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合力追踪”数据的使用,已然成为本周热门话题。本周一(4日),内政部政务部长陈国明证实,刑事诉讼法赋予警方权力,可获取任何数据,包括合力追踪便携器的数据

然而,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曾在去年6月5日在国会表示,合力追踪数据仅限于防疫追踪用途。他不得不在本月5日再次作出澄清,强调指警方只有在追踪重大罪案时,才能动用“合力追踪”数据。

维文也坦言,在得知刑事诉讼法也适用于“合力追踪”数据,确实曾“睡不着觉”,“我在想:是否要说服我的内阁同僚修法?但经过深思熟虑、讨论和质询了朝野内外人士的意见,我想目前这样我们做得很好,能确保新加坡的安全,也能应对当前危机。”

事实上,即便个人敏感数据如电话或银行账号记录,都可在刑事诉讼法下用来协助调查。然而,据本地英语媒体《今日报》报导,一些民众似乎不满部长言论“前后不一”,包括本地作家吴易盛,直言“感觉被背叛”,如今删掉“合力追踪”程序,宁可把便携器留在家中。

他指出,这个议题最关键在于群众的信任,部长改变说法,让他“感觉被背叛”,这足以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这是因为政府早前明明承诺数据仅用于防疫,追踪近接触病例,人们都予以信任。然而,直到本周才在国会揭发,在刑事诉讼法下,警方仍能获取合力追踪数据。

“如果你(部长)早前已意识到,数据不可能有完全隐私,那么为何不早说?”

此前吴易盛也为政府说好话,鼓励友人使用合力追踪,但此事不仅造成他对政府的信任遭侵蚀,也影响友人对他的信任。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Walid Jumblatt Abdullah坦言,此事可能影响合力追踪的使用率;社会企业家Tham Jun Han则关掉了手机蓝牙功能,不再全面使用合力追踪数据。

此前,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则指出,尽管他强调不会怀疑部长维文的说法,但“他有“好多个星期”的不眠之夜,去思索或询问他的内阁同僚,以改善法令”,维文理应更早额直接地公开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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