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

97岁婆婆坚持每周售卖蔬果维生,网民帮忙推销快来买!

“她已经97岁了,很虚弱,但仍在每个周五、周六和周日都推着一车装满水果、土豆等满满食材的杂货车出来做生意,要想到她的年龄与杂货车的重量,根本不对等,而她仅仅为了生活。” 一名网友在个人脸书上发文,呼吁民众前往 Thomson VTwo corridor一楼,关顾这位97岁婆婆的生意,网友描述,婆婆经常在该地区卖水果蔬菜维生,这些蔬果都是从Sheng Shiong超市里低价购买,然后再以稍微高一点的价格售卖,赚取差价,但因为价格稍微高一点,所以她的生意并没有想象中好。 网友在和婆婆聊天后发现,她已经高龄97岁,但仍坚持每周五六日都出来卖,勉强维生,而且她所推出去的杂货车的重量,可能也不是婆婆可以负担得起,婆婆也向他表明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较弱。 网友说,“她可能会忘了你曾经探望过他,就像我,都会经常给他一些现金,帮他买点吃喝,她会忘记而自责。不过她也说过她非常开心看到有人上前问候。” 为了减轻婆婆的辛苦,网友将协助婆婆到网上发文,帮助婆婆“推销”她的水果。 网友表示,婆婆经常在周五六日的早上11点开卖,直到下午5点左右,呼吁民众若有能力的话,将钱花在需要的人身上,能够支持他的生活,可以帮她买点吃的,和给予她一点点零用钱,让他继续生活下去。 善心帖文曝光后,立即引来许多网友的关注,许多网友表示想要帮助老人并向网友获取更多相关信息,目前已有5600转载以及2500个赞,也有网友分享曾向婆婆购买水果,并赞叹婆婆慈蔼和善。 网友 Saliartz GlassPaints:我也向婆婆买过番薯 网友ShaharudinMohamedAmin:希望大家能够用尽任何方法帮助这位坚强可爱的婆婆度过难关,保佑他顺顺利利 网友Siva Balan:我向她买过香蕉,是我在新加坡买过最贵的香蕉,我没有任何的零钱给他,有个路人经过来和他说话也把零钱找回给我 也有网友则感叹尽管新加坡是富裕的国家但仍存老人勉强维生的问题 网友Niels Hendriksen:这张照片戳痛了我,新加坡被誉为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这却持续发生,不管他的过去或者是什么理由,婆婆值得在她的迟暮之年有更好的生活。我曾看见新加坡的夫人开着蓝宝基尼和拖着价值5万块的爱马仕等等的行为。真的很伤心。如果我仍在新加坡,我一定会去光顾他,虽然这点心意不值得多少,但却能够支持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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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37国养老金机制 荷兰最佳狮城第七

评估全球退休保障计划的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Melbourne Mercer Global Pension Index),公布今年排行榜。比较37国退休金机制,荷兰蝉联最佳养老金制度冠军宝座,至于新加坡排名第七。 根据报告,第二、第三名为丹麦和澳洲,其他进入前十名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挪威、新加坡、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智利。 荷兰以81分今年蝉联冠军,该国退休人士以职业生涯的平均收入为基础享有被评为最佳的养老金制度。 至于我国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总得分70.8分,获得B评级,即指具备一个健全的退休金机制,且具有许多优良的特色,惟“仍有值得改善之处”。 在简介中,该报告介绍中央公积金部分积蓄可提取用来购屋或医疗用途,其余仍作为退休存款;也提到终身入息计划(CPF Life)下须有最低存款额,以及调高会员动用退休储蓄的年龄。 报告指各国政经文教国情不同,固然不能把一国的制度照搬其他地方,惟都会有一些确保社会年长群体受惠、具有可持续性和更高的社会群体信心等特色。 该报告以三大主轴:是否充足(adequacy)(总分40分)、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总分35分)以及机制的诚信(integrity)(25分)等等,以及40多个指标来衡量各国的退休金机制。 会员每月入息不足生活面对挑战 尽管如此,本地公民仍继续传达诉求,认为政府更应该尊重国民的公积金积蓄,但总理李显龙在今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提到在未来十年逐步把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分别调高至65岁和70岁。 不过,在今年2月,官委议员特斯拉博士在国会向人力部长杨莉明提问,当公积金会员来到65岁,平均能领取多少入息。 杨莉明在书面回答中揭露,在2018年12月,共有26万8000名年届65岁或以上的公积金会员,从退休存款计划和终身入息计划领取入息。 其中竟有高达74巴仙的会员,领取的每月入息不足500元。 这意味着,有不少年长者可能面对老迈和病痛,仍要继续工作。有的作为清洁工、收纸皮或当保安人员。 公民希望政府理应能更为灵活处理他们的积蓄,以及在审批会员提早领积蓄时,能更为透明化。更何况这些都是他们辛苦打拼半生的血汗钱。亦有一些在野政党提出,为国人争取55岁就可提取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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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单身长者月开销1379元 社会家庭发展部称仅小群体质化数据

读者LamYinYin 于两周前(9日),在《海峡时报》论坛内直指,尽管政府推出各项措施,依然看见我国年长者一直都在从事体力活方面的工作,例如清洁工、洗碗工、回收纸箱等。 她表示,尽管在政府补助低收入之下,却仍看见从事体力活的工作的老人,而且他们看起来身体相当虚弱及不佳、有些已经跛脚甚至是严重驼背。 她提及,今年5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KYSPP)曾发表一项研究报告,内容指出65岁及以上的单身男性或女性,每月的生活消费至少需要花费1千379元。 有关报告《新加坡年长者需要:家庭预算报告》,透过衣食住行包括教育机会、就业、生活平衡、健保、自由参加社区挥动、从事文化与宗教活动,以奠定其基本生活标准。 研究也指出,只有55巴仙的55岁以上国民在2013年,在公积金户头中有足够的储蓄用于支付基本退休金(Basic Retirement Sum),这意味着大约一般的人甚至不能获得每月800元的基本年金。 读者吁政府应多宣传社会援助,改善老人生活 在年长者面临如此艰巨的生活时,读者Lam要求政府应多宣传其社会援助,据她了解,社区关怀(ComCare)计划每月会为老人提供600元,而乐龄补贴计划(Silver Support Scheme)则会在每季度提供300元的额外支出。 她说道,“有些老人尽管身上有不适但仍持续从事清洁工工作,可能因为他们无法应付或并不知道如何申请上述的计划。因此,有关当局应该更深入地研究问题,让有需要的老年人,亦能够充分得到社会援助。” “研究仅一小群长者质化数据” 今日(21日),社会与家庭发展部(MSF)社区关怀与社会支持部门主任Kong Kum Peck在《海时》论坛回应有关读者,表示该项研究,是从“一小群长者所收集到的质化数据,其包括较自主化的开销,这可能因健康状态与生活方式等有所不同。” 这似乎意指该项研究仅代表一小部分老人状况,显著意义不大。 “若民众遇到可能需要帮忙的长者,亦可致电至社区关怀热线1800-222-0000。” 她续指“如果要将研究当中的最低收入标准,与社区关怀援助计划,或者乐龄补贴计划进行比较,可能会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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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老妇失踪两日 幸得好心人协助寻获

后港一带发生失智症老妇失踪,两日后,所幸在好心人的协助下,于昨日(15日)被寻获。 据警方发出的文告,84岁老妇Ho Ng Lui于周日(13日)早上10点半左右失踪,最终位置位于后港32街376B座组屋。随后,网友也在脸书上呼吁公众协寻,并描述老妇的特征:仅说广东话,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件。 老妇最终被寻获,其家属后来接受《8视界》采访称,老妇在失踪后跌倒,被一名好心人士发现立即联系医院,最后将老妇送入盛港综合医院,而家人亦接到医院来电赶去,目前情况良好。 失智症到底是什么? 失智症是一种慢性或进行性综合症,通常是认知功能(即处理思想的能力)出现比正常年老过程更严重的衰退。它会影响记忆、思考、定向、理解、计算、学习、语言和判断能力,但不会影响意识。那它究竟在我国是否成为普遍现象? 根据心理健康学院(IMH)的调查指出,10个年过60岁的人,可能就有一个患失智症,而且2018年间预计已高达8万2000人患有失智症,而且其数字可能还会每年随之增长。 失智症患者不仅仅是记性不好如此简单,亦可能会使患者开始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及抽象思考以及其他脑高度机能均呈失常,甚至于行为及性格亦有变化。 其中,失智症最普遍的现象为阿兹海默症,俗称老人痴呆症,其病因不得而知,而且并无任何已知的治疗方法能够治愈。在无法治愈的情况下,可想而知患有失智症的患者一直都生活在绝望和无助中。 新加坡管理大学与新加坡阿兹海默症协会曾协同进行相关失智症研究。研究发现,四名失智症患者中,有高达三名的患者感到排斥与孤独。此外,研究亦发现,每两名失智症患者中,就有一名无法像其他人坦白自己的病情,而且近六成的失智症患者认为因为病情关系,他们被视为缺乏竞争力。 患者经常面临无助与孤独 或许大家仍无法想象失智症的患者的状况,可以从民间组织救援过程中感受失智症患者的无助。日前,“让希望活下去”创办人潘迎芬,就遇到疑似患有失智症的老妇,在振瑞路一带走失,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在路上无助哭泣。 据视频所示,潘迎芬在看见老妇在路上大哭,表示忘了回家的路,便与身边几名男士不断安慰老妇,并承诺老妇会带她回家。老妇不断在钱包内寻找证件检查地址,并表示已经忘了地址,潘迎芬也连忙安慰老妇。 再确认地址后,潘迎芬连忙向左邻右舍寻求协助,安排将老妇带回家,最终在潘迎芬的安排下,老妇也顺利回家。 https://www.facebook.com/Fionphuateeup/videos/10156756279708494/?permPage=1 视频内并没有证实老妇是否为失智症,但从迹象可推测失智症老人很有可能也会发生如上的情况,而其走失的迹象不难想象,或许其家人也正在焦虑协寻中,可见其病症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患者本身,也连带照顾者的生活。 根据上述研究显示,近三成的照顾者在照顾失智症的患者中感到尴尬,可能是出于对旁人造成困扰而觉得愧疚。由此而言,社会对失智症的警觉意识其实并不算高。研究结果也揭示,56巴仙的人对失智症似懂非懂,所以在和失智症患者接触,常常会出现不舒服的状态。 逐渐建立失智友善环境 此外若家中无患有失智症患者的人,对失智症的污名化是最高的;其次是患者自己本身,因为觉得失智症带来的困扰而感到羞耻,因此将之否定失智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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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川仁吁重新审视老龄化叙述 惟国内老少面对退休积蓄困境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随之引起许多议论,针对相关课题,人民行动党乐龄小组主席陈川仁表示,应该重新审视围绕在老龄化周边的论述。 上周日(13日),陈川仁受邀出席人民行动党乐龄小组为国际老年人日举办的纪念活动,在致词中敦促,新加坡人应透过各项社区活动与个人参与,将新加坡变成适宜老年长居与养老的地方。 他随后也向记者透露“立国一代”(Merdeka Generation)如今却被视为是一个挑战或社会问题,并表示与“立国”的意义有所不同。 “让我震撼的是“立国”一字,原有自由和独立的意义,但为什么如今却将它视为是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它。” 他也透露人民行动党推出新手册协助老年人更好理解相关社会政策,如老年员工公积金缴款率、及解释最新政策。此外,陈川仁也称老年员工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下持续参与工作,可改变老年人的负面印象。 临时工泛指在工作场所里非正式雇用的劳工,通常以日薪计酬。 也不像正式劳工能够享有退休金与每月最低工资的保障。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有能力养活自己,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自由独立的原则,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就如当初“立国一代”的名号,为了能够实现自由和独立的原则。” 高生活成本老人吃不消 但果真如此吗?近年来,老龄化问题持续被讨论,亦经常在众多报导中看见,生活成本的提升与退休积蓄不足,经常迫使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今年2月路透社报导,有近三分之一的65以上的老年人正在工作,路透社强调,因为高生活成本以及预期寿命提高,導致老年人别无选择,只好重返工作岗位。 自2016年以来,我国已推出多项计划协助公司面对老年员工的问题,例如重新制定补助金。此前,人力部长杨莉明也表示,国人一直秉持着“持续工作,储蓄更多”的信念。针对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关于支付CPF资格年龄上限,杨莉明表示,2012年已引入再就业立法,让国人能够在逾62岁后工作,因此降低支付公积金年龄上限是对其他人不公平的。 青年恐成三明治时代 除了老年员工的问题,我国还出现另一种现象:年轻人成为夹心层,上有高堂,下有妻小,他们可能面临赡养父母妻小的问题。 华侨银行(OCBC)今年7月公布财务健康指数,发现在2000名在职成人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面临上述情况,俗称“三明治世代”。既要赡养父母,亦要抚育儿女,蜡烛两头烧,其财务状况也令人担忧。其中高达63巴仙的人,无法随心所欲享受生活。 调查指出,大部分在职成人无法能够计划未来退休生活,目前仅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规划退休。尽管有八成的人表示有主动投保,但也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不投资,认为投资是一种赌博,几乎一半的人没有被动收入。 另一项调查则是由保险公司职总英康(NTUC Company)揭示,三明治时代如何看待未来财务状况的严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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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称41巴仙国人对当前生活觉得不快乐 财务困境或是关键因素

追求美好生活本就是人之本能,也是时代趋势使然。那我国人民又是如何定义美好生活?近日安盛保险公司发表首届安盛更美好生活指数的调查,41巴仙的新加坡人,对于目前的生活并不感到快乐,只有五成的人认为他们岁目前生活感到满足。 该指数邀请四代社群,包括Z世代、Y世代、X世代以及婴儿潮世代,共1008名人参与调查,旨在从三层面包括现实感、赋权以及成就感,调查新加坡人民如何定义更好美好生活,其指标包括,生活目标、目的、挣扎、目标的进度以及满足感。 各个世代都均被划分。婴儿潮时代指的是在某一時期及特定地區,出生率大幅度提昇的現象,通常是1946至1964年间出生的人;X世代指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人;Y世代指1980年至1990年代出生的人;Z世代指在1990年代至2000年後出生的人。 据结果显示,新加坡人的更美好生活指数落在50.4分,即指新加坡人离理想生活的目标仍相当遥远。其中有每两位中,就有一位对他们短期或长期目标的进度感到不满意。 在各世代中的人民,以Y世代的分数最高,达54.8分,即指他们最有动力实现理想与目标。 财务困境是关键 既然更美好生活指数如此低分,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民并不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研究指出,主要关键是财务困境,在四代人接受调查过程中,他们认为财务的多寡成就目标的实现,一切阻碍目标实现的困难都与金钱相关,例如生活成本增加、无法储蓄。 另外,在现实感层面,当被问及是否设立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实现人生意义时,近八成的人会设定短期的目标,而对于较为年轻的世代,他们所设定的生活目标大多与金钱有关;然而老年一代则更注重健康生活。 报告也指出,约71巴仙的新加坡人认为他们在设立目标后,清楚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以完成目标,但只有近六成的人认为他们能够成功达成。对此,许多人认为,阻碍他们完成目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成本的增长,让他们无法实行储蓄习惯,而阻碍了目标的前进。 最后在成就感方面,新加坡人的得分比起其余两个层面低,得45分,即指新加坡人在生活中处于低成就感,而在四代人中,以婴儿潮世代的人成就最高,约57巴仙,而Z世代的人的成就感最低,其分数落在40巴仙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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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退休指数:狮城退休财务状况获第一,但生活品质与物质福利表现欠佳

新加坡于全球退休指数(GRI)中,退休后财政状况指数获第一,却在其他指标,如生活质量与物质福利的分类指数成绩欠佳,两方面仅获得52巴仙得分。 在最新一期的全球退休指数中,我国的整体排名在第28位,其表现并不佳。但在不同分类指数中,我国亦获得不同排名。在财政分类指数中,我国与新西兰在44个国家中表现强劲,并列第一(79巴仙)与第二(79巴仙)。 全球退休指数(GRI),是由法盛投资管理(Natixis Investment Managers)与CoreData Research 编制,旨在研究推动退休保障的因素,并提供退休政策实践的比较工具,而退休财务分类指数是指衡量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对储蓄保障及退休人士收入最大化的有利程度。 此外,其预期寿命分类指数也上升三位至第四位。 尽管如此,我国在其他指标中如保健医疗、生活质量、物质福利、幸福感分类指数中仍待进步。尤其是生活质量与物质福利更是表现不佳,仅达52巴仙,即指我国的退休财务与健康在相比之下显得较弱。 而我国生活质量指数也是低空飞过,据报告指出,由于社会幸福感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获得41位。其生活质量指数包括人民的幸福与满足程度,以及基本生活条件如:空气质量、水和卫生条件、多元性的环境等。 另外,我国的物质福利亦从29位跌至32位,尽管其平均收入和就业率的排名在前。 据法盛投资管理表示,其生活质量与物质福利下跌归咎于我国收入不平等。 “随着经济环境愈发不稳定,以及预期寿命的增长,人民必须提前规划退休生活。由于新加坡拥有良好的治安与稳健的金融基础设施,所以该国银发一族利用有利的环境来规划他们的退休生活”法盛投资管理亚太区执行董事兼批发基金主管Madeline Ho。 值得注意的是,在44个国家中,其中5个亚洲国家,其生活质量分类指数均无人进入前25名,而当中生活质量分类指数最高的10个国家则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冰岛、爱尔兰、瑞士以及新西兰,其中以冰岛位居榜首,打败瑞士,而挪威则维持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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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佐柏:我国被誉为是全球退休生活品质最差的国家之一

说真的,如果人民都已经不快乐了,那我们坐拥一个表面繁华的国家又有何用呢? 新加坡绝不是一个退休人士能拥有足够的退休金、最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最高生活品质的国家。 当然,新加坡适合参观F1与其他娱乐设施的游客,但对于退休人士而言,绝对不是最佳居住之地。 在全球退休保障指数中,新加坡的排名是最差之一。 那之前所承诺的“瑞士般的生活水平”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表面上基础设施良好、相当美丽,但人民却不幸福的国家。人民行动党在美化国家上很在行,打造令全球惊艳的建设,然而,却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做得糟糕透顶。 新加坡在退休人士的生活品质与物质福利方面,均落后于其他国家。在44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指数中,竟排名第41位,该指数衡量了社会的幸福程度与满足感。 这与目前的经济观点一致,虽然新加坡有“经济奇迹”的美誉,但实际上,新加坡在持续推动经济方面却将大部分人口抛诸脑后。 全球退休指数(GRI)是由法盛投资管理(Natixis Investment Managers)与CoreData Research 编制,旨在研究推动退休保障的因素,并提供退休政策实践的比较工具。 尽管新加坡在退休指数中的财政分类列为榜首,但其指标主要衡量我国的金融体系与货币质量。退休财政分类指数,包括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全性、储蓄与投资水平、以及保留储蓄的购买力。新加坡的银行不良贷款(NPL)良好记录亦是该指标得分较高的关键因素。 至于其他指标如退休人士保健指标,新加坡也表现不佳,在44个国家中排名最后第七名。 生活品质是评价我国退休文化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对于退休生活的指标均相差甚远。 在最新的全球退休指数中,法盛投资管理与CoreData Research将退休人士的健康、财务、物质福利与生活质量列为标准,调查了44个不同国家,包括来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与金砖五国(BRIC)的各个国家。 您要知道,忧郁和悲伤就是全民共同症状,本质上是属于系统性影响的疾病,而不是个人疾病。 我们现在就如同患有致命性癌症,慢慢地吞噬我们的社会,这“癌症”是受到系统性的影响,而且其核心价值已经开始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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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老年照顾均有女性承担 经济负担庞大

随着我国迈入老化社会,老人长期照护工作成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本地性别平权组织,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表示,大部分老人长期照护工作全交由家中女性照顾者负责,主要原因包括外劳对医疗照护知识的限制,加之正式照护系统未充分善用,造成女性负担增加。 AWARE 近日释出一项报告,其报告邀请22个家庭中的老年照顾者与22位来自学界、医疗专业、照护系统工作人员、以及家居与社区资源服务工作者进行深度质性访谈。 报告指出,大部分老年照顾工作落在女性身上,据2016至2018年的劳动力调查,因家庭责任而离职的女性,增长了9巴仙,从26万3000增长至28万6500。 杜克-国大医学院资深研究员Rahul Malhotra博士也指出,2011年的一项相关调查发现,大部分75以上的老年人均由女性照顾,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的女儿、媳妇或妻子。 他表示,“根据研究所显示,我认为在照顾系统方面仍存在性别偏见”。Malhotra博士解释,这是因为亚洲社会包括新加坡所存在的传统价值观,在亚洲社会,无论是小孩或是老年人的照护工作通常都交由女性进行。 他也指出,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相关议题的大范围量化调查,其初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主要照顾者仍以女性居多。 长期照护工作影响女性就职与经济状况 据报告指出,照顾者一旦增加其照护工作的时间,对照顾者的职业状态产生若干影响,而且由减少工作时数逐渐变成完全退出工作,因此也影响了照顾者的经济状况。 由此而言,很多女性在失去工作后,等同失去收入与贡献公积金的能力,许多受访者认为他们至少损失了63巴仙的收入,意味着每年约损失5万6877新元。 另外,高额医疗费用增加每月开销,根据报告指出,要照顾一个三项日常生活活动无法自理人士(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简称ADLs),每月平均都要花上866新元,或是每月家庭收入的22巴仙,但事实上,多于三项ADL的人,其平均开销就高达1917新元以上,或占家庭收入的64巴仙。 日常生活活动,指一个人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每天所进行的必要活动,包括进食、梳妆、洗漱、洗澡、如厕、穿衣等,功能性移动包括翻身、从床上坐起、转移、行走、驱动轮椅、上下楼梯等。 Malhotra博士:调整弹性工作安排对照顾者极其重要 为此,AWARE 在报告中提出八项建议:对私人照护服务进行规管与发牌,包括定期进行突击检查与评估,并公开评估结果;拓展更多群集支持服务,确保照顾者能够获得相关医疗照护资讯;设立家庭照顾者的国家数据库;引入弹性工作安排成法定政策;提供老年照护、家庭照护假期给夹心阶层照顾者;引入反年龄和工作场所歧视政策;提供照顾者支援津贴;修改终身护保(Care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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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总英康广告 反映青年夹心层挑战

职总英康在本周三上载了一段广告,描绘一个本地打工青年生活中面对的压力,既要照看自己的父母,更要为自己的孩子将来作长远规划,而这位青年的最终期望,是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代的夹心层”,不让自己的孩子也面对养父母和养家庭的压力。 视频一开始,一名名为“杨添”(译音)的年轻人,拿家用给父母,爸爸在点算他的家用,还反问他为什么这么少?今年没花红吗?青年就回答,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给完他们。 之后镜头跳转到青年去提款,结单上显示他还有3万5千余存款,似乎他很努力存钱。 杨添感叹自己无法给到父母最好的:而家里冰箱坏了,仍是杨添帮忙找人来修理;把自己的旧手机给妈妈用,还要被爸爸酸是旧的。 去购物,车子不够坐,爸爸还抱怨道:“你应该买大点的车!”(爸爸很严苛啊!) 后来妈妈生病入院,父亲和杨添为了母亲住院病房的问题产生争执: 杨添其实已成家,即便和妻子讨论蜜月旅行,看到昂贵的旅行配套,也没敢下手,还建议妻子到比较近的国家旅游。 在选择中,杨添只能作出牺牲。在他的自白,他认为成长过程中得到父母给予的一切,但却没能成为他们所期待的那样,“我只是变成了... ...平凡。”但杨添认为,自己是在未来打算。 后来,杨添家里终于迎来了小生命--女儿艾玛。他在自白中说道,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好让他将来不用面对自己现在面临的许多困难抉择。 “我的父母给了我所有,但那是过去的方法。我必须用不同的方式。”他说,他会好好规划自己的退休,不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夹心层,既要供养父母,又要照顾自己的家庭。 “我亲爱的艾玛,我将会成为最后的三明治一代,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职总英康民调: 八成年轻人认为,未来面临养父母、子女巨大压力 职总英康的广告,相信也是呼应此前公布的民调:约94巴仙的35至55岁的“三明治一代”(Sandwich Generation)正面临养育孩子和照顾父母的经济压力,并相信未来自己的小孩与孙子亦会困在同样的循环中,成为新的“三明治一代”。 三明治一代通常指上要照顾老人,下需抚养子女负担沉重的中年人。他们通常是30-45岁之间的亚洲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批人,因被夹在中间的困境,所以被誉为三明治一代。 此外,八成的年轻人(约21-29岁)亦认为自己将会迈入成为“三明治一代“,其主要原因源于平均寿命延长、自己对退休父母的养育责任以及养老金不足的现况。事实上,他们的父母也和他们有如出一撤的想法,有34巴仙的受试者父母认为孩子能够在年老时经济上支援他们,也承认他们很有可能踏上同样的脚步,成为新一代的三明治年龄层。 而大部分的年轻人则认同父母应该及早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准备,还有一半的年轻人则担心父母在退休需要依靠他们生活,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退休阶段能够维持与孩子的独立经济。 有关广告可以在职总英康脸书专页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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