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民主党:政府恰恰错过关键时机 让新加坡进行必要改革

上月18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宣布2020财政预算案,对此新加坡民主党主席淡马亚(Paul Tambyah),曾点评今年财案“充满小调整,却缺乏大胆举措”。 本周三,民主党再举办网络论坛直播。该党认为政府看似过于专注“微调而复杂的计划”,却恰恰错过了一个关键的时机,让新加坡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减低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的财政负担。 民主党连同财政主管林文兴、主席淡马亚、江伟贤以及Alfred Tan回应2020 财政预算案,并针对几项关键措施与问题提出建议与看法。 首先针对增加消费税一事,林文兴表示,鉴于新加坡的中产阶级与工薪阶层正受困于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政府应将调涨消费税(GST)的计划取消,而不仅仅是推迟。 林文兴:应取消调涨消费税 因为这大大影响了工薪一族的财务管理、工作效能甚至是退休前景,而且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已相当膨胀,为何仍需要提高消费税? 他指出,“自2016至2018年,我们所累计的财政盈余(budget surplus)已高达191亿美元,即使将扣除赤字109亿美元,我们仍有82亿元的余额。” 林文兴亦提及,曾任副总理的尚曼达于2015年大选前的声明,表示应取消医疗等基本必需品的消费税,提高奢侈品的消费税。 “在目前的循环下,一个需要药物的贫穷老人的税率,与购买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富婆是相同的。” 此外,林文兴也主张,应恢复针对富人的遗产税,无论是本地公民或非公民,应将其税率维持在30巴仙,并且将2千万元设为免税门槛,即指只有逾2千万元以上的遗产才需要被征税。 民主党也提议,将新加坡收入最高的1巴仙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上限,提高至28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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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公共机构发生的数据泄露事故

11月27日,总理公署发文告表示,总理李显龙全盘接受公共机构数据安全检讨委员会,所提呈有关保护数据安全和维护个人隐私的建议。 上述委员会提呈的建议包括,提出提升数据保护、预防资料外泄、加快侦测、提升公务员对数据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完善问责制度,以及为应对未来数码需求,加强治理架构等建议。 据了解,过去八个月该委会抽查94个政府机构的336个系统,结果显示64巴仙被评为低风险、23巴仙被评为中等等闲以及13巴仙被列为高风险。 国务资政兼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则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减少数据泄露风险;至于卫生部也声称将全面采纳上述委会提出的建议。 为何政府要特别成立上述公共机构数据安全检讨委员会?正是因为过去两年发生严重的数据和网安疏漏等事故。 总理公署在今年3月31日正式宣布成立该委会,由张志贤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负责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主管网络安全事务的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主管公共服务的贸工部长陈振声,以及主管政府科技局的通讯及新闻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 150万病患个资外泄轰动一时 回溯去年7月,惊传有骇客以恶意软件入侵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SingHealth)系统,盗取了150万病患资料,其中16万住院治疗记录外泄,堪称历年来最严重,消息一出轰动一时,卫生部长颜金勇甚至特别为此事致歉。 我国对网络保安的重视,致使政府对资讯工艺的拨款从5巴仙提升至8巴仙,据《海峡时报》报导,仅在2014财政年,新加坡就为网络安全项目耗费了4亿零860万新元。 尽管政府委任前军队准将许智贤,掌管两个新开设的网络安全机构,即负责全国网络防卫事务的国防网络署(DCO),以及直接隶属总理署旗下的网络安全局(CSA),但不幸的是150万病患个资外泄的事还是发生了。 今年1月,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宣布重罚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IHiS)和新保集团,共被罚款100万元;IHiS的一名技术主管,以及一名保安事故应变经理被开除。 费雷拉泄露1.42万名艾滋带原者个资 但续新保集团个资外泄事故后,仅隔半年再传出,1万4200名艾滋病病患,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住址和相关医疗资料等遭泄露。卫生部长颜金勇再度道歉。 不过,有关泄露艾滋病患个资的涉事者名为美籍人士费雷拉(Mikhy Farrera-Brochez ),他正是前年轰动一时的淡马锡理工学院“冒牌专才”一案,在2017年,因涉及诈欺、欺骗公务员、拥毒和文凭造假等23项罪行,在2017年被判28个月监禁。 费雷拉也因此在今年6月在美国被控,企图使用盗取的数据,来勒索新加坡政府。 他是从其伴侣,我国一名高级医生吕德祥(译音)手中取得有关资料,他也获得伴侣协助隐瞒了艾滋带原者的身份,从而获得我国的工作准证。 费雷拉于今年9月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还需要接受三年的监督生活。 80万捐血者个资挂网逾两月 在今年3月,卫生科学局(HSA)透露,超过80万名捐血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和血性等个人资料,被挂上有互联网连接的服务器长达九个星期,面临资料疏漏风险。是新加坡公共医疗保健数据库不到一年内,发生的第三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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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嫲级士官长”! 61岁女准尉服役44年培训新兵

新加坡武装部队引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61岁女性士官,她即是一名祖母,但也是强壮的士兵,能够领路行军,扛着20公斤的野战背包,还有训练新兵等等。 新加坡军方期刊《先锋》(PIONEER)杂志日前为61岁的女准尉玛格列里昂(Margaret Leon)作专题报道,自1976年便受雇加入军方,在当了10年的文员后,便成为战斗训练官与战斗员。她曾担任新加坡第八装甲旅的军官学校教练、通讯士与军士长,甚至被派往东帝汶三个月执行人道主义任务。 她一共服役了44年,是新加坡军队里服役最久的女军官。2013年,年满55岁的玛格列已经到了可退休的年纪,在准备离开通信机构之际,她的长官William Ong少校却提出延长服役的要求,她也答应了,就这样过了数年,直到2018年,她才申请离开通信机构,转而担任基本军训中心(Basic Military Training Centre,简称BMTC)的导师。 “阿嫲做得到,你做不到?” 目前是退休中校军官的William Ong表示,“她对于教学一直都很有热忱,总是热衷于向队员传授她的知识,这也是我钦佩她的地方。” “我培养了许多军官、专家和操作员。现在又有机会训练新兵,有朝一日我离开军队时,我相信,我已经完成参与所有军队”,她表示。 玛格列也表示,“我经常和孩子们做一样的训练,因此若他们无法完成,我总会对他们说,一个阿嫲都可以做到的,你们为什么不行?”,以此激励他们。 说到如何保持身体强壮,玛格列对此表示,只是平常的努力,她每年都能够因个人体能测试获得金奖。平日她比新兵的晨跑还要早起训练,周末则与丈夫一起训练。她与丈夫也是在1986年军中相识。 即是魔鬼教练,但也是贴心好妈妈 然而,他除了是出了名的魔鬼教练,中校也形容她还是一名“贴心好妈妈”。 文章内叙述关于她和某位军人的暖心故事,讲述该名士兵与单亲母亲关系紧张,他难以与母亲沟通而困扰。她听闻后,便建议士兵可以带母亲去吃个早午餐,与母亲敞开心扉好好沟通。 该名士兵也听从她的意见,最后也顺利和母亲解开误会,他随后也回信给她,向她表达感谢。 “我很高兴看到我训练的男孩里能够将这些点点滴滴记下来”,她表示。 另名与玛格列接触过的排长教练也表示,“若我出现任何家庭与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和Leon讨论,他会帮助我。从和他一起工作,我对新兵也产生了更多的耐心与理智,这与责骂的方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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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被困固有社会阶层,动弹不得?

“大部分新加坡人为自己的社会阶级感到困惑,甚至有种被困在自己的阶层中的感觉,无法提升。” 《南华早报》以《如果新加坡那么富有,为何她的公民感到困顿?》为题,报导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IPS)近日释出的调查报告。 该调查发现,10名受访者中,逾五名受访者表示对未来的财务流动性相当勉强,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则认为自己的财富会下降。仅44巴仙的人认为在10年内财富会提升。 然而,根据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访者显示,在中学以下的学历的受访者,只有23.8巴仙的人会预计未来更好,而10.6巴仙的人则认为未来情况会更加糟糕。 《南华早报》日前也曾作相关民调,发现在五名新加坡人中,有四人认为他们的悲观情绪是来自于工资与生活成本的不相符,以及工资停滞不前的现象。 这份报告《新加坡的断层:公众对个人现实感、管理以及未来的讨论》,邀请4015名年满18岁以上的人进行调查。從去年8月至今年1月进行一项民调,探讨可能影响本地社会凝聚力的隐忧。 根据公共政策院官网,有关研究报告的简介,指出近期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都与五大关键议题有关:族群、宗教、移民、阶级和性少数权益(LGBT)。 “无法预估十年后情况” 一名未完成中学学历的受访者何先生表示,在电动滑板车禁令还未开始前,每月依靠送餐员的工作为他赚取2000至3000块的收入;但在禁令开始后,他可能需要考虑考取摩托车驾照,购买新的摩托车才能赖以为生,但他还需要承担抚养妻儿,并且明年可能需要购买三房式组屋,因此这样的改变让生活变得更拮据。 “我真的无法预估十年后的事情,你就算问我两年后的计划,我也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生存”。他表示,“这里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只可惜它的进展太快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得上脚步。”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不同的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上。一名仅24岁的杂志撰稿员,在每月收入3000块下,还需要偿还学贷。他表示,他想要对未来保持希望,无奈生活成本过高让她觉得生活停滞不前。 除了要和自己人竞争,还需面对外来者的涌入 与此同时,新加坡人民不仅仅是要跟自己竞争,还面临外国PMET的涌入,S Pass 的开通让许多中等技术的外国PMET入境工作,他们只需最低每月2300元,便具备申请资格。 这与2013年2月通过的人口白皮书政策符合,政府设定每年引进三万名永久居留,与将2万5000名入籍公民,以弥补新加坡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尽管人口白皮书政策所设定的目标是690万人,但显然随着未来的规划,政府最终目标将会是1000万人。 随着更多外国PMET以2500元的最低资格入境新加坡工作,而本地人如上所述,将可能会维持工资停止不变而感到被“困住”。 本社日前报道,PMET成为了“新弱势群体”,其裁员率已达1680人,加上随着S Pass工作准证持有者,在2018年增加1万1100人后,新加坡的PMET目前面对来自外国中等技术人员的新工作竞争,比起其他行业,本地PMET专业人才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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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丧失能力至无法工作” 心脏衰竭中年男申请提出公积金被拒

采访:许渊臣  报导整理:北雁 “我不是要跟政府讨福利金,只是想拿出我自己的钱自救都不行,我感到无助,新加坡政府怎么了?” 拿不起超过五公斤的物品,外出四小时就会感到身体疲累,站了15分钟就会开始头晕。患有心脏衰竭,左心室只剩下37巴仙功能的沈佳泉,想向中央公积金局申请领取公积金以支持日后的开销时,当局却以他不符合资格为由,拒绝其申请。 事件主人公,56岁的沈佳泉之前曾工作一段时间,也有3000新元收入,但是在2014年开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手术后无法长时间工作 那时起他开始翻覆发烧,有时体温甚至烧到摄氏40度;身体也容易感到疲惫,走路或久站都会气喘吁吁。 起初还不以为意,一直到一次在太太陪同下要过天桥去找中医检查时,差点因为喘不过气而昏厥,才惊觉身体状况已出问题;中医建议沈佳泉立即去于医院检查。医生指他的心脏出现衰竭现象,也建议他进行手术。 正常人的左心室射出率(LVEF)在55至70巴仙,但手术后就只剩37巴仙,且不能提重物,否则心脏会痛。“医生要我把一切都放慢下来,不能做太激烈的运动。” 他在手术的两年后,重新开始工作,也尝试了开私召车等兼职工作,但是因为心脏问题,也无法赚取过多收入。在2017年已停止工作。 仅靠妻子工作收入 经济拮据 目前,家里开支都靠着妻子月薪1800多元的收入一力承担;再者为了治疗用途,他们手头上继续也所剩无几。家里经济状况实为拮据。 沈佳泉实在不忍心,因此才想领出公积金,期望能减轻家中的负担。 只是,公积金却表示沈佳泉的情况“并不符合提款条件”,因此拒绝了他的申请,令后者感到求助无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拥有的钱财却不能在需要时使用。 根据公积金局官网指出,公民只有在四种情况下,能透过医疗理由申请提取公积金,即申请者因为丧失身体或心智能力、或寿命严重受损、或永久性缺乏能力、获得了绝症,而无法工作。 公积金回函指“未丧失工作能力” 而根据沈佳泉向本社主编展示,誌期8月29日的公积金局回函,指经过医生鉴定,认为他“并非丧失身体能力至无法工作”,因此无法受理他申请领出公积金的申请。 目前沈佳泉的公积金积蓄约为1万8千余元,现年56岁的他,要等到九年后即65岁才能领入息,每月大约能领250元。 沈佳泉在上月6日也曾接受《新明日报》采访,申诉自己无法领出公积金解决财务问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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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川仁吁重新审视老龄化叙述 惟国内老少面对退休积蓄困境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随之引起许多议论,针对相关课题,人民行动党乐龄小组主席陈川仁表示,应该重新审视围绕在老龄化周边的论述。 上周日(13日),陈川仁受邀出席人民行动党乐龄小组为国际老年人日举办的纪念活动,在致词中敦促,新加坡人应透过各项社区活动与个人参与,将新加坡变成适宜老年长居与养老的地方。 他随后也向记者透露“立国一代”(Merdeka Generation)如今却被视为是一个挑战或社会问题,并表示与“立国”的意义有所不同。 “让我震撼的是“立国”一字,原有自由和独立的意义,但为什么如今却将它视为是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它。” 他也透露人民行动党推出新手册协助老年人更好理解相关社会政策,如老年员工公积金缴款率、及解释最新政策。此外,陈川仁也称老年员工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下持续参与工作,可改变老年人的负面印象。 临时工泛指在工作场所里非正式雇用的劳工,通常以日薪计酬。 也不像正式劳工能够享有退休金与每月最低工资的保障。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有能力养活自己,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自由独立的原则,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就如当初“立国一代”的名号,为了能够实现自由和独立的原则。” 高生活成本老人吃不消 但果真如此吗?近年来,老龄化问题持续被讨论,亦经常在众多报导中看见,生活成本的提升与退休积蓄不足,经常迫使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今年2月路透社报导,有近三分之一的65以上的老年人正在工作,路透社强调,因为高生活成本以及预期寿命提高,導致老年人别无选择,只好重返工作岗位。 自2016年以来,我国已推出多项计划协助公司面对老年员工的问题,例如重新制定补助金。此前,人力部长杨莉明也表示,国人一直秉持着“持续工作,储蓄更多”的信念。针对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关于支付CPF资格年龄上限,杨莉明表示,2012年已引入再就业立法,让国人能够在逾62岁后工作,因此降低支付公积金年龄上限是对其他人不公平的。 青年恐成三明治时代 除了老年员工的问题,我国还出现另一种现象:年轻人成为夹心层,上有高堂,下有妻小,他们可能面临赡养父母妻小的问题。 华侨银行(OCBC)今年7月公布财务健康指数,发现在2000名在职成人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面临上述情况,俗称“三明治世代”。既要赡养父母,亦要抚育儿女,蜡烛两头烧,其财务状况也令人担忧。其中高达63巴仙的人,无法随心所欲享受生活。 调查指出,大部分在职成人无法能够计划未来退休生活,目前仅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规划退休。尽管有八成的人表示有主动投保,但也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不投资,认为投资是一种赌博,几乎一半的人没有被动收入。 另一项调查则是由保险公司职总英康(NTUC Company)揭示,三明治时代如何看待未来财务状况的严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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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多次鼓励“造人”增加人口 惟年轻国人为养儿育女成本头痛

《今日报》报导,本月10日,总理李显龙在出席新加坡日本商工会议所50周年对话会上,曾表示新加坡人口目前应该可以再增加。 他表示,“我们为新加坡制定了许多合适的措施,包括在建设新产业、学校、机会、市镇、公园等,我们都一直致力为下一代打造新社会,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人民”-我们的子女儿孙。” 他透露,我国每年约3万5000人出生,以及3万5000名登记成为永久居民,而在众多永久居民中,高达两万人是成为新加坡公民。换言之,约5万5000人中,有36巴仙是移民者。 然而他表示,若出生率在近四至五年内没有成长,我国人口可能就开始面临下滑的问题。 三分一青年30岁前不婚? 其中的原因为,约三分之一的迈向30岁的青年均选择不婚,因为他们需要将焦点聚焦在他们的事业上,许多青年认为他们需要在婚前有更多积蓄,以确保减少婚期及婚后生活压力,包括办理酒席、房子、装修与孩子的养育费用。 李显龙也表示,新加坡目前也试图协助上班族母亲育儿,透过设置工作的灵活度与建立婴儿照护、日托等建设,使母亲能够在分娩后重返工作岗位。 “若他们计划生孩子,他们一定会考量孩子对职业的影响以及孩子的养育责任,许多母亲也会这么做,所以我也能理解,这并不容易实现。“ 当然,这也不是总理第一次鼓励年轻国人“努力造人”。不管是2014年的新年贺词,或是最近一次在公开场合,他都鼓励国人多生育,认为新加坡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完善设施和良好环境,并强调这是国人完全可以担起的责任。 想生就生?养孩子并不简单 然而, 对于年轻父母来说养育孩子也并非易事,高昂的养育费用往往让夫妻吃不消。 去年Smart Parents的调查指出要养育一个小孩必须就从怀孕期开始算起,直至大学毕业。粗略估算,怀孕期间就必须花上至少8000元;0-2岁则是约六万元;3至6岁则要四万元;7-12则要七万元;13至16岁则需要七万元; 17至19岁,约1万6000元至3万5000元;19至22岁则要高达四万元至23万元。 换句话说,在养育一个小孩上,至少需花费67万元,这还不包括生活中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 而且在养育孩子上,经常都会出现相当矛盾的情况—孩子的养育问题。一般而言,孩子在出生后,许多女性就会从职场上退下。 《今日报》曾报导,根据人力部2018年劳动力数据显示,在不工作的妇女中,30岁至40岁的女人居多,而且绝大部分不工作的缘由是育儿责任。而她们最后选择的工作也会倾向是兼职托儿所的工作。 传统观念的束缚 调查显示,每五个兼职者中,其中一个就是30至40岁的女性,而且他们均以托儿所工作为主,因为这样也方便照顾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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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防假消息法》附属条例 是否回应了各界对法案权限的忧虑?

本月2日起,已经公布于宪报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防止网络操纵法案》正式生效。该法自提呈国会以来即备受争议,不仅政界人士,包括国内外学术界、媒体、公民组织等都已对该法提出质疑。 根据政府电子宪报上的通告,尚有其他数个《防假消息法》附属条例也一并发布宪报,包括上诉程序细节、媒体巨头、网络中介的规范等等,以及给与他们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符合《防假消息法》的条规。 事实上,《防假消息法》草案刚出台,即遭到各界挞伐,提出对赋予部长权力过于广泛、以及可能形成寒蝉效应的忧虑。一些议员、公民组织都曾建议政府再修法,不过在今年5月8日,草案在未经修改下,以72票赞成,九票反对,三票弃权三读通过。 不过,此前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回应官委议员提问时,曾表示将为该法草拟附属条例,那我们且来看看,这些新近公布的条例,是否有回应此前众人对该法表达的忧虑。 忧虑一:法案定义过于笼统 国际法律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今年4月中旬曾致函我国领导李显龙及其阁僚,表达对我国《防假消息法》草案的高度关注,认为该法案“定义笼统”,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国际司法标准。 工人党议员刘程强在参与草案辩论时,也认为部长可利用法案内假消息的广泛定义条文,根据需要对有关文字是信息还是意见做出选择性的诠释。 不过,就目前在政府电子先报上看到的《防假消息法》附属条例,似乎没有进一步厘清如何解决法案定义过于笼统的问题。 不过,在附属条例第16(1)下,则阐释何谓网络中介和网站持有人,例如拥有每月至少平均50万,来自新加坡的访问用户;而网页持有人/运营者,则指其网站连续三个月,平均每月有10万访客。 忧虑二:申诉程序、时间、成本? 至于议员们所关注的,若被部长指文章涉及虚假内容,被要求撤文或更正,如果有关人士不服,又该如何上诉? 此前尚穆根曾在国会保证,法案将确保上诉程序快捷,任何人或机构若不满部长的指示,可上网填写表格,提交部长作出上诉。 而在附属条例中所提到的事项,也和之前尚穆根解释的上诉程序,未有太大差异,包括可在www.pofmaoffice.gov.sg,填写表格上诉,挑战相关部长/下指示机构的指示。 而根据条规的14(1)项,相关部长/机构,则必须在两个工作日内对上诉作出决定。 不过,14(3)项则提到,如果部长未回复,即代表有关上诉申请已被驳回。 挑战部长被驳回怎么办? 如果被部长驳回怎么办?还可以上诉到高等法院!但必须在部长作出决定后的14天内。根据高庭官网的说明,在提呈原诉传票(origin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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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裁员职业类别中占比仍高 PMET成劳动市场新弱势群体?

根据人力部最新的劳动力报告,尽管被裁退人数有所下降,但专业人士、经理、执行员与技师(professionals, managers, executives and technicians,简称PMET)却占了被裁员人数中的大部分,从1440人增至1680人。 该报告揭露,被裁退人数由第一季度的3230人,下跌至第二季度的2320人。 但大部分被裁退人数为PMET人士,一半以上的被裁退员工握有大专文凭,而且七成的人已年过40岁。 2019年上半年PMET被裁员总数,多达3120人。而根据今年4月人力部长杨莉明在国会答复,在2018年,有5400位本地PMET被裁员。 星展银行经济学家谢光威(Irvin Seah),接受《雅虎新闻》采访时曾表示,PMET领域裁员人数比其他劳动力更高。2018年数据显示,PMET的劳动力占了57巴仙。对此,谢光威将PMET视为”新弱势群体“,并指出尽管PMET属于专业技能,并获得相当优秀的资格,但其人力淘汰率在过去九年中一直持续上升。 此外,说到重新进入劳动力,谢光威也表示PMET的表现“持续低下”,根据数据显示,PMET人士在被裁员后半年,重新进入职场的仅达57.8巴仙。其中之因素为薪资的落差,谢光威指出,因为PMET属于白领阶级的专业人士,通常的薪资要求会更高,以支持他们的生活,但显然已产生变化。 被裁银行职员  寄20份履历还找不到工 这很难不让人回想到,不久前各大媒体竞相报导,毕业生找工作也不容易,有者已寄出50多封求职信却仍未有下文;而有39岁的银行职员,在今年6月被裁员前就已积极找工,但即便寄出20份履历、经过三次面试,还是找不到工。 不然,就转而成为私召车司机。例如39岁的Shaun Ow,在私人企业工作了11年之久,但在四五年前被公司解雇。他随后也尝试寻找其他工作,但却屡屡失败。经过一年的寻找,他最终选择当私召车司机。 他向媒体透露,在过去的三年半,他一直在开私召车,目前在扣去租金、车邮费与其他杂费,一个月能净赚5000新元。但他也表示这必须要积极努力工作,每日不间断开车12-14小时,才有办法赚到。他平均一天载客20-25趟。 但是,也有学者提醒,私召车司机收入固然有吸引力,但这类工作无法为就业者提供职业生涯及重要技能,这意味着比起其他留在专业领域工作的同侪,他们更容易被淘汰。 另一方面,ConnectOne创办人Elena Chow认为,公司更倾向寻找积极、创新,然而大部分被裁员的PMET均来自大型企业,因此会缺乏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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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计划调整最低七天法定年假 杨莉明:续监督我国就业趋势

人力部长杨莉明日前表示,近期内暂无调整七天法定年假的计划,而人力将持续针监督我国就业趋势,并结合国外情况以及检视法律与政策。 据《雅虎新闻》报道,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于国会中质询,人力部是否有意检讨法定最低七天年假,让我国国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享有更好的年假待遇。 而杨莉明则认为,每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年假的制定并不相同,例如英国与澳洲两国均对年假有“相对慷慨的规定”,但美国则没有相应的联邦法律来规范带薪年假。 杨莉明续指,我国的法定最低年假则与台湾和香港司法管辖区较为相似。 目前以我国《就业法》为例,员工年资3个月以上,不超过一年,将获得法定最低年假7天,而员工若满一年以上者,其法定最低年假将增加到最多14天。 杨莉明也指出,新加坡的法定最低年假,还应与其他法定例假如带薪病假、育儿假和其他形式的休假加以看待考量。 年假待遇与香港相似,但仍显不足 日前一份报告显示,新加坡在40个城市中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指数排名第32位,仅次邻国之下,显示新加坡人花在工作的时间是世界城市中最长之一。 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在“工作过度“栏目中,以每周工作44.6个小时排名第二,仅次于吉隆坡的46个小时。 报告续指有23巴仙的新加坡全职员工,更是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该比率竟在40个城市中排名第一,紧跟在后的吉隆坡比率为22巴仙,香港和东京同为20巴仙。 而针对年假,新加坡员工每年年假仅14天,排名第19。那其他发达国家的年假又该如何计算?部分发达国家如澳洲与新西兰的年假,是一年20天;而韩国则获得15-25天的年假。 而新加坡年假是否与香港和台湾相似? 可先从香港的年假比较,据香港劳工法例指出雇员按连续性合约受雇满12个月,便可享有7天有薪年假, 有薪年假日数按雇员受雇年资逐年递增至最高14天。 再看看台湾的特休(年假),据台湾劳动局指出,六个月至未满一年者将获得三天年假,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将会依据年资调整至七天到30天。 当然年假还未包含其他例假如病假、产假等,但尽管新加坡最低法定年假确实与香港相似,但比较其他发达国家,其年假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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