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上一些雇主的歧视案例，可能涉及偏好外籍人士、族群或宗教，在性别层面，则“回避”怀孕、身障或有特殊看护需求的雇员。根据人力部最新雇用标准报告，仅2020年上半年，有约70名雇主涉及职场歧视行为，比2019年全年的人数高出了近一半。
对此，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高级执行人员梅尔瓦尼（Mamta Melwani），曾在去年12月呼吁，理应立法遏止职场歧视的现象，确保雇主问责。
遗憾的是，先有全国雇主联合会（SNEF）执行董事长沈锦源，不愿直面问题，推托立法管制恐弊多于利；就连新加坡制造商总会（Singapore Manufacturing Federation，简称SMF）秘书长，也宣称要减少职场歧视，应采用较少”敌对”的调解方式，比立法管制更有效。
梅尔瓦尼表示，许多工作场所歧视案例往往不被上报，是因为法律缺乏对雇员的法律保护，因此雇员最终都选择不向雇主提出申诉。
梅尔瓦尼续指，工作场所平等法不仅应提供在职员工保障，也应该涵盖被解雇员工，保留对雇主追究法律责任的空间。
投诉者忌惮被雇主报复
“他们担心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TAFEP）不会为他们的投诉保密，最终在投诉曝光后遭到雇主的报复。“
对此，全国雇联执行董事沈锦源回应，若采取法律方式解决工作场所问题，只会导致僵化和加剧工作场所的不良关系。这反而不利于雇主和雇员。
“立法也不太可能改变那些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或者担心被识破而选择不举报的雇员心态。相反，一名负责人的雇主会认真且巧妙地处理这类案件，确保和谐的工作环境。”
新加坡制造商秘书长Lawrence Pek则在一份声明写道，“恕我直言，我们谦恭地要求梅尔瓦尼视（工作场所歧视）有所下降，且如今已有相关工作框架，协助全国雇联（SNEF）和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一同推进和支持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的工作。”
Lawrence 也强调，根据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的报告显示，有关工作场所歧视的投诉量自2015年起，五年内有下降的趋势。
“尽管梅尔瓦尼和沈锦源均提供有关工作场所歧视的统计数据，但这五年的统计数据，相对于年度统计数据或许更具连贯和说服力，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一年。”
Lawrence表示新加坡制造商总会表示，不反对立法处理，但却并非是根除机会主义行为的最有效“杀手锏”（silver bullets），且也不适用于所有工作场所。
不赞同立法“强迫规范”
“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不是“无牙老虎”，因为它们一直与人力部密切合作，对行为过分雇主起到震慑的作用，但SMF认为比起被迫立法规范的做法，持续恳切且具有意义的方法，还是会劝所有利益相关者接受以正面的态度接受任何雇佣关系。
Lawrence也引述人力部长杨莉明于去年9月在国会的回应，指对劳工立法保护并非是明智的选择，所以会启动退休和再就业法，确保老年员工受到保护。
“因此，新加坡制造商总会相信，在调解渠道上，尤其是有关任何劳资纠纷，肯定是一种不那么敌对和对抗性的形式更合适。”
他表示，这也是各方能够一起走向解决分歧的地方，以冷静的头脑和内心，与僵化的立法框架相比，最终的投诉可能会造成投诉人和被指控者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