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丹星敦促检视市长职务 潘丽萍称勿将课题政治化

日前,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就市长职责提出质问,身为中区社理会主席和市长的潘丽萍却认为,毕丹星的言论,是在将社区理事会与市长的课题政治化,并贬低社理会。

毕丹星在新财政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提到,在市长和议员的职责重叠的情况下,保留市长和社区理事会(CDC)职位有何作用。

对此,毕丹星表示,“有些新加坡人认为,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功能能够由其他法定机构或委员会,包括人民协会下其他组织接手。”

就社区发展理事会与市长的职责之模糊,毕丹星表示出对全职市长和社区发展理事会提出质疑,因此有必要认真审查该职位和机构的必要性。

面对毕丹星的质问,中区市长潘丽萍昨日(25日)在国会上回应毕丹星,指社区发展理事会比政府部门更灵活也更贴近基层,可迅速推行各项计划。

潘丽萍解释,社区发展理事会主要分成三种业务,汇总需求和分配资源;提高居民能力;以及在社区中担任联系的角色。原本专注的业务,即落实政府经济援助,但如今已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社会服务中心接手。

尽管如此,她认为比起政府部门,组织精简的社理会更灵活,可快速应对区内需求;比起基层组织,社区发展理事会则更能动员社会网络,整合资源。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许多基层团体或公民咨询委员会(CCC),并无法执行数百万元的援助计划,指毕丹星的建议“无知且麻木不仁”(ignorant of or insensitive to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不贴近现实。

因此,潘丽萍要求毕丹星勿将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工作政治化,抹煞社理会多年耕耘的成果。

社理会许多职务已转移

对此,毕丹星则澄清自己并无意否定社理会和市长的多年贡献,然而,潘丽萍的说法并不完整。

他解释,社理会自1996年来成立后,市长向来都是兼职工作,直至2001年才开始转为全职。

他也引述当年的国会议事记录,当时政府有意透过社理会实地落实不同的计划,于是社理会预算才会从1997年的1千900万元,增至2001年1.53亿元。

甚至连过去担任社会发展、及青年体育部长的维文,在2010年时,也曾提及有意让所有政府计划都通过社理会实行。

时过境迁,许多计划都已经转交其他单位,毕丹星质问,“到了今天还是一样吗?许多角色和职务已经改变了。”

根据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发展史,部分职能也已交由其他单位接手包括包括交给社会服务中心负责的社区关怀计划(ComCare)。至于社区发展理事会现行其他项目,毕丹星认为本地慈善机构组织可以胜任。

就社区发展理事会时至今日的功能,毕丹星质疑政府为了将社区发展理事会普及化,试图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生活补助券”(CDC Vouchers),让社区发展理事会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提高民众对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关注度。

全职市长是否仍存在必要性?

此外,市长的高薪资也引发不少争议,毕丹星认为,在市长的职责模糊不清及重叠之下,是否仍有全职市长的必要性。

毕丹星表示,随着社区发展理事会的预算已显著减少,全职市长一职仍有其必要性?

潘丽萍则回应,她虽然是市长,但也是五位市长中,唯一一位全职市长。

她表示,“ 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定他们为全职市长,但我知道他们只领一份薪水。”

本地另外四名市长都身兼其他工作,西南区市长刘燕玲也是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东北区市长朱倍庆是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西北区市长任梓铭也是人民行动党总部执行理事长、东南区市长阀贺米是职总行政与研究署处长。

五名市长同时也是各区社区发展理事会的主席。

根据2012年有关政府薪金白皮书,市长年薪为66万元,加上议员津贴约19万2500元

人权律师张素兰曾指出,“一名市长的最低年薪是66万元,除了市长的薪资,我们还需要加上议员的年薪,即19万2500元,而市长的月薪是最低7万1000元,是几乎新西兰总理的两倍。要知道他的月薪也不过是3万5800元,且新西兰目前有488.6万人口,而新加坡则有约570万人口,若要除以五位市长,每人则需”照顾“1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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