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

内政部表示，自2009年公共秩序法实施以来，警方共发出了8千545份公众集会许可申请。 1月5日，内政部以书面答复盛港集选区议员辣玉莎，后者质询迄今为止警方供发出多少份集会准证，准许在芳林公园举行公众集会，又有多少是被拒绝的。 内政部则解释，在芳林公园举行的集会准证申请，很可能因为若干原因而被拒，如主办方取消或延迟活动。 根据公共秩序法第7条（2），除其他原因外，若警察局局长认为事前有合理理由，警方将会拒绝申请。 这些理由如下： 造成公共混乱或对公共或私人财产造成损害； 妨害公众； 危及任何人的安全； 引起新加坡不同群体间的敌意、仇恨、恶意； 煽动或美化恐怖主义行为； 在禁区举行公众集会； 由外国组织操控，引导公共集会走向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内政部也针对辣玉莎有关一人集会申请的问题答复，即截至目前共有多少份一人集会被批准和被拒绝。内政部指出，警方未有追踪，到底有多少一人集会申请被批准或被驳回。 此外，辣玉莎也延伸提问，一人集会如何对公众秩序会产生威胁。内政部则回应，即使集会初衷是和平的，但也有从一个很小的群体，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可能。 “在其他地区也曾看到过这种情况。” 对公共秩序法第七（2）的条文，内政部的诠释是这样的：“即使只有一个人（集会）都可以触法，超过一个人也会触法。” 因此，在演说者角落外，集会本身不会被阻止，但若要举行集会，必须向警方申请许可证，让警方能够更好评估情况。 “从上述数字来看，绝大多数申请都获得批准，其中许多申请涉及不止一人。 一人和平集会是否会造成威胁？ 其中最明显的案例为社运份子范国瀚的举笑脸卡片。去年3月，范国瀚在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Toa Payoh Central CC）正对面，举起一张画着笑脸的卡片。他此举是为了声援倡议环保议题是的两名年轻人。却因此遭起诉违反公共秩序法第七条文，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据范国瀚所述，他表示自己仅在那里几秒钟，拍个照就离开。 当时范国瀚是为了声援两名年轻人，他们倡议环保议题，其中一名青年同样在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和邻里警局前，举起写着“新加坡值得比原油更好的”（SG IS BETTER THAN OIL）的卡片，并把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 不过警方较后表示，青年在进行上述活动时，未申请准证。 这已非首例，范国瀚曾在2018年12月13日，在法庭外拿着一张A4纸张，声援本社总编许渊臣和时评人迪哥达，要求政府撤掉针对他们的诽谤指控。 范国瀚随后在控方要求增加保释金的情况下自辩，并试图解释却遭法官拒绝，因为法官认为范国瀚在保释期间再度犯罪，因此将会增加保释金。 在更早之前，艺术家和社运分子施兰（Seelan Palay）在2017年举着“一面画有图案的镜子，批判政府前国会议员谢太宝遭囚禁和软禁32年，进行无声抗议，被指未获许可证下进行表演活动，触犯《公共秩序法》罪名成立。 施兰被罚款2千500元，或监禁两周，而施兰选择了监禁的惩处。 对此，范国瀚也曾评论写道，法官驳回了宪法论点，即施兰有言论和集会自由权。然而，该案却被定义为一人集会即是犯罪，即使整场集会是和平进行。 在新加坡，即使是低至一人的小规模集会，也会抵触《公共秩序法》，对打压言论自由力度严苛，引起民众诟病。早在2009年，议员林瑞莲就抨击该恶法，例如对集会和游行的定义，不再限制于5人。也意味着，即使只有一人，也可构成非法集会，使得政府有能力进一步钳制民众的自由。

我国过去几周内确诊病例暴增，其中大部分的感染患者皆为客工。为抑制病毒持续传染，政府也于4月7日开始实施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然而在阻断措施实施期间，疫情仍未见好转，近日政府再度宣布延长阻断措施直至6月1日。 截至14日，我国累计确诊达2万6098例，其中共有2万3758人皆为客工，对此人力部也加强了客工宿舍的措施，除了为客工设立临时客工专用宿舍与工厂改建宿舍，以确保社交距离能够有效实施。而客工宿舍的条件也称是卫生条件良好的。 然而，针对仍住宿在外的客工而言，有者却不那么幸运，尤其是住在店屋的客工。 新加坡客工组织情义之家（HOME）的个案管理经理Luke Tan表示，一些客工被迫从他们的居住地搬走，当局在检查后发现他们的房间内过于拥挤，不符合条例。 “许多客工已搬离，因为房间被发现太拥挤。” 房东还要加租金 他表示，尽管是为了安全着想，但此举也让许多客工被迫露宿街头。更糟糕的是，有房东还试图起租金，使得客工的处境举步维艰。 此外，向来关注客工课题的维权人士柯基拉（Kokila Annamalai）也为客工的不公平的对待打抱不平。她表示，这也显示客工面临不公平对待的铁证，应同时也必须设法安置客工。 她认为，若更多客工无家可归，致使他们更易感染冠状病毒19，同时调高房租更促使他们背负更多的压力。 尽管人力部力图确保安全距离，惟他也呼吁该部需解决政策下延伸的这些问题。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曾因率先揭露疫情，而被当地警方训诫，随后被称为“吹哨人”。 但因后来确诊武汉冠状病毒（COVID-19），虽然积极接受治疗，却也不敌病魔，于2月6日不幸离世。 在李文亮医生死后也随即引起网民的愤怒与悲恸，中国与成立国家检查委员会，于今年2月初对此展开调查，经过多日调查后，在本周四公布结果。 该报告名为《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其内容分为四点： 第一、重述李文亮在微信发布疫情消息的情况；第二、李文亮在接受谈话及训诫的过程；第三、李文亮在感染冠状病毒后的就医情况；第四、李文亮在去世后的抚恤金和善后措施。 最后调查委员也承认警方的训诫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并建议当局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同时也督促公安机关即时撤销训诫书，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对此，武汉市公安局也在官方微博上回应，对李文亮训诫一事，其副所长杨力与民警胡桂芳出现执法程序不规范，违规出具训诫书，将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然而，此次调查结果无法给予满意的答案，有人认为这只是将结果推给奉命行事的基层人员。 亦有网民认为，不仅应该有更高级别官员承担责任，基层警员也同样负有责任，而且他们的责任应超出“记过”和“警告”级别。 而早前为李文亮发声的北京人权律师程海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他认为，此次的调查结果有“微小的积极意义，却仍缺乏重要的行动。” 程海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训诫不适当，没有说训诫的违法性。训诫撤销后，法律上来讲，李文亮的行为有了合法性，对他的处分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治安管理法就没有训诫这一条。李文亮的行为没有危害社会，这部分没有肯定。责任人员也没有点名。”

负责新加坡血库的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指出，当局在上周末（2月15日）至周一所获的捐血量，比平常周末至周一的捐血量多出70巴仙，达到1900份“全血”。 所谓的“全血”，即是指还未分成血小板等各个部分的完整性血液，是最常见的捐血方式。 当局表示，有关的捐血量足以支持六天以上的国家血液储量，但还是仍然不足够的。血库需要保持至少六天的储血量，以备每日的输血需求及应对紧急出血情况。 据《今日报》报导指出，上周五曾经报导有关血库中某些血型的储血量，受到武汉冠状病毒（Covid-19）爆发的影响，而暴跌至临界低水平。 闻讯后的国人在周末纷纷前往新加坡的四个血库，排队等候献血，就连不少政府高官，如文化、社区及青年布部长傅海燕也参与捐血行列。 血库储血量仍然不足 虽然民众反应热烈，血库储血量仍然不足。 卫生科学局指出，在接下来的二至四周内，当局还需要1500个O血型捐血者，750个A血型捐血者，以及750个B血型捐血者，才能让血库储存量恢复到正常水平。 “由于血液的保质期只有六周，因此需要定期定量的捐血者，才能确保我们拥有足以满足患者的储血量。” “我们欢迎捐血者在任何时候预约捐血。” 新加坡红十字会网站也公布了血库存量中，各血水平型的出血量都处于“关键”，即O、A和B血型的储血量处于“低”水平，而AB血型处于健康水平。 当储血量处于临界最低水平时，就迫切需要捐助者，并且必须在同一天进行捐款。而处于低水平的储血量，当局就鼓励捐血者在一周内进行捐助。 据《今日报》指出，当媒体记者于周一（17日）到多美歌的血库外查询时，仍然看到有超过30人正准备捐血。 由于血库内没有足够的站立空间，因此有12人等待在血库外。他们大部分都已请假或下班，因为等待捐血的时间比起平常的30至45分钟，增加至约两个小时半。 欲知捐血地点以及血库开放时间等详情，可游览卫生科学局官网，或新加坡红十字会网站查询。

人力部与国家发展部国务部长扎吉哈表示，有关工作场所中的歧视已下降了65巴仙，超过八成的求职者称自己在工作场所时并未被歧视。 非选区议员贝理安于昨日（3日）国会询及是否针对工作场所内的歧视问题，针对员工进行调查。 扎吉哈在昨日（3日）国会中透露，若要证明工作场所的歧视问题，并非取决于其感知调查，更应该关注人力部的相关投诉数量，而人力部近年来所收到的投诉已逐渐减少，从2015年的580宗投诉，下降至2018年里只有200宗，而2018年中的200宗功占据人力部所接收到的总投诉量不足1巴仙。 他续指，人力部曾在2018年进行公平就业做法调查，发现逾八成的求职者认为，无论是性别、婚姻状态、孩子人数、种族与宗教、国籍等都并非成为求职时的障碍，而且大多数员工认为在工作条件、福利、培训及职业发展等方面，都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同时，他称含有歧视性的招聘广告目前也很少见，并透露过去十年中，妇女和老年人的就业机会也有所改善，例如55岁至64岁的就业率从2009年的57巴仙上升至2019年间的68巴仙；而同时，25岁至64岁的女性就业率则从2002年64巴仙增至2019年的73巴仙。 除了就业率增长，扎基也表示，性别薪酬的差距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从2002年的8.8巴仙降至2018年的6.3巴仙。 然而，针对相关调查，贝里安表示是否能够提供更多细节，包括在调查面临歧视性做法时的受访者，扎基指出，他无法立即提供更多细节，因为当初仅问道政府是否进行调查，但他也透露，仍然会有少数雇主会“故意规避就业原则及要求”。 不过他披露，在该项调查中共涵盖了3100人和3400家企业，因此达到了可信标准。尽管没有具体调查日期，但他透露，人力部也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表一份相关公平就业的调查。

新加坡民主党领袖陈两裕于昨日（22日）的听证会上表示，他宁愿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也不愿被罚款5000元，以便能够角逐即将到来的大选。 根据《宪报》，凡是曾被判入狱至少一年，或被罚款超过2000元的国人，都丧失成为国会议员的资格。 陈两裕的辩护律师Eugene Thuraisingam对由五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庭表示，虽然法庭没有义务为陈两裕提供服务，但是他愿意接受更严厉的判决。“我正在要求法院行使酌处权，怜悯地让（准许）他入狱。” 因力挺范国瀚被罚款5000元 陈两裕于誌期2018年5月6日所发表的声明中，指总检察署因为不公对待社运份子范国瀚，而被控藐视法庭罪。 有关事件起因是有关范国瀚于当年4月27日，在脸书上帖文，指马来西亚法庭处理政治个案比新加坡司法更独立，导致被总检察署指控藐视法庭。而陈两裕当时就位范国瀚打抱不平，指总检察署的行为只证实了范国瀚的批评不虚，因此同样被控藐视司法罪 两人随后成为了首个于2017年10月生效的《2016年司法（保护）法令》下定罪的人士，各别被罚款5000元。 检控双方不满判决上诉 他们于周三返回法庭，因为总检察长对他们的判刑提出上诉，而两人也对他们被定罪和判处提出上诉。 代表总检察署出庭的副总检察长，莫哈末法伊扎尔（Mohamed Faizal Mohamed Abdul Kadir）针对陈两裕要求处于监禁而非罚款一事指出，法庭并非一个用于满足被告个人政治抱负的平台。 五名上诉庭法官包括有大法官梅达顺（Chief Justice Sundaresh Menon）、上诉法官潘文龙（Andrew Phang）、朱迪柏拉卡斯（Judith Prakash）、郑永光以及最高法院法官庄泓翔，昨日都保留了上诉的判决。 总检察署周三在法庭上指出，对范国瀚和陈两裕罚款过于轻判，甚至允许他们窃取自以为的精神胜利，还继续污蔑法院的合法性及道德权威。总检察署的法律小组针对此事，建议法庭应该要求两人对各自的藐视司法行为发出道歉文告。 总检察署冀强制两人道歉 此外，他们认为法庭可以发出强制禁令，要求两人停止发出相关的藐视司法言论和帖文。在其书面陈词中指出，虽然两人遭到法庭裁定藐视司法罪行成立，但是两人都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或不承认自己的行为违规，而这可以从范国瀚拒绝撤下或删除污蔑司法公正的脸书帖文看出来。 他们补充说，范国瀚似乎透过继续展示有关的帖文，来显示其赢得胜利的旗帜，透过很小的追索权继续藐视司法的能力。 他们指出，陈两裕也是在最后一秒才撤下有关的帖文。“重要的是，法庭必须向民众发出强烈信息，即不容忍这种藐视行为，并且希望违规者（被发现触犯了藐视司法罪名的人士）能够且必须纠正他们的行为。” 针对副检察长的发言，大法官梅达顺表示，“道歉已经是遗憾或悔改的表现。若违规者没有这种自觉，我认为强制（道歉）也没有任何意义”。 朱迪柏拉卡斯补充说，下令道歉只会显示了法庭的强制性权利，“你可以被强迫做一些你不相信的事情……但是那是一种威慑力吗？”。 控方继续辩解，指两人的道歉能够向广大民众发出信息，梅达顺则表示，“我仍在了解（被法庭下令）道歉的意义何在”。 辩方指罚款罪行太重 另一方面，范国瀚和陈两裕的代表律师也到庭上，不满法庭基于的罚款过高。 两人的代表律师Thuraisingam和Remy Choo在联合书面陈述中指出，范国瀚的脸书帖文并没有影响到新加坡法院的诚信，因为范国瀚只是将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司法独立性进行比较。 他们指出，范国瀚的声明可视为公正的批评，且是发自真诚之心。 他们对陈两裕也给予同样评论，并表示陈两裕只是针对总检察署发出批评，并非针对事发，因此不能因为藐视司法罪名而受罚。 Thuraisingam指出， “批评总检察署并非藐视法庭…虽然他的做法出炉，但是这并非藐视，所以（陈两裕的情况）并不严重” 。 他进一步辩称，陈两裕也没有发言表示自己的看法和范国瀚一致，相反的，对于总检察署将人们所认为的言论自由，带到了法庭上一事，令他感到极度失望。“这一直是他要传达的信息，也是民主党的信息。” 但是梅达顺却不认为陈两裕的事件没有范国瀚来得严重，并指出陈两裕在攻击总检察署之前，已经藐视了司法，似乎扩大了“攻击”范围。 对于总检察署要求发出道歉文告一事，两人的律师辩称，有关命令对于维护司法公信力是不必要的。“高庭法官在对范国瀚下判时，已经考量到他们所做的任何道歉都是没有诚意的。” 此外，他们认为作出道歉，也会再次唤醒媒体和民众对有关评论帖文的记忆，从新关注帖文内容。而且讽刺性的是，禁令也将引起人们对有关帖文的关注，还进一步认为在此事件上，司法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

公民莫汉五年前被移交马来西亚执法机构，经历逾四个月“无妄之灾”。本社在上月17日即已致函相关单位和部门，以核实详情，时隔一月后，警方终于对此事发表声明；警方称逮捕过程符合法律架构，不过，当局的澄清，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现年50岁的莫汉（Mohan Rajangam）,在2015年被20名警察在其工作地点逮捕，在没有向其家人透露任何下落，以及没有新加坡警察部队或驻马的新加坡高级专员署采取后续行动下，被送到马来西亚滞留了四个月。 在马国获释后，他还必须两度自掏腰包购买返回新加坡的飞机票。当他首次登上飞机回国时，被发现逾期居留，以致被当地移民局扣留、缴交罚款后，不得不再买过一张返国机票。 事实上，如果执法单位能够在事前，再三确认他并没有涉及谋杀案件，或者验证他的护照，证明他在谋杀案发生期间并没有离开新加坡，那么他或许根本不需要经历这个无妄之灾。 然而，新加坡警方作出的澄清，仍有一些问题待厘清。 新加坡警方于1月17日所做出的澄清内容，包括了： 在2015年1月，当局认定莫汉和马国的帮派成员维持着定期联系。 马国皇家警察指莫汉涉嫌参与马国帮派毒品行动，及窝藏参与柔佛州枪战的团伙成员后，向新加坡警方寻求协助，当局在2015年3月21日逮捕莫汉。 当局是以涉嫌毒品行动及帮派有关罪行，将莫汉逮捕。 当局依据《滥用毒品法》，对莫汉的房子展开搜查行动。 马国皇家警察部队针对于2015年3月2日在马国槟城发生的谋杀案，取得马国法庭发出的逮捕令。 根据《刑事程序法》121条，逮捕令需获得推事首肯。 当局指出，莫汉是被移交给马国皇家警察部队，而并非根据《引渡法》进行，而且警方只是在2015年3月23日将莫汉的监护权移交给马国警察。 当局指出，莫汉被扣留的时段不超过48小时。 当局指出，当警方于2015年3月21日搜查莫汉的房子时，莫汉的家属也在现场。 当局于2015年3月23日将莫汉移交给马国警方时，和莫汉的兄弟联系，并提供了调查官的详细联系资料。 马国警方调查了谋杀案后，莫汉于2015年7月15日获释。 未否认或进一步澄清的部分 不过，对于以下莫汉曾作出的说法，警方暂未否认或作出进一步澄清： 莫汉在其工作地点，遭到20余名警员逮捕。 莫汉曾遭受口头恶待。 当局在莫汉被拘留期间，并没有在中央肃毒局和私会党取缔组中，发现有关莫汉的记录，在莫汉房子的搜查也一无所获。 在莫汉被移交给马国警方之前，并未获得寻求律师协助的机会。 新加坡警方在拘留期间，并没有提供任何陈述。 莫汉告诉警方和法院，马国槟城谋杀案发生期间，他身在新加坡，他被扣留的护照是最好的证据。 在将莫汉转交给马国警方之前，当局是否考虑到莫汉的安全？ 莫汉在马国被拘留至获释期间，警方是否做出任何更进或后续行动？ 莫汉被移交给马国警方之后，当局是否告知莫汉家属，他被拘留期间被安置在何处？ 莫汉必须自己购买回国机票。 莫汉因为在马国逾期滞留，且没有签证而被罚款，而是因为新加坡警方将其监护权交给马国警方，才导致他逾期滞留。 莫汉被逮捕和扣留了四个月，导致他失去工作。 在被扣留了四个月后，基于身体状况不佳，莫汉必须进行手术。 当局领走、甚至丢失了莫汉的身份证，却要莫汉因为身份证被弄丢而报警立案，莫汉还得自掏腰包更新身份证。 莫汉回应新加坡警方声明 针对新加坡警察部队的声明，莫汉不满地指出： 当局在逮捕莫汉、将他移交给马国警方并且被扣留期间，都没有告知逮捕原因。 针对当局表示有联系莫汉兄弟，但是莫汉表示当局说谎，因为莫汉的兄弟当时身在新西兰，该名兄弟也表示没有接到警方的联系。 莫汉表示，他并没有向当局所说般，出租自己的房子。 他承认认识一名帮派成员，但是该名帮派成员已经在新加坡工作了30年，是在莫汉当经理期间，认识了这名担任管理员的帮派成员。他也表示，这名帮派成员，只是他所认识的百余名马国员工中的一人。 莫汉并没有接获谋杀案的调查，却被带到槟城参与一项和他无关的罪案调查。当有人发现他不需要出现在该处后，就将他释放了。 莫汉表示，他有可能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马国死去，只是幸运的，马国友人发现这项错误并将他释放了。 疑点所在 在此事件中，令人倍感困惑的事实，包括了： 在新加坡警察部队被移交给马国警方之前，据马来西亚新闻报导，马国警方已于3月23日逮捕了槟城谋杀案的嫌疑犯，其中一人更因为被发现持有谋杀武器而认罪。 新加坡警察部队声称，莫汉是在接受了谋杀案调查后获释，但是槟城警方的正式文件显示，莫汉是因为与其无关的私会党事件被迫接受调查，并且依据马国《内部安全法令》而被扣留在马国长达28天。然而，这并没法解释为何莫汉会被扣留至7月16日。 当局指莫汉是于7月15日获释，但是莫汉却表示是于7月16日才获得释放。他向网络公民展示了，是在获释当天购买的机票。马国警方也在7月16日归还莫汉的护照。 莫汉是因为被指涉嫌柔佛州的枪战而被逮捕，后来却因为完全不同的指控，而被转交给马国警方，请问这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新加坡警方于2015年对驻马新加坡专员署指出，莫汉在槟城被指控，惟事实上，莫汉并没有面对任何指控。 截止今日，并没有任何部长针对上述事项做出回答。

人权观察组织（HRW）于昨日发文告，抨击新加坡政府对国内原已受限的言论自由，施加更多的钳制。 文告提及去年10月生效的《防假消息法》，让我国部长可以宣布某个网络贴文为“假消息”，并发出指示要求更正。若不遵从可招致刑事惩处。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菲尔.罗宾逊（Phil Robertson）批评，新加坡长期来不容忍言论自由，而有关防假消息法恐将用以让异议人士沉默。仅仅是该法的存在，就足以让那些网络异议自我审查。 去年11月下旬，前进党毕博渊（Brad Bowyer）成为《首位被政府援引上述法令，要求更正贴文的人士。紧接着，包括来自澳洲的脸书专页State Times Review（STR）、新加坡民主党和人民之声党领袖林鼎律师，都相续被相关部门要求更正网络贴文。 此外，文告抨击新加坡当局也用现有法律来惩罚参与和平表达异见或参与集会者，诸如社运份子、律师、网络媒体都面对检控、刑事诉讼等，例如范国瀚和民主党党要陈两裕，因为脸书贴文于去年10月被判藐视法庭罪成立。 文告也提及本社总编许渊臣，因为一篇文章被总理李显龙以诽谤罪起诉。 再者，范国瀚在2016年曾邀请邀请香港“黄雨伞运动”中的学运领袖黄之锋，透过Skype与现场观众连线对谈交流。但活动被指是无准证集会，结果被罚2000元或10日监禁。加之拒绝签口供，合共被罚款3200元。 此外，文告批评我国仍保留死刑、处刑期限也缺乏透明；去年7月有近10位囚犯的特赦申请被新加坡总统驳回，震惊律师界。 性少数（LGBT）权益方面，男同之间自愿性关系仍未除罪化，文告也指有关性少数群体的报导或在群众中的描绘仍受到系统性审查。不过去年11月，法院则听取了三项针对刑事法典377A的宪法挑战。 对于外籍客工，文告认为一些客工仍面对劳工权益被侵蚀，有者因欠下代理债务而被剥削或限制行动。去年8月，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六个国家都选择不参与《暴力与骚扰公约2019》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