它极有可能向专制国家发展，这类国家虽然表现出色并能创造经济增长，但权力滥用的风险较高，而社会又缺少限制这些权力滥用并向政府问责的民间组织和政治机构。

 

一个强大的社会往往重视且鼓励多元化: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可以拥有不同见地，向社会公认的观点和政府决策发起质疑,更意味着应该有必要的机构来检查和限制政府的行为——这些机构包括公民社会、议会、独立法院、自由的媒体。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众志成城面对危机”的表达方式。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政府并不反对多样化观点和持不同政见者，但它坚持认为在危机中，人们应该团结起来支持当局，对不同观点的争辩则应先暂时搁置。这种观点没错，但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在危机中，决策者面临的最大认知威胁，并不是缺乏团结；而是由于被困在危机里太久，而产生的狭隘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