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人力部长杨莉明，周三（20日）在脸书上重申，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住国人饭碗，帮助失业新加坡人回到工作岗位上。 她表示，“为了实现目标，我们正协助雇主，提供他们强而有力的支持，让他们发展成为新加坡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她也呼吁，雇主在接受政府的援助时必须发挥其作用，确保公平雇佣。该建议也获得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四个商会与商团的响应，并表示将会“循序渐进”实施方案，确保达到公平聘雇原则。 有改善意愿 惟歧视聘雇从未停止 理想虽然很丰满，但现实却也很“骨感”，对新加坡人而言，职场上歧视聘雇却未曾停止过。 举个例子，去年10月，《海峡时报》发表一篇专题，探讨究竟劳资政三方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TAFEP）如何处理一些雇主的不公平雇佣情况，其中一例就出现“内定”的情况。 据报道指出，一家金融保险公司被该公司的人事经理曝出，在招聘前就预选了一名外国人士到本地公司担任管理职务。 然而，经调查后发现，该公司依旧按照公平考量框架规定，在全国职业库（Jobs Bank）刊登了14天的招聘广告，但是在招聘广告“到期”之前，就已和“内定”的外国籍人士人选，签订雇佣合约。 值得关注是，”内定“人才是该公司位于伦敦办公室的英国籍人士，且他的工作经验和学历，根本不符合广告上所列明的需求！ 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招聘广告获得了超过60份申请，其中有28人士都符合资格，却未有任何申请人士被邀请面试。 案件随后交给了人力部，但违规公司的聘请工作准证持有者特权，仅被暂停六个月。 雇联和商会回绝立法管制建议 这些事屡屡发生，也不断冲击了国人的工作机会与我国劳动市场。雇主的刻意规避和轻惩，也显示了在未立法下管制职场歧视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 据人力部去年的雇佣标准报告，仅上半年，已约70名雇主涉及职场歧视行为，比2019年全年的人数高出了近一半。 数据的呈现基本上可以坐实了长久以来招聘歧视的问题，然而原本应加大力度管制和惩戒的歧视问题，却被商会驳斥，称强迫立法规范可能会导致工作场所的不良关系加剧僵化。 先有全国雇主联合会（SNEF）执行董事长沈锦源，不愿直面问题，推托立法管制恐弊多于利；就连新加坡制造商总会（SMF）秘书长，也宣称要减少职场歧视，应采用较少”敌对”的调解方式，比立法管制更有效。 强调立法管制只会不利于员工 新加坡制造商总会更指不反对立法处理，但却并非是根除机会主义行为的最有效“杀手锏”（silver bullets），且也不适用于所有工作场所。然而，若未能立法加强管制，又出现什么问题？ 尽管雇联一再辩解称，TAFEP在近年受到的职场歧视相关投诉，已从2015年的580宗，减少至200宗，并强调一旦发现将会立即暂停工作准证申请特权，但从上述案例而言，暂停工作准证申请也仅仅六个月，未必能够对雇主起到太大惩戒。 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高级执行人员Mamta Melwani表示该组织接到的七成个案都和怀孕员工有关，其他还包括种族何性别歧视（9.6巴仙）、家庭和看护者负担（5.5巴仙），以及身障、年龄和宗教等方面的职场歧视。 歧视问题无处不在，尽管有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指南，然而这些指南显然未能被冥顽的雇主遵守。 为此，Mamta表示，没有立法来强制推行这些指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雇主，在不需面对法律责任下规避这些准则。” 而且在未有立法的保护措施下，雇员投诉也担心TAFEP能否保密，以及雇主可能采取报复行为。 再者现有惩罚雇主的机制，不外乎限制雇主申请工作准证的特权，但是未能为受害者提供法律上的缓解措施。政府仍坚持认为，制定反歧视立法可能会增加商业成本并损害经济竞争力。 在未获得强有力的立法保护下，雇主显然不会严格遵守准则，这意味着规避行为将无法被遏制。

2019年9月，五名巴士司机分别状告本地巴士业者新捷运，指责后者违反加班工酬条款，支付不足工酬。不过在去年11月13日，工业仲裁庭（IAC）裁决新捷运未抵触雇佣法。 2月28日，由于无法在最后一次调解会议上达成和解，五名巴士司机决定再对新捷运公司（SBS Transit）发起诉讼。 目前总共有13名巴士司机，对新捷运发起诉讼。其中一名在脸书署名QM Chua的新捷运前巴士司机，指出随着诉讼聆讯日子将近，新捷运一些“令人不安的行为”也开始浮现。 他在帖文中指出，他曾与另一名参与诉讼的巴士司机，在食阁共进午餐。结果后者就被公司人员“约聊天”，“讨论”两人的谈话内容。 他在网络也分享一段七分钟多的英语谈话录音，疑似该公司人员，讥讽巴士司机们的代表律师拉维是“免费律师”，也指如果司机们若输掉官司，可能还要支付10万至20万元不等的赔偿。 嘲讽巴士司机的代表律师“免费的” “SBS公司有两位律师，你的律师拉维免费的不要紧，他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要还钱给我们的律师的，如果拉维输掉官司，你们要赔，你们可能很有钱，但是其他人可能没钱啊？” 这位公司人员还声称，官司不一定会赢，如果输掉官司，视乎官司拖了多久，赔偿额可能高达20万、甚至3、40万元等。 录音中的男子，还要求该名司机应避免和其他同事交谈，跟太多人交谈会“影响到”其他公司同事。 担心会“影响”其他公司同事 在音频中，这名巴士司机也回应，“他们（同事）是我朋友，就是这样，我也没跟他们讨论（诉讼）的事情。好吧，我就静静吧，握手总可以吧？” 录音中出现另一声音则告诉这名司机，要谈什么，就在新捷运公司的范围外。 这名男性公司人员也认为，这批巴士司机在为其他人“制造麻烦”，“我希望你们别参与（诉讼），但既然参与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退出。这要看你们的决定，既然你们都是成年人，也能自己分析问题。这是法律个案。任何人输掉都要支付法庭和律师的。” 在录音尾端的谈话，他似乎有信心立足新加坡40余载的新捷运能赢下这场官司，也是有淡马锡作为“靠山”的公司。

为了协助找出冠病患者曾接触人士，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在六月初宣布政府将推出首批“合力追踪”穿戴式配备。 这些记录器的功能，与“TraceTogether”手机应用程序一样，当记录器或安装了应用的手机出现在附近时，双方会交换和记录蓝牙信号，追踪哪些人曾近距离接触，但不会记录人们所处的位置。 至于供应30万个“合力追踪”记录器的合约，则由本地一家电子公司PCI赢得，政府为此支付600万元。每个记录器价格约为20元。 合约是在在5月14日通过有限招标（Limited Tender）方式发出。这意味着政府只有一个预先指定的供应商，或者只邀请有限的几家竞标。这类竞标是针对攸关国家安全、或保护知识产权而不公开招标的项目。 不过有趣的是，政府科技局（GovTech）旗下人生旅程应用（Moments of Life）处长陈君浩，在2014年7月至2018年9月，曾是上述PCI公司的高级副主席。 陈君浩是在2018年才离开上述公司，接手政府科技局目前的职务。 为此，本社曾在本月24日下午2时，致函政府科技局，询问有鉴于陈君浩过去曾在此次涉及招标工程的公司任职，此项目是否有涉及利益冲突问题？ 对此政府科技局表示，该局招标评估委员会由四人组成，陈君浩也是成员之一，不过他并非委会主持大局者。后者是给予他的相关设计制造领域的经验而受委。 该局也指出，他们也有考量陈君浩过去曾在PCI任职，但经过酌量后认为并没有利益冲突，而他过去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参与，也不会影响他在评估委会的表现。

上月18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宣布2020财政预算案，对此新加坡民主党主席淡马亚（Paul Tambyah），曾点评今年财案“充满小调整，却缺乏大胆举措”。 本周三，民主党再举办网络论坛直播。该党认为政府看似过于专注“微调而复杂的计划”，却恰恰错过了一个关键的时机，让新加坡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减低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的财政负担。 民主党连同财政主管林文兴、主席淡马亚、江伟贤以及Alfred Tan回应2020 财政预算案，并针对几项关键措施与问题提出建议与看法。 首先针对增加消费税一事，林文兴表示，鉴于新加坡的中产阶级与工薪阶层正受困于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政府应将调涨消费税（GST）的计划取消，而不仅仅是推迟。 林文兴：应取消调涨消费税 因为这大大影响了工薪一族的财务管理、工作效能甚至是退休前景，而且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已相当膨胀，为何仍需要提高消费税？ 他指出，“自2016至2018年，我们所累计的财政盈余（budget surplus）已高达191亿美元，即使将扣除赤字109亿美元，我们仍有82亿元的余额。” 林文兴亦提及，曾任副总理的尚曼达于2015年大选前的声明，表示应取消医疗等基本必需品的消费税，提高奢侈品的消费税。 “在目前的循环下，一个需要药物的贫穷老人的税率，与购买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富婆是相同的。” 此外，林文兴也主张，应恢复针对富人的遗产税，无论是本地公民或非公民，应将其税率维持在30巴仙，并且将2千万元设为免税门槛，即指只有逾2千万元以上的遗产才需要被征税。 民主党也提议，将新加坡收入最高的1巴仙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上限，提高至28巴仙。

11月27日，总理公署发文告表示，总理李显龙全盘接受公共机构数据安全检讨委员会，所提呈有关保护数据安全和维护个人隐私的建议。 上述委员会提呈的建议包括，提出提升数据保护、预防资料外泄、加快侦测、提升公务员对数据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完善问责制度，以及为应对未来数码需求，加强治理架构等建议。 据了解，过去八个月该委会抽查94个政府机构的336个系统，结果显示64巴仙被评为低风险、23巴仙被评为中等等闲以及13巴仙被列为高风险。 国务资政兼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则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减少数据泄露风险；至于卫生部也声称将全面采纳上述委会提出的建议。 为何政府要特别成立上述公共机构数据安全检讨委员会？正是因为过去两年发生严重的数据和网安疏漏等事故。 总理公署在今年3月31日正式宣布成立该委会，由张志贤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负责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主管网络安全事务的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主管公共服务的贸工部长陈振声，以及主管政府科技局的通讯及新闻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 150万病患个资外泄轰动一时 回溯去年7月，惊传有骇客以恶意软件入侵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SingHealth）系统，盗取了150万病患资料，其中16万住院治疗记录外泄，堪称历年来最严重，消息一出轰动一时，卫生部长颜金勇甚至特别为此事致歉。 我国对网络保安的重视，致使政府对资讯工艺的拨款从5巴仙提升至8巴仙，据《海峡时报》报导，仅在2014财政年，新加坡就为网络安全项目耗费了4亿零860万新元。 尽管政府委任前军队准将许智贤，掌管两个新开设的网络安全机构，即负责全国网络防卫事务的国防网络署（DCO），以及直接隶属总理署旗下的网络安全局（CSA），但不幸的是150万病患个资外泄的事还是发生了。 今年1月，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宣布重罚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IHiS）和新保集团，共被罚款100万元；IHiS的一名技术主管，以及一名保安事故应变经理被开除。 费雷拉泄露1.42万名艾滋带原者个资 但续新保集团个资外泄事故后，仅隔半年再传出，1万4200名艾滋病病患，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住址和相关医疗资料等遭泄露。卫生部长颜金勇再度道歉。 不过，有关泄露艾滋病患个资的涉事者名为美籍人士费雷拉（Mikhy Farrera-Brochez ），他正是前年轰动一时的淡马锡理工学院“冒牌专才”一案，在2017年，因涉及诈欺、欺骗公务员、拥毒和文凭造假等23项罪行，在2017年被判28个月监禁。 费雷拉也因此在今年6月在美国被控，企图使用盗取的数据，来勒索新加坡政府。 他是从其伴侣，我国一名高级医生吕德祥（译音）手中取得有关资料，他也获得伴侣协助隐瞒了艾滋带原者的身份，从而获得我国的工作准证。 费雷拉于今年9月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还需要接受三年的监督生活。 80万捐血者个资挂网逾两月 在今年3月，卫生科学局（HSA）透露，超过80万名捐血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和血性等个人资料，被挂上有互联网连接的服务器长达九个星期，面临资料疏漏风险。是新加坡公共医疗保健数据库不到一年内，发生的第三起事件。 登录账号和密码在暗网销售 再者，还有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Group-IB在今年3月19日透露，发现数个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的员工电子邮件登录信息，以及逾1万9千张银行付款卡的详细资料被黑客放上网销售。 ，相关的政府机构包括了政府科技局（GovTech）、教育部（MOE）、卫生部（MOH）和警察部队（SPF），教育机构则有新加坡国立大学（NUS）。 此外，保健促进局透露，在去年9月至10月间，共有超过2万7000个不同的用户名或电邮，尝试登录保健资讯网，其中有72个账户成功登录，当局虽承认出现不寻常登录现象，不过强调系统未遭入侵；去年4月，也有四所大学52个账户遭入侵。  

新加坡武装部队引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61岁女性士官，她即是一名祖母，但也是强壮的士兵，能够领路行军，扛着20公斤的野战背包，还有训练新兵等等。 新加坡军方期刊《先锋》（PIONEER）杂志日前为61岁的女准尉玛格列里昂（Margaret Leon）作专题报道，自1976年便受雇加入军方，在当了10年的文员后，便成为战斗训练官与战斗员。她曾担任新加坡第八装甲旅的军官学校教练、通讯士与军士长，甚至被派往东帝汶三个月执行人道主义任务。 她一共服役了44年，是新加坡军队里服役最久的女军官。2013年，年满55岁的玛格列已经到了可退休的年纪，在准备离开通信机构之际，她的长官William Ong少校却提出延长服役的要求，她也答应了，就这样过了数年，直到2018年，她才申请离开通信机构，转而担任基本军训中心（Basic Military Training Centre，简称BMTC）的导师。 “阿嫲做得到，你做不到？” 目前是退休中校军官的William Ong表示，“她对于教学一直都很有热忱，总是热衷于向队员传授她的知识，这也是我钦佩她的地方。” “我培养了许多军官、专家和操作员。现在又有机会训练新兵，有朝一日我离开军队时，我相信，我已经完成参与所有军队”，她表示。 玛格列也表示，“我经常和孩子们做一样的训练，因此若他们无法完成，我总会对他们说，一个阿嫲都可以做到的，你们为什么不行？”，以此激励他们。 说到如何保持身体强壮，玛格列对此表示，只是平常的努力，她每年都能够因个人体能测试获得金奖。平日她比新兵的晨跑还要早起训练，周末则与丈夫一起训练。她与丈夫也是在1986年军中相识。 即是魔鬼教练，但也是贴心好妈妈 然而，他除了是出了名的魔鬼教练，中校也形容她还是一名“贴心好妈妈”。 文章内叙述关于她和某位军人的暖心故事，讲述该名士兵与单亲母亲关系紧张，他难以与母亲沟通而困扰。她听闻后，便建议士兵可以带母亲去吃个早午餐，与母亲敞开心扉好好沟通。 该名士兵也听从她的意见，最后也顺利和母亲解开误会，他随后也回信给她，向她表达感谢。 “我很高兴看到我训练的男孩里能够将这些点点滴滴记下来”，她表示。 另名与玛格列接触过的排长教练也表示，“若我出现任何家庭与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和Leon讨论，他会帮助我。从和他一起工作，我对新兵也产生了更多的耐心与理智，这与责骂的方式完全不同。” 主编：对不合理命令据理力争 本社主编许渊臣也曾与玛格列接触，当时他正在服役，而玛格列则是在他的单位里工作。 他表示，“不得不说，她在军队里，不管任何种族、肤色或语言，就像是充当母亲的角色。” 许渊臣回忆起自己与他接触的经验时说道，她会尽他所能协助军人解决问题，不会去轻视规则或忽视任何面临个人问题的人。她倾听军人所需，并在他们遇到麻烦时站出来为他们护航，即使有些军人并不直接受到指挥。 他补充，“当指挥官作出看似不合常理的命令或不明智的决定时，玛格列是少数会站出来据理力争，加上她的资历与经验，许多指挥官会考虑她的建议，也让军人免于一些不必要的活动。” 对此，许渊臣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在他服役初期时遇见玛格列，也教育了我成为职业军人的意义。

“大部分新加坡人为自己的社会阶级感到困惑，甚至有种被困在自己的阶层中的感觉，无法提升。” 《南华早报》以《如果新加坡那么富有，为何她的公民感到困顿？》为题，报导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IPS）近日释出的调查报告。 该调查发现，10名受访者中，逾五名受访者表示对未来的财务流动性相当勉强，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则认为自己的财富会下降。仅44巴仙的人认为在10年内财富会提升。 然而，根据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访者显示，在中学以下的学历的受访者，只有23.8巴仙的人会预计未来更好，而10.6巴仙的人则认为未来情况会更加糟糕。 《南华早报》日前也曾作相关民调，发现在五名新加坡人中，有四人认为他们的悲观情绪是来自于工资与生活成本的不相符，以及工资停滞不前的现象。 这份报告《新加坡的断层：公众对个人现实感、管理以及未来的讨论》，邀请4015名年满18岁以上的人进行调查。從去年8月至今年1月进行一项民调，探讨可能影响本地社会凝聚力的隐忧。 根据公共政策院官网，有关研究报告的简介，指出近期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都与五大关键议题有关：族群、宗教、移民、阶级和性少数权益（LGBT）。 “无法预估十年后情况” 一名未完成中学学历的受访者何先生表示，在电动滑板车禁令还未开始前，每月依靠送餐员的工作为他赚取2000至3000块的收入；但在禁令开始后，他可能需要考虑考取摩托车驾照，购买新的摩托车才能赖以为生，但他还需要承担抚养妻儿，并且明年可能需要购买三房式组屋，因此这样的改变让生活变得更拮据。 “我真的无法预估十年后的事情，你就算问我两年后的计划，我也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生存”。他表示，“这里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只可惜它的进展太快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得上脚步。”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不同的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上。一名仅24岁的杂志撰稿员，在每月收入3000块下，还需要偿还学贷。他表示，他想要对未来保持希望，无奈生活成本过高让她觉得生活停滞不前。 除了要和自己人竞争，还需面对外来者的涌入 与此同时，新加坡人民不仅仅是要跟自己竞争，还面临外国PMET的涌入，S Pass 的开通让许多中等技术的外国PMET入境工作，他们只需最低每月2300元，便具备申请资格。 这与2013年2月通过的人口白皮书政策符合，政府设定每年引进三万名永久居留，与将2万5000名入籍公民，以弥补新加坡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尽管人口白皮书政策所设定的目标是690万人，但显然随着未来的规划，政府最终目标将会是1000万人。 随着更多外国PMET以2500元的最低资格入境新加坡工作，而本地人如上所述，将可能会维持工资停止不变而感到被“困住”。 本社日前报道，PMET成为了“新弱势群体”，其裁员率已达1680人，加上随着S Pass工作准证持有者，在2018年增加1万1100人后，新加坡的PMET目前面对来自外国中等技术人员的新工作竞争，比起其他行业，本地PMET专业人才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此外，尽管本地大学的资讯工艺（IT）毕业生将在三年内增加三分之二，但由于CECA的宽松条例，仍逃脱不了需与印度专业人士的竞争，也有可能让许多本地PMET人才陷入工资停滞不前的现象。  

采访：许渊臣  报导整理：北雁 “我不是要跟政府讨福利金，只是想拿出我自己的钱自救都不行，我感到无助，新加坡政府怎么了？” 拿不起超过五公斤的物品，外出四小时就会感到身体疲累，站了15分钟就会开始头晕。患有心脏衰竭，左心室只剩下37巴仙功能的沈佳泉，想向中央公积金局申请领取公积金以支持日后的开销时，当局却以他不符合资格为由，拒绝其申请。 事件主人公，56岁的沈佳泉之前曾工作一段时间，也有3000新元收入，但是在2014年开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手术后无法长时间工作 那时起他开始翻覆发烧，有时体温甚至烧到摄氏40度；身体也容易感到疲惫，走路或久站都会气喘吁吁。 起初还不以为意，一直到一次在太太陪同下要过天桥去找中医检查时，差点因为喘不过气而昏厥，才惊觉身体状况已出问题；中医建议沈佳泉立即去于医院检查。医生指他的心脏出现衰竭现象，也建议他进行手术。 正常人的左心室射出率（LVEF）在55至70巴仙，但手术后就只剩37巴仙，且不能提重物，否则心脏会痛。“医生要我把一切都放慢下来，不能做太激烈的运动。” 他在手术的两年后，重新开始工作，也尝试了开私召车等兼职工作，但是因为心脏问题，也无法赚取过多收入。在2017年已停止工作。 仅靠妻子工作收入 经济拮据 目前，家里开支都靠着妻子月薪1800多元的收入一力承担；再者为了治疗用途，他们手头上继续也所剩无几。家里经济状况实为拮据。 沈佳泉实在不忍心，因此才想领出公积金，期望能减轻家中的负担。 只是，公积金却表示沈佳泉的情况“并不符合提款条件”，因此拒绝了他的申请，令后者感到求助无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拥有的钱财却不能在需要时使用。 根据公积金局官网指出，公民只有在四种情况下，能透过医疗理由申请提取公积金，即申请者因为丧失身体或心智能力、或寿命严重受损、或永久性缺乏能力、获得了绝症，而无法工作。 公积金回函指“未丧失工作能力” 而根据沈佳泉向本社主编展示，誌期8月29日的公积金局回函，指经过医生鉴定，认为他“并非丧失身体能力至无法工作”，因此无法受理他申请领出公积金的申请。 目前沈佳泉的公积金积蓄约为1万8千余元，现年56岁的他，要等到九年后即65岁才能领入息，每月大约能领250元。 沈佳泉在上月6日也曾接受《新明日报》采访，申诉自己无法领出公积金解决财务问题的困境。 事实上本社已在今年9月和10月，已致函请公积金局回应，惟迄今仍无消息。 社会服务中心指妻子有稳定收入仍能养家 事实上，沈佳泉在获得西海岸集选区议员郑德源帮助下，除了写信给公积金局，也致函要求社会服务中心（SSO）受理沈先生看是否符合申请任何财务援助。 遗憾的是，在誌期今年5月27日的信函，社服中心却告知沈佳泉，指他的妻子目前仍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故此经过仔细考量，认为仍能承担基本生活开销，也无法受理财务援助的申请。 曾想离婚避免拖累妻子 遭到公积金局和社服中心拒绝受理，也令沈先生感到无助，访谈中不仅叹道何以自己的钱在最需要用到时却无法动用。 “我感到无助，新加坡政府怎么了？我早知不做手术，手术出来不能做工，五年十年后积蓄花完。”他似乎对于医疗费用成为妻子负担感到愧疚。 “我也没跟政府要求福利金，都没有，想申请提早提取。可是他们就连我要自救都不让我。” 他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甚至想过要离婚，避免拖累妻子；但妻子拒绝，认为夫妻一场，应当珍惜眼前人。 惟，沈佳泉妻子早上四、五时就要起身准备上班，花三小时通勤，每日工作长达九小时，月薪只有1800多元。除了负责家中开销，她还会每天给丈夫二、三十元的零花钱。 变卖珠宝家当支付医疗费等开销 在位于裕廊的组屋接受采访时，沈佳泉的妻子向本社主编展示一叠的当票，他们为了支付医疗费用等等开销，也已变卖了不少珠宝家当。 他也直言，新加坡人都很理智，自己更不是想靠政府养，若不是严峻的状况，他才不得已要申请提早领出自己的公积金积蓄，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依靠着妻子。 有鉴于公积金局过去有公布会员财务状况的习惯，所以我们也询问沈佳泉。 沈佳泉夫妻俩育有一女，不过他们认为女儿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目前两老都住在五年前买的BTO组屋，在这之前，他们以20万元卖掉之前的住所，并住在租赁组屋长达两年。 询及当时他们怎么用这笔钱，沈佳泉解释他尝试做生意不过失败了，一部分拿来偿还妻子为支付母亲医疗费积累的债务，一部分则投入在目前住的组屋。 以下为沈佳泉接受本社访谈的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DHhkD7j6E&feature=emb_title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随之引起许多议论，针对相关课题，人民行动党乐龄小组主席陈川仁表示，应该重新审视围绕在老龄化周边的论述。 上周日（13日），陈川仁受邀出席人民行动党乐龄小组为国际老年人日举办的纪念活动，在致词中敦促，新加坡人应透过各项社区活动与个人参与，将新加坡变成适宜老年长居与养老的地方。 他随后也向记者透露“立国一代”（Merdeka Generation）如今却被视为是一个挑战或社会问题，并表示与“立国”的意义有所不同。 “让我震撼的是“立国”一字，原有自由和独立的意义，但为什么如今却将它视为是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它。” 他也透露人民行动党推出新手册协助老年人更好理解相关社会政策，如老年员工公积金缴款率、及解释最新政策。此外，陈川仁也称老年员工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下持续参与工作，可改变老年人的负面印象。 临时工泛指在工作场所里非正式雇用的劳工，通常以日薪计酬。 也不像正式劳工能够享有退休金与每月最低工资的保障。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有能力养活自己，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自由独立的原则，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就如当初“立国一代”的名号，为了能够实现自由和独立的原则。” 高生活成本老人吃不消 但果真如此吗？近年来，老龄化问题持续被讨论，亦经常在众多报导中看见，生活成本的提升与退休积蓄不足，经常迫使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今年2月路透社报导，有近三分之一的65以上的老年人正在工作，路透社强调，因为高生活成本以及预期寿命提高，導致老年人别无选择，只好重返工作岗位。 自2016年以来，我国已推出多项计划协助公司面对老年员工的问题，例如重新制定补助金。此前，人力部长杨莉明也表示，国人一直秉持着“持续工作，储蓄更多”的信念。针对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关于支付CPF资格年龄上限，杨莉明表示，2012年已引入再就业立法，让国人能够在逾62岁后工作，因此降低支付公积金年龄上限是对其他人不公平的。 青年恐成三明治时代 除了老年员工的问题，我国还出现另一种现象：年轻人成为夹心层，上有高堂，下有妻小，他们可能面临赡养父母妻小的问题。 华侨银行（OCBC）今年7月公布财务健康指数，发现在2000名在职成人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面临上述情况，俗称“三明治世代”。既要赡养父母，亦要抚育儿女，蜡烛两头烧，其财务状况也令人担忧。其中高达63巴仙的人，无法随心所欲享受生活。 调查指出，大部分在职成人无法能够计划未来退休生活，目前仅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规划退休。尽管有八成的人表示有主动投保，但也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不投资，认为投资是一种赌博，几乎一半的人没有被动收入。 另一项调查则是由保险公司职总英康（NTUC Company）揭示，三明治时代如何看待未来财务状况的严酷事实。 有近八成的年轻人（约21-29岁）认为自己将会迈入成为“三明治一代“，其主要原因源于平均寿命延长、自己对退休父母的养育责任以及养老金不足的现况。事实上，他们的父母也和他们有如出一撤的想法，有34巴仙的受试者父母认为孩子能够在年老时经济上支援他们，也承认他们很有可能踏上同样的脚步，成为新一代的三明治年龄层。 事实上，受访者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在接受调查的父母中，近五分之三的父母并没有退休计划，即使有但他们也并没有将退休计划延长至预期寿命82岁。 因此，有近九成的年轻受访者同意父母应该及早准备他们的退休计划，减轻他们未来的负担。 另一项比较极端的结果则是，由于三明治一代的影响，新加坡年轻人除了选择作更多财务投资以外，也会选择如不婚或不生小孩，避免自己成为三明治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