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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歌曲疑遭剽窃】印度作曲家坚称创作于1983年 原创人回应打脸

涉嫌盗窃本地爱国歌曲《Count on Me Singapore》的印度作曲人 Joey Mendoza昨日(15日)作出回应,称印度版的歌曲是在1983年孟买所作,于同年5月1日进行表演。Joey续指,当时在表演后开始在各地学校和院校传颂,也因此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印度”爱国歌曲。 由于版本众多,于是一直到1999年,唱片公司Pauline communication决定制作原版歌曲,正式发行。 至于我国1986年就发行相关歌曲,他则回应,“至于新加坡的版本,恕我不知,一直到了前两天,我才得知有这首歌。” 他表示,一直都非常尊重新加坡人的情怀和文化,因此此次声明是想要表达他所了解的事实,并不是想要主张《Count on Me Singapore》的歌曲版权,也并不旨在伤害任何人。 尽管Joey一再声明拥有这首歌的版权,但他所主张的声明却被原曲创作人休·哈里森(Hugh Harrison)打脸。 哈里森在原曲的Youtube频道下留言,解说制作《Count on Me Singapore》的过程,指这首曲子是政府、唱片公司、制作团队等人共同合作,经过好几个月的作词作曲才得以产生的歌曲。他强调,所有的资料都有证据留存。 “只能说这一切也太过巧合了,如果Joey Mendoza版本内的编曲与我们的版本和我们近乎相似。” 他也讽刺地说道,若要求Joey Mendoza拿出这首歌曲在1983年制作的证据可能会很困难,因为这首歌就是在1986年后,由通讯及新闻部的Richard Tan、麦肯广告的Brian Watson,以及Jeremy Monteiro等人共同作词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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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幼崽试飞跌沟 动保协会人员助送返鸟巢

纵使是婴儿,刚学会走路时都会跌跌撞撞,而第一次学飞的马来渔鸮(Buffy Fish Owl)猫头鹰幼崽也不例外。恰巧,这一切就被本地观鸟者所发现,最终猫头鹰幼崽还借助了众人的力量,回到母亲身边。 有本地观鸟者,在脸书上分享马来渔鸮猫头鹰幼崽第一次学飞的过程,不仅整个过程都在跌跌撞撞,且最后还要靠动保协会的“叔叔阿姨们”送回母亲身边,非常有趣。 这场“众人瞩目”的马来渔鸮猫头鹰幼崽试飞活动,发生在实力达(Seletar)附近,而根据其中一位观鸟者描述,当时猫头鹰幼崽飞行前跃跃欲试,带着“雄心壮志”,看似想要一举成功,但却不小心跌入水沟内。   “我要飞得更高!哎呀,好像走错方向了”(取自Alex Low) “咦,我怎么会在这里?”(取自Alex Low) “啊,我跌倒了啦”(取自Alex Low) 在沟内一番挣扎后,原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飞回鸟窝内,但却又再度“卡关”,卡在了网子内。 “咦,这里又是哪里啊?我要回家”(取自Jayris Goh) “哎呀,又失败了!”取自Jayris Goh “鸟生也太累了吧”(取自Jayris Goh) 而现场的各位观鸟者也在现场为猫头鹰幼崽加油,但似乎无法成功,最终观鸟者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通报关爱动物研究协会(ACRES),请求他们出动帮忙,协助可怜的幼崽回到窝内。 关爱动物研究协会在下午3点45分接获通报后,立即出动“拯救”被困在网内的幼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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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护人员注射后出现血栓“不寻常“情况 挪威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近期传出阿斯利康(AstraZeneca)冠病疫苗在注射后出现血栓问题,目前挪威卫生当局正在调查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尚未得出结论。 据路透社报导,挪威卫生局表示,近期有三名医护人员接种了阿斯利康冠病疫苗,出现了血栓等不寻常的症状住院治疗。三名医护人员皆为50岁以下。 挪威药品管理局局长麦德森表示,三人症状不寻常,有出血,血栓和血小板数值低的情况。 挪威医学署首席医师霍尔特莫则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正在调查。 挪威已在周四宣布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此前丹麦政府宣布,因有多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严重血凝块,暂停使用该疫苗14天,事件引发各界担忧。随后挪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家亦宣布停用该款疫苗。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14日报道,韩国一名50多岁男子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九天后死亡。死者患有长期病症,与本月4日接种疫苗后出现发热症状。 韩国冠病疫苗预防接种推进团表示,目前未能证实男子的死因同接种疫苗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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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遍布满地 野猪半夜在组屋底层翻垃圾觅食

野猪的出没愈发常见,因栖息地减少野猪与人类的接触事件也增加。再者,一些不负责任的喂养或垃圾的乱扔,也在改变野猪的自然习性。 近日又有民众拍到半夜有野猪出没并将组屋底层被胡乱丢弃的垃圾撕开觅食,导致垃圾堆撒落满地。 取自 Karen Koh 视频中并未说明拍摄地点,但有网友猜测该地疑似是在蔡厝港附近。从视频来看,当时野猪已将垃圾袋撕开觅食,并准备离开前往其他去处,垃圾袋附近也出现了被啃咬的痕迹。 https://www.facebook.com/BryanANDKaren/videos/10158633736938300/ 《Mothership》报导,去年6月,蔡厝港附近曾出现野猪从垃圾堆中翻找觅食。关爱动物研究协会(ACRES)副首席理事长布巴尔(Anbarasi Boopal)表示,乱扔垃圾会吸引野猪或其他野生动物的觅食。由于生态环境破碎化,导致野猪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过马路或通过公园连道。 因此,关爱动物研究协会呼吁民众对野猪进行投食,或者将厨余随地乱扔。若有民众看见有人在投食,应该加以制止或向有关当局通报。 据《野生动物和飞禽法令》(Wild animals and Birds Act),初犯者将被罚款高达5千元,重犯者的罚款可高达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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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人出现肠胃炎的症状 娘惹餐供应商被勒令暂停营业

娘惹餐供应商Chilli Api Catering涉嫌食物制作欠卫生,导致82人食用后出现肠胃炎症状,14人住院治疗,目前供应商已被勒令暂停营业。 卫生部与食品局发文告指出,本月10日至12日期间,有82人食用了位于勿洛北5街大牌3015的Chilli Api Catering,出现肠胃炎(gastroenteritis)症状。14人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 该涉事餐厅已被当局下令从14日开始暂停营业,直至另行通知。目前当局也正介入调查。 食品局再次吁请食品经营者应时刻维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将会毫不犹豫采取执法行动。 当局建议公众,不要光顾卫生情况较差的餐饮场所,并可通过食品局网站www.sfa.gov.sg/feedback举报,以便当局跟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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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爱国歌曲疑被剽窃 印度唱片行:“作曲人”声称拥版权

狮城爱国歌曲之一《Count On Me Singapore》(相信我吧新加坡),疑似遭改编,成了印度的爱国曲作。目前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已介入调查,改编歌曲是否涉及侵犯版权。 涉及发行有关改编歌曲的唱片公司Pauline Communication,针对事件发文澄清,他们在1999年时,在作曲人Joey Mendoza的协助下创作这首歌,并获得相关版权。 有关公司称,作曲人Joey Mendoza将版权转售给该出版社,对方还声称对歌词歌曲都拥有所有权。 且出版社也在2012年将相关歌曲上载至音乐平台soundcloud,作为印度爱国歌曲的合集歌曲之一。 然而出版社并未得知,原曲《Count On Me Singapore》,早在1986年,便已成为新加坡爱国歌曲,是由加拿大的词曲创作人休·哈里森(Hugh Harrison)创作,曹思平(Clement Chow)演唱。 Pauline Communication也坦言,印度版本中的歌词几乎少有更动,有99巴仙与原曲相似,只是把“新加坡”字眼改成“印度”。经改编后,曲名也被改为《We can achieve》(我们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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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安多年建设性努力严重受挫 方荣发冀对缅军政府态度需强硬

随着缅甸军人领袖发动政变夺回政权,东盟诸国多年来建设性的努力也严重受挫。 尽管已卸下议员职务,工人党前后港议员方荣发仍关心国内外局势,看到缅甸修女不忍看到伤亡,向全副武装警员下跪,也令他对这个亚细安盟国的前景感揪心。 他认为,东盟诸国理应拿出骨气,与其他民主国家一同透过强烈言词,或是合作制裁等形式,谴责缅甸军政府发动的政变,并停止杀害当地手无寸铁平民。 回溯2007年,缅甸也曾发生反军政府示威,方荣发曾撰文要求,停止任何形式的军售给缅军政府。他也提醒,新加坡是紧随中国和泰国之后,缅甸的第三大进口伙伴,绝对有能力对军政府施加压力。 当时,时任外长杨荣文曾指出,新加坡多年来对缅甸出售的国防产品并不多,且限制在“不适合反击群众抗命”的产品;也会依循联合国对缅的制裁措施。 时至今日,方荣发认为,自己对缅甸军政府的立场仍未改变。他甚至提起,2009年当时任缅甸总理登盛将军访新加坡,还把一种石斛兰以他的名字命名。“饶了我吧!” “花朵是爱、和平、缅怀和珍惜的有力象征,肯定缅甸军政府所有一切都和这些沾不上边。” 他指出,1990年,缅甸军人领袖拒绝和平移交权力;2007年僧侣和平示威的血腥冲突,以及2008年,面对纳尔吉斯飓风灾害拖延救援灾黎。 “我由衷希望这次亚细安诸国能拿出骨气,联合自由世界谴责近期缅甸发生的军事政变,透过强烈言辞和协作制裁,停止滥杀那里的无辜百姓,为这个国家和本区域恢复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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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式录音带发明人奥藤斯逝世 享年94岁

相信许多生在80,90年代的人对卡式录音带都非常具有纪念价值,除了承包了一整代人的青春回忆,更是媒体广播的一大发展。然而,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发明卡式录音带的荷兰工程师奥藤斯(Lou Ottens)于3月6日逝世,享年94岁。 据奥藤斯的家人周二(9日)宣布,他上周末在家乡杜伊泽尔去世,而随着奥藤斯的逝世,卡式录音带的传奇历史也为此画上句点。 1960 年,作为飞利浦公司产品开发部门的负责人,奥滕斯当时领导团队开发了便携式磁带录音机,也是卡式录音带的雏形,经过三年的研发改进后,他们最终在柏林电子展上推出了第一盘磁带,当时还带着宣传口号“比一包香烟还小!” 很快地,便携式磁带获得了全球范围的关注,且奥藤斯也与菲利普和索尼达成专利协议。 随后,奥滕斯也参与了CD的研发,现在全球已发售有超过2千亿张CD。1982年,在飞利浦推出一款CD机后,奥滕斯表示,“从现在起,传统的录音播放器就要过时了”。奥滕斯四年后退休。 奥腾斯承认了一个巨大的遗憾:索尼开发了第一台随身听(Walkman),而不是飞利浦,“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这仍然令人痛心。” 卡式录音带 是一种用于存储声音的磁带。从1970年代初期直至1990年代晚期,卡式录音带一直是预录制音乐最流行的两大存储格式之一,在其间它的对手从起初的密纹唱片变成了后来的CD。 据统计显示,从全盛时期到没落,全世界销售量估计已有上千亿。然而,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卡式被CD、Mp3等方式所取代,最终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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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站何去何从?林瑞莲与孙雪玲因电力站课题交锋

近日本地艺术中心电力站(The Substation)因宣布在今年七月撤出亚美尼亚45号后永久关闭,令本地文艺界惋惜。有关课题也在本周一带入国会讨论,引发议员之间的交锋。 此前,电力站的所在之处亚美尼亚45号街建筑因需进行翻修,电力站被迫撤出两年,并在返回原址后需与其他艺术团体共用亚美尼亚45号建筑的空间。 电力站以失去原有的意义和对整体空间设施的自主权,经过与国家艺术理事会多方商榷后,仍无法达成双方协议。担忧影响作为独立艺术中心的运作能力,电力站作出永久关闭的艰难决定。 随后,国家艺术理事会也证实此事,并称若一个艺术团体有将近九成的运营经费(包括分租场地的租金收入)须靠政府,那是难以持久运作下去的。 国家艺术理事会的一番说法引起了各界的舆论。对此,工人党主席林瑞莲也将电力站的课题带进国会进行辩论。针对失去常年矗立于亚美尼亚45号街的自主权,艺术界感到相当不安。 林瑞莲在周一(8日)的国会上质问,政府是否同意若以艺术者本身经营艺术中心,会比政府接管经营更能体现艺术的纯粹和可持续?同时还能丰富社会的生态系统。 她表示,目前之所以会引起舆论是因为电力站目前的定位,因为这是许多艺术家孕育自己艺术生涯的最初之地。 “电力站”是在1990年由已故戏剧大师和文化奖得主郭宝崑成立。 中心现址在1970年代末之前用作为公用事业局的设施,因此郭宝崑成立这所艺术中心时,就以电力站命名,并已独立运作近30年。 “我想询问政府能否再次检视目前的对话,并加以改进,让艺术界人士了解政府愿意敞开心胸与他们商榷,且他们的声音能够被重视。” 刘燕玲确保将持续与利益相关者咨询 对此,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刘燕玲则表示,多年来我国的艺术空间已有所进展,国家艺术理事会也确保这些艺术空间为艺术界,尤其是年轻有为的艺术家提供更公平与包容途径,因此艺理会也会定时更新和提升措施,希望这些空间能够被善于利用。 至于对于电力站的支援,刘燕玲则回应,自2017年,国家艺术理事会积极为电力站与管理层提供支援,不仅在各方面提供协助,还有组织层面的重组和其他事情上都会伸出援手。 “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支持它们(电力站),让更多年轻未被认同的艺术家提供更多平台,也让艺术和社区文化能够持续合作。” 刘燕玲也确保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国家艺术理事会等人会相继与有关利益者咨询,是否再为电力站拨款或提供电力站基础设施和空间。 她表示,会利用接下来几个月持续进行焦点团体,并与不同的有关利益者、自由业者、艺术与文化团体等人进行对话,收集各种意见。 至于电力站的空间如何被运用,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也站出来回应,指在经查看后,当局发现电力站大部分的空间并非为电力站本身所用,反而大部分空间是第三方在使用,因此几经考虑后,当局认为电力站和第三方成为共同合租空间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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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职国民服役人员未展开袭击就被捕 武装部队:目前无武器丢失

新加坡武装部队证实目前部队内虽有全职国民服役人员能够持有武器,但目前没有任何武器丢失。 事缘于上月5日,20岁的前全职国民服役人员阿米鲁(Amirul)被发现有自我激化(self-radicalised)的倾向,并准备在本地发动袭击刺杀犹太人激化,还想要到巴勒斯坦卡萨地区参加哈马斯的军事部队,警方援引内安法令下将其逮捕。 国防部今日(10日)发声明回应,表示在事发后,国防部与内安局立即介入调查,并确认没有任何武器遗失。 国防部也续指,阿米鲁在服役期间学会了如何使用操作自制 AK-47 的步枪,为日后参军哈马斯军事部队做好准备。 然而,一切计划随着武装部队的发现后也只能就此作罢。武装部队当时发现正在服兵役的阿米鲁可能有被极端主义影响而激进化的迹象。不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试图对身边的人进行“教化”。 国防部也进一步解释,武装部队军营里通常都会有储藏室,用于收藏砍刀,而步枪则需另外安置,且服役人员在使用步枪时都需留下借出和归还的记录。 “武装部队将会对潜在激化迹象和激进行为保持高度关注。” 此前,根据内安局的文告指出,阿米鲁于3月左右在内安法令条规下被拘留,据调查显示,阿米鲁于2014年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冲突课题感兴趣。随着他深入搜索后,更加深了对以色列的痛恨,并于2018年曾表示想将加入巴勒斯坦参加武装组织的意愿。 他也被告知,如果在战场上牺牲,就会成为烈士。因此他计划在服完兵役后前往巴勒斯坦。 2019年,阿米鲁观看了本地犹太群的时事节目后,发现本地犹太人都过得很好,反观在国外的巴勒斯坦人却一直在受苦,引发他极大的不满,甚至动了向发动袭击的念头。 他曾计划在位于滑铁卢街的犹太教堂发动袭击,准备用刀刺杀从教堂出来的犹太人。为此,他做了周详的袭击计划, 然而,他在同年发现发动袭击被捕后被判死刑,担心无法成为殉教烈士,于是他放弃了本地袭击计划,然而一而再再二三看见巴勒斯坦平民受苦,使得他再次动了袭击的念头。 然而,当时正在服兵役的阿弥鲁却被国防部发现,可能有被极端主义影响而激进化的迹象。内部安全局进行调查后,确认他是自我激进化。随后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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