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据印度媒体报导，印度一家银行Lakshmi Vilas银行（LVB) 财务出现严重状况，印度中央银行已接手管理。不过，该国央行却有意将前者“改嫁”给星展银行。 Lakshmi Vilas银行已陷入困境，但似乎印度央行此举似乎有意透过合并，来解救前者。 《彭博社》更是形容合并形同星展银行的“救援行动。”一位机构投资者顾问告诉彭博社，总部位于钦奈（Chennai）的Lakshmi Vilas银行，“相当资不抵债”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印度财经媒体《Mint》则报导，央行令人意外的干预，可能源于Lakshmi Vilas银行试图寻找一个有收购意向者（suitor），以满足最低自本需求，借此拯救该银行。 该银行此前资本充足率不仅不符合监管规范，在9月季度也变为负值。截至9月底，资本充足率（CAR）降至负2.85％，而最低监管要求为，是达到10.875％。 银行的亏损也从去年同期的35.7亿卢比（6400万新元），扩大到9月季度的39.7亿卢比（7200万新元）。自去年9月以来，它一直受到印度央行关注。 印度媒体称，合并被金融界视作为破产银行的最快解决方案。不过，似乎星展银行印度分行似乎很欢迎这项合并举措。 星展认为合并能为Lakshmi Vilas银行的客户提供稳定和更好的前景，与此同时也有助拓展星展在印度南部的客户群。 Lakshmi Vilas银行扎根钦奈已有94年历史，并建立了零售和中小企业客户群。如果合并草案获批准，星展集团将注资4亿6300万元，支持这项合并计划。  

本届大选自落幕后，已过去整整三个月。在本届大选中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莫过于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林绍权风波。 林绍权在本届大选中获得行动党推介为该党候选人，原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战裕廊集选区，也因不同凡响的学历，而获得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赞扬。 他也在推介礼上以在基层上自力更生作为口号，却在不久之后遭“打脸”，被网民爆料其实为人很“好练”引发风波，甚至被迫宣布退出候选人阵营。 有脸书用户Bryan Wong在帖文中历数林绍权的种种“不谦虚”、态度不一实例，如林绍权在武装部队服务时总是“高高在上”，不允许他人进入自己使用的空调帐篷。“他的举止言论都带有精英主义色彩。” 而随着Bryant Wong的爆料，更多有关林绍权的负面评论也随着浮出水面，其中有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吉宝岸外与海事的同事、同一段时间服役的人们。有人甚至说，林绍权是行动党的“耻辱”，而林绍权在6月27日，宣布退出候选人阵营。 总理李显龙也在事发后两天，对外宣布会展开调查，并直言不能让林绍权接受如此严重的指控，对林绍权也非常不公平。 “这开创了非常有害的先例，你可以谴责某人，甚至用网络攻击，抹杀一个人的名誉。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解决这件事，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轻易抹杀和摧毁一个人。……因此在选举后，党将针对林绍权的指控真实性展开调查，我们也会关注此事。” 不过，总理李显龙也表示对于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仍倍感信心。 在本届大选中，反对党获得史无前例的进展，获得两个集选区的席位。整体而言，人民行动党则从2015年的69.9巴仙大幅度下跌至61.2巴仙。 相信若林绍权没有退出2020年的大选，他将可能是裕廊集选区的议员之一，跟随部长尚曼达的团队，一同竞选裕廊集选区议员。 但显然地，我们迄今仍未听见人民行动党对林绍权的调查后续。

随着新加坡旅游局发布消息，将会在年底复航两家以我国为母港的游轮后，相关公司将会提供和堪比陆地住宿价格来的更安全的旅行，网民都对此表示欢迎，却有不少网民认为不应该这么快复苏航程，害怕“钻石公主”号事件重演。 云顶星梦邮轮“世界梦号”将于11月6日起试航，而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海洋量子号”则会在12月开始起航，两家公司都正在申请安全出航认证。 云顶邮轮公司将会推出两晚和三晚的行程，价格分别为359元和599元，而13岁及以上的乘客必须在出发当天，进行60元的强制性鼻拭检测。 皇家加勒比公司则会提供三晚和四晚的旅程，费用各为374元和509元。 据《海峡时报》报导，邮轮公司表示，虽然不会提供自助餐，但是大部分的船上活动都会照常进行。 皇家加勒比集团亚太区执行董事Angie Stephen指出，其游轮价格会和陆地上的酒店住宿配套相称，或来得更低。她指出，虽然有消费者担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今年初“钻石公主”号上的情况，但是现在所筹备的旅游配套都会比在岸上逗留来得更安全。 “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意识到，钻石公主号事件事发生在今年1月和2月，当时全球并不知道冠状病毒19所带来的影响，更不用说如何去遏止它。” 她说，除了新加坡安全管理的规定之外，批准出航的游轮还会采取其他措施，如登船之前的检查。若在船上发现有确诊病例，皇家加勒比将会使用蓝牙联系追踪，以隔离曾和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过的人们。 星梦邮轮总裁兼云顶邮轮国际销售部主管吴明发（Michael Goh）则指出，该公司一直在台湾经营国内邮轮，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 他指出，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的两艘船只还被用于安置康复中的外国客工，这些经验都为船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培训。 他指出，船只的设计确保了船上的空气不会再循环，他也补充道，教育消费者也是对树立巡航建立信心的关键要素。 两家邮轮公司为了安抚客户，都会为在登船前被检测呈阳性的客户，提供未来航行的折扣。皇家加勒比集团还为每名客户支付高达2万5000元的冠病相关费用，包括船上医疗费、隔离和回家的费用。 大部分网民都持着反对意见，认为邮轮上的空间有限，很难保持个人安全距离，尤其是有小孩子的情况下，更难确保有人遵守安全距离。 他们也认为当前人们已经开始疏于防疫，如不戴好口罩、不保持安全距离等，“在陆地上都是这样了，更难确保在邮轮上大家都会遵守” 。有者则认为，与其坐邮轮，不如自己划船，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前进方向，还可以更近距离地靠近大自然，还不用缴交检测费用。 然而也有网民认为只要当局的安全措施到位，就应该勇敢地跨出这一步，不然“我们的旅游业要怎样复苏，失业人士要怎样回弹”。

日前，瑞士的日内瓦州选民投票。在日内瓦这座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要让工友活得有尊严，时薪就不能低于23瑞士法郎（约34元），相当于月薪4千086瑞士法郎（或6千071新元）。 日内瓦是继汝拉州（Jura）和纳沙泰尔州（Neuchâtel），成为瑞士第三个实行最低薪金制的城市。 日内瓦选民曾两度否决最低薪金制，但当前受冠病疫情冲击，加深贫富不均鸿沟，如今近58巴仙选民，以及所有当地左翼政党都支持这议案。他们希望能为陷入贫困和不稳定的群体，提供解决之道。 当地时薪甚至高于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时薪，即澳大利亚的每小时19.84澳元（约19.33元）。日内瓦曾被评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与我国并列前十。 鄞义林：仍有国人收入低于1236元 对此，旅台博客兼维权人士鄞义林，周二（29日）在脸书上将瑞士与新加坡做对比。他指出，正当日内瓦公民投票决定实行世界上最高的最低工资时，新加坡的外包清洁工友，在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简称PWM）下却只能赚取区区的1千236元月薪，等同日内瓦最低工资的两成。 “请注意，还有新加坡人的收入低于1千236元。” 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简称PWM）是人力部等提出的相关计划，旨在扶助保安、清洁、园景和电梯维修等领域工作的低收入户。根据人力部表示，他们均通过培训提升技能和产能，工友获得加薪。 对此，鄞义林指出，人民行动党仍坚称渐进式薪金模式比最低工资模式有效。 “新加坡人的工资被抢去付部长的薪水，给他们全世界最高的薪水“，鄞义林指出。 他接着说，“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的政府，和只关心自己的政府是有区别的，即一个是付给公民世界上最高的工资，一个是付给自己全球最高的工资。” 因此，鄞义林也质疑新加坡到底迈向什么“瑞士生活水平”。 吴作栋曾提出“瑞士生活水平” “什么瑞士生活水平？（Swiss standard of living）？是被骗的生活水平吧（Swindled standard of living）？” 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1984年，成为总理前，为新加坡作出的愿景：到1999年，新加坡达到“瑞士生活水平”。 当时，吴作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解释瑞士生活水平即指人均收入，或一个地区中的人均收入。 “1984年，当我们谈到瑞士的生活水平时，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即人均收入来衡量。1999年，我们预期实现瑞士在1984年的人均收入。” 回想吴作栋二十年的愿景，新加坡似乎离目标愈来愈远，因为一些新加坡人的收入仍然远远低于瑞士人的收入。 林志蔚：最低工资是提供社会弱势保障 实际上，老年人每天都在挣扎，为了生存而工作。根据《路透社》去年的报告显示，许多新加坡老年人在退休后仍积极求职，因为公积金退休储蓄计划无法支撑他们后续的生活。 在选举期间的政治辩论，代表工人党竞选的林志蔚，强调了最低工资的重要性，他认为最低工资能够使新加坡实现更大的社会流动性。 7月14日，他也在脸书上重申此观点，表示最低工资是基于实证经验得出的结果，也为劳工打开良好的开端。近期的研究，也倾向支持最低薪资制，即使薪资涨幅很大，对于低薪工友的就业问题实则带来冲击微小。 “我认为我们可以承担一些费用，来照顾社会上较不富裕 群体，随着消费者比最低薪资工友多，对价格的影响也就减少。” 而针对渐进式薪金模式被认为是最低工资的替换，他则持不认同观点。他认为，渐进式薪金模式是将工资和工作能力有挂钩，这为许多雇主开脱，用以削减开支的理由，并没有任何权利差异的纠正。 “与此同时，这也摒弃了那些无法提高技能，收入低于生活水平的人。事实上，根据我们的估计，有10万人仍然低于最低工资，因此渐进式薪金模式显然不是为了这些人而设计。”

在卷入律师公会提告的官司前，李显扬妻子林学芬向来在媒体前较为低调。近期她接受英语媒体《雅虎新闻》访谈，对于丈夫李显扬、家公家婆李光耀夫妇、三位孩子和李家风波侃侃而谈，吐露她的心声。 她坦言，他们一家无意成为媒体瞩目焦点，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但她也很欣慰，丈夫李显扬在父亲去世后，有在成长进步，“许多来自多元背景的人士和显扬对话，他也变得更为关心这个国家面对的重大议题和挑战。他热爱、也由衷地关心这个国家。” 她提及，由陈清木医生开创的前进党，理念价值也和李显扬想法相近，例如追寻真正的良好施政和问责、选择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言论等。不仅仅是对于陈清木夫妇，李显扬也赞叹前进党内的有志之士，以及来自各阶层、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群众。 在访谈短片中，林学芬提及李显扬哥哥李显龙，固然是母亲的中心；显扬作为幼子则更为觉得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开拓自己的人生。她举例，过去送三位孩子去国民服役，李显扬深知可能会有人识得他，为了保持低调，都是林学芬送他们到德光岛。 “李显扬无法出席，不是他不关心孩子，但也深知孩子需要独立，且不去强调他们（与李家的）关系也很重要。” 在访谈中，她也怀念家翁李光耀和家婆柯玉芝，提及他们想要男孙，而李绳武的出生确实逗乐了他们，对他们也意义重大。 二子李桓武选择“出柜”，林学芬坦言桓武确实曾找她倾诉，虽然不清楚一开始是不是很好地处理此事，惟她深知桓武很需要父母的爱和支持。

工人党主席林瑞莲，本月中旬就10月份的国会会议提呈休会动议（adjournment motion）申请，有意针对近期前女佣巴蒂的判决，讨论刑事司法制度问题。 林瑞莲提呈的动议题为《众人的正义：增强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平等》。不过根据国会议长陈川仁脸书贴文，来临国会会议有多达五项休会动议申请，经过抽签决定，林瑞莲的动议未被选中，反之议员黄国光探讨家中二手烟的议题，将在来临国会议事上讨论。 国会将在下周一（10月5日）复会。 前女佣巴蒂案的最新判决，犹如抛下震撼弹，例如法官陈成安点名廖家父子报警“存不良意图”、警方移交赃物的疑点等等，都迫使警方、总检察署等各造需要对事件彻查，民众也期待此案能有个交代。 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直言，现有议会程序似乎未能优先处理更重要议题，未来该党仍会探讨这些缺失。对于巴蒂案，梁文辉也对律政和内政部长尚穆根提出国会提问。 梁文辉询问尚穆根，会否委任一个涵括非政府成员的独立调查委员会，针对巴蒂案的调查和检控，对总检察署和警方发起公共咨询？ 梁文辉也关注弱势群体诉诸正义的管道。他询问，对于经济上弱势的外籍人士，是否能设立快捷审讯程序？再者，也应增加高级全职无偿服务律师（CLAS）的报酬，认可他们的贡献。 他也建议，可仿效英国的公设辩护人服务（Public Defender Service），为一些被告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增加新加坡警方内部的翻译服务素质 梁文辉表示，该党呼吁针对巴蒂案应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检讨此案并建议有效方案，只有如此才能重新赢得民众对刑事司法体制的信任。 𝐒𝐞𝐜𝐨𝐧𝐝-𝐡𝐚𝐧𝐝 𝐬𝐦𝐨𝐤𝐞 𝐦𝐨𝐫𝐞 𝐢𝐦𝐩𝐨𝐫𝐭𝐚𝐧𝐭 𝐭𝐡𝐚𝐧 𝐜𝐫𝐢𝐦𝐢𝐧𝐚𝐥 𝐣𝐮𝐬𝐭𝐢𝐜𝐞 Following the balloting procedure provided under the Standing… Posted by Leong Mun Wai 梁文辉 on Tuesday, September 29, 2020

源自作者人权律师张素兰 本周二（22日），我和数位友人一同在金文泰警局外，等候《新叙事》创办人覃炳鑫。他日前因涉嫌在未经授权下发布与选举相关的付费广告而助理选举官通报，警方随后也传唤他。我们无法得知何时被举报。 根据本月18日选举局的声明（选举过了的两个月后），大选期间，脸书接到通知需撤下五个与选举相关的“付费广告”。这些广告费共花了341元。覃炳鑫说，这些广告只是为了推广其中的帖文，包括一视频内有性感的声音重复“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 然而，总理公署似乎仍不满足于撤下五个付费广告。在他们获得压倒性胜利后的两个月（即93席位中赢得83席），现在开始向覃炳鑫追责。 张素兰：大选大获全胜，为何仍“赶尽杀绝”？ 为何人民行动党表现地如此不合常理和充满报复性，耗费公帑调查这类琐事。即使所有的“广告”被法院认定为非法选举活动（这是不太可能的），对选举又有何用？人民行动党不能滥用纳税人的钱来满足他们的自大。 大部分的人甚至都没见过或听说过这些所谓的“广告”。我必须承认，其中一视频在选举期间出现，确实提及“自由裁量权”一词，而且是个精准的讽刺。但我也必须说，我并没有见过其余四个广告，即使我也是一名《新叙事》的订阅者。 即使如此，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足以证明广告并未对结果有任何影响，其影响甚至是微乎其微，那为什么总理公署不让事情就这么算了？ 我只得出一个结论。 这是行动党身上不幸和令人悲伤的特征。他致力于保障自身的利益和生存，不顾国人权益，即便他们希望享有一些基本人权如言论自由。行动党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权力。 因此，众所周知，他们被戏称为“霸凌者”。人民行动党必须确保所有能够看见他们政策漏洞，或是勇敢发声的人，都遭到对付（put down）。这是新加坡的悲哀。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必须要肆意破坏这些有才能的新加坡人？ 覃炳鑫说，他在经历四小时的审讯后，电脑和手机都被警方扣押。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显《新叙事》和脸书已经按照指令撤下相关广告。当然举报者可能希望采取预防措施，避免视频被复制。 覃炳鑫并非首个被选举局通报，扣押其电脑和手机的人。我们许多人也遭受一样的待遇，包括鄞义林、比尔莱（Kumaran Pillai）、拉维（Ravi Philemon）等人，设备均遭扣押，归还时有故障也未获得任何赔偿。 除非警方想要透过扣押电子设备并破坏它们，展示他们的权力，否则真的没有必要扣押我们的电子设备。如果他们想要持续向我们讨公道，反而应该保护这些“证据”，就不需要破坏他们。 近日，我们看见前女佣巴蒂的案子大获全胜，我们可得知所有据称被偷的赃物，仍继续归还给家属使用，只有在审判前才会再次被收回。因此，新加坡警方真的需要挽回其形象，挽回新加坡人的心，他们的行为就应该被关注。 接下来，他们究竟需要多久时间完成调查、将覃炳鑫的电子设备“完璧归赵”，挽回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我们拭目以待。 原文阅读在此

译自：旅台部落客兼维权人士鄞义林 对于人民行动党的外籍人士政策，我能理解部分新加坡人对此感到愤怒，且把矛头指向外籍人士。 但问题出在外籍人士身上吗？若考量严峻的局势，国人如有能力亦可能前往其他国家。 因此，问题完全在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即对于本地人才的薪资待遇均保护不足，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对准人民行动党“出气”。 但如果我们认为在对抗人民行动党时感到无力，因而将矛头指向外国人才，那我们又有何区别？我们就像一个弱者攻击另一个弱者，全因我们认为自己处于弱势。 如果我们让对人民行动党的恐惧占据我们，让我们失去人道，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我能理解当我们失业、工资的支撑，我们开始陷入恐慌。我们会开始愤怒、无力、甚至让我们失去理智，陷入不快乐的生活。所以当你把怒火发泄在别人身上，比什么都容易。 因为我也曾经如此。 可如果是如此，我们的社会又将如何发展？正是因为我们遭受不平等对待，工资低迷，让我们开始失去耐心，才会如此行动。这都很正常。 但当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一直引以为傲善良、关怀的新加坡，也会渐渐被侵蚀。同样地，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进程，因为新加坡的不平等现象让我们社会不再拥有发展的空间。 这确实不幸的，若是在更为民主的社会，不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体支撑，我们还能够行使我们的权利，移除掉造成不平等现象的政府，以一个更具希望的政府取而代之，实现平等的社会。 此时此刻，我们才需要培育人民关注人民行动党，表达抗议、并把它们从权力中移除或削弱，避免他们持续削减本地工友的权利。只有此番操作，才能确保我们的政策是能够起到至少保护的作用。 劳工保护网愈强大，才能让社会趋于平衡，我们所关心的工资和聘雇问题才得以保障，同时也能够平衡来自各国的外籍人才。 但当我们沉浸在愤怒时，我们无法拿捏分寸，只会身陷怒火，并引向更多的歧视和评判。 那我们在愤怒的同时，又该如何保持社会意识？ 我如今在台湾工作，工资也很低，只有不到2千新元，而且我也发现我的人性逐渐被侵蚀，可是我会把它写出来，我也参与讨论，一点一滴，透过力量作出改变。 这也是新加坡人必须做到的一点，新加坡如今已被逼迫到极限，而且其愤怒程度甚至可以激发行动。但这些精力应该用在对付人民行动党，展示自身权利，逆转行动党的滥用权力的行为。 千万不要让无力感削弱我们的认知，让我们看不清自己是谁。现在是我们团结的时候，向周围展现勇气和同理的时候，在逆境中保持正直，这样才能让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以此对抗人民行动党滥用权力的力量。 原文阅读在此

盛极必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陈思贤认为，当今人民行动党已达到“成就的巅峰”（the zenith of its achievements）在极速增长中精疲力竭，陷入“衰败”（“decadent）。 本月11日，悉尼大学澳洲新马社会研究中心（Malaysia and Singapore Society of Australia）举办一场网络座谈会，题为：《新加坡2020年大选：真正的分水岭？》 参与分享看法的陈思贤，尽管认同“分水岭”这个形容此次选举的用词，但他也提及行动党往往在选举后进行许多“灵魂探索”（soul-searching），特别是当选举结果不太理想的时候。 陈思贤认为，行动党可能会作重新振兴该党的举动，不过在很多方面，今日她无法自我革新。 长期执政下，后殖民时期开国领袖，在那个豪情时代原来的家长式和专制主义，到今天就显得少了气魄、缺乏变革，而“技术官僚”（technocracy）也显得不够鼓舞人心。 行动党执政日久，陷入“精英权利、防护性的思维、棘手的人格以及教条式主义”的形式，却仍胆敢自称是务实的。 陈思贤认为，行动党议员也意识到，他们全面政策和政治抱负中面对的局限。要在行动党的强硬路线内生存，他们只得和“玻璃天花板”（无形、人为的困难）和复杂的“OB”标记网抗衡。 OB标记指的是那些在新加坡可公共讨论的议题。 但陈思贤分析，如果这些革新的举动不是一些进行增值的基本尝试，也很可能只是为了能仿效多元、包容的展示，好赢得一些选票。 形容行动党“盛极而衰”，他指出行动党自觉在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彻底精疲力尽”，而过去促成新加坡的旧有理论也似乎走到了头。 “我想，这可能是缺乏新颖和令人兴奋的独创概念，这也意味着要去振奋国人士气、迈向未来就变得愈发困难。” 结果，行动党政府似乎束缚于自我的历史中、以及过去叙述的成功模式。而行动党过去的巨人，似乎已经把现今的这个政党惯养成“巨婴”。 不幸的是，如今许多可促成活力革新的潜在来源，都被一些行动党死硬派误当作“反对者或对手”。“他们花了太多时间精力，来试图抹黑或修理他们的对手。”

前日，一则1986年的《海峡时报》的剪报在坊间流传：报导中提及，一名女律师，涉嫌非法搬走所属律师馆的一些法律文件，并在附近停车场被截获。而和他在一起的，是一名男律师。 这名男律师和上述女性律师，原本是同事。他在事发一两周前离开该律师馆。他们俩有意于明年初加入另一所具知名度的律师馆。而被搬走的法律文件包括一些案件前例，对于律师是很宝贵的资料，可用在法庭的论辩。 报导内容也形容，男律师在新加坡大学法学院念法律时，曾考获第一名，而律师也被认为很有才干。 何以这则剪报一时间引起注目？据本社向一些资深律师了解，原来报导中提及的女律师，是Christina Ong，至于文中提及的男律师则正是现任总检察长黄鲁胜，也曾是总理李显龙的私人律师。 尽管报导提及警方调查此案，惟较后总检察署决定不追究此事。事件也申诉到律师公会，惟后事如何惟公开。 至于律师公会在前日（9日）针对上述报导，则表示“有关报导提及的申诉，是没有根据的而被驳回。” 总理弟弟李显扬在读到这则34年前的报导，认为有关报导对现任总检察长有严重的指控。 “报导也提及时任总理李光耀，批评当时律师公会未严格管束会员纪律，并警惕有必要维护法律专业的清誉。” 然而，尽管律师公会昨日已表示有关投诉因为毫无根据，为此被撤销。但李显扬也指出，考量到现有的情况，仍令人感到不安。 The front page of The Straits Times 25 Oct 1986 contained very serious allegations involving Lucien Wong, now the… Posted by Lee Hsien Yang on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