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部长杨莉明，周三（20日）在脸书上重申，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住国人饭碗，帮助失业新加坡人回到工作岗位上。
她表示，“为了实现目标，我们正协助雇主，提供他们强而有力的支持，让他们发展成为新加坡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她也呼吁，雇主在接受政府的援助时必须发挥其作用，确保公平雇佣。该建议也获得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四个商会与商团的响应，并表示将会“循序渐进”实施方案，确保达到公平聘雇原则。
有改善意愿 惟歧视聘雇从未停止
理想虽然很丰满，但现实却也很“骨感”，对新加坡人而言，职场上歧视聘雇却未曾停止过。
举个例子，去年10月，《海峡时报》发表一篇专题，探讨究竟劳资政三方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TAFEP）如何处理一些雇主的不公平雇佣情况，其中一例就出现“内定”的情况。
据报道指出，一家金融保险公司被该公司的人事经理曝出，在招聘前就预选了一名外国人士到本地公司担任管理职务。
然而，经调查后发现，该公司依旧按照公平考量框架规定，在全国职业库（Jobs Bank）刊登了14天的招聘广告，但是在招聘广告“到期”之前，就已和“内定”的外国籍人士人选，签订雇佣合约。
值得关注是，”内定“人才是该公司位于伦敦办公室的英国籍人士，且他的工作经验和学历，根本不符合广告上所列明的需求！
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招聘广告获得了超过60份申请，其中有28人士都符合资格，却未有任何申请人士被邀请面试。
案件随后交给了人力部，但违规公司的聘请工作准证持有者特权，仅被暂停六个月。
雇联和商会回绝立法管制建议
这些事屡屡发生，也不断冲击了国人的工作机会与我国劳动市场。雇主的刻意规避和轻惩，也显示了在未立法下管制职场歧视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
据人力部去年的雇佣标准报告，仅上半年，已约70名雇主涉及职场歧视行为，比2019年全年的人数高出了近一半。
数据的呈现基本上可以坐实了长久以来招聘歧视的问题，然而原本应加大力度管制和惩戒的歧视问题，却被商会驳斥，称强迫立法规范可能会导致工作场所的不良关系加剧僵化。
先有全国雇主联合会（SNEF）执行董事长沈锦源，不愿直面问题，推托立法管制恐弊多于利；就连新加坡制造商总会（SMF）秘书长，也宣称要减少职场歧视，应采用较少”敌对”的调解方式，比立法管制更有效。
强调立法管制只会不利于员工
新加坡制造商总会更指不反对立法处理，但却并非是根除机会主义行为的最有效“杀手锏”（silver bullets），且也不适用于所有工作场所。然而，若未能立法加强管制，又出现什么问题？
尽管雇联一再辩解称，TAFEP在近年受到的职场歧视相关投诉，已从2015年的580宗，减少至200宗，并强调一旦发现将会立即暂停工作准证申请特权，但从上述案例而言，暂停工作准证申请也仅仅六个月，未必能够对雇主起到太大惩戒。
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高级执行人员Mamta Melwani表示该组织接到的七成个案都和怀孕员工有关，其他还包括种族何性别歧视（9.6巴仙）、家庭和看护者负担（5.5巴仙），以及身障、年龄和宗教等方面的职场歧视。
歧视问题无处不在，尽管有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指南，然而这些指南显然未能被冥顽的雇主遵守。
为此，Mamta表示，没有立法来强制推行这些指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雇主，在不需面对法律责任下规避这些准则。”
而且在未有立法的保护措施下，雇员投诉也担心TAFEP能否保密，以及雇主可能采取报复行为。
再者现有惩罚雇主的机制，不外乎限制雇主申请工作准证的特权，但是未能为受害者提供法律上的缓解措施。政府仍坚持认为，制定反歧视立法可能会增加商业成本并损害经济竞争力。
在未获得强有力的立法保护下，雇主显然不会严格遵守准则，这意味着规避行为将无法被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