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群勤冀增强社会安全网 让本地青年更勇于面对挫折与挑战

非选区议员潘群勤认为,政治领域不只涉及政客,也包括了想要更好掌控自己的生活、更大力塑造自己的环境以及更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人们。“这种掌控和自由是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

她也表示,要进步就不要怕失败,要敢于冒险,这是我国国人所不足的;而要打造更幸福的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提高人民意识,并将繁荣建立在公平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理念上。

她是在受邀参与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的研讨会,谈到有关国家幸福、繁荣和进步的看法时,如是指出。

潘群勤首先感谢有关单位的邀请,并提到有两个要素将能够主宰国人的幸福指数,即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少的恐惧。

国人对失败的恐惧冠全球

她引述《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所列出有助于提升国人幸福和福祉指数的条件,包括营造安全的环境、社会和机构的高信任度,而这些也是减少人们心中恐惧的条件。“安全的环境,即表示减少对受伤或面对损失的担忧;较高的社会及机构信任度则表示在遇难时,被遗弃的担忧较少。”

潘勤群指出,我国国人对于失败有一种恐惧,无论是在学业或工作上。父母在孩子考试不及格时,会担心。“我作为一家教育公司的营业者,常常面对到拥有这种恐惧的学生和家长。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PISA)甚至有研究指出,我国学生害怕失败的程度,竟是全球最高的数个国家之一。而这份恐惧也将导致他们害怕陌生的事务。”

她也披露,在聘请员工时,会发现国人和外国人在接受事务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国人会表现的非常犹豫,而外国人则倾向于尝试新事物。她指出,若无法克服对失败的恐惧,将会阻碍社会的蓬勃发展,因为人们需要更大的意愿和能力去尝试陌生的领域。

建立更强的社会安全网

她也分享了好友侄儿学习走路的事迹。她的好友曾表示自己兄长被派往英国工作,于是全家搬迁,而他的儿子当时在学习走路,在本地进步缓慢,但是到英国后却很快就能够行走了,因为环境造就了儿童的进步;英国的室内设计更为具体。我国的地板表面较硬,孩童走路跌倒时会觉得很痛,但是英国因为天气关系,家中拥有地毯,孩童在上面行走跌倒时就不会觉得很痛,很快就会起身在尝试。“这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减少失败所带来的痛苦时,就会变得更愿意去尝试,让我们最终能够更快进步。”

因此,她认为若要让国内年轻一代变得更加不怕失败,就必须通过加强社会安全网,灌输有关看待失败的全新观念,而这必须从学校开始,如废除掉让学生感到一次失败就会带来巨大影响的“高风险”考试。她认为,我国年轻一代应该有多个取得成功的机会和途径,而失败应该被视为成功之母。

她也建议应该建立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以便缓解人们应踏入新领域或升迁失败的挫折。

潘勤群指出,她对社会安全网的建议源自于个人经验。她披露,在20多岁时曾因没有带到钱包、电话和宿舍钥匙出门,而被困在地铁站内,没钱上班也没有手机能够求救,没有钥匙能够入屋。那是她首次像陌生人要钱,而一名年轻人给了她2元,才让她成功抵达公司,向其他人求助。

在喜欢的事物上勇于尝试

“这经历让我意识到,人们有时会出现需要向陌生人求助的情况,他们只是需要一点点的帮助,事情就能够完成了。之后,我对前来寻求帮助、提供和接受援助的态度有了巨大的改变。以往,我对前来请求经济援助者抱持着怀疑和谨慎的心态,现在我变得更加相信人了。相对地,我认为我们社会安全网也需要更具公信力,和更大方。”

而在克服恐惧和愿意尝试上,她也有所分享。她指出,大学毕业后曾到公务员行政管理部门任职一段时间,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包括有设立线上工作门户以及线上商店服务。虽然事业失败,她却从中受益不少。

“我曾问儿子有关幸福、繁荣和进步的定义,他表示繁荣意味着找到工作、幸福则是你找到了自己希望的工作。而当我最终根据自己的喜好开创教育事业时,他只有14岁,我只有28岁。这份工作让我在不知不觉中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有了先前的经验,我成功让公司顺利运营,熬过了沙斯(SARS)疫情,甚至稳定到我有时间参政。”

政治领域非政客专属

她指出,政治领域不只涉及政客,也包括了想要更好掌控自己的生活、更大力塑造自己的环境以及更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人们。“这种掌控和自由是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

“政治几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包括你有可能获得的工作机会和将面临的竞争、组屋价格和面积、工资水平和健康水平。”

“若你将政治交给他人,就意味着你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而他人正在指定你需要遵循的规则。”

潘群勤指出,政治参与可以有各种程度,包括成为知情的选民、或表达意见的积极公民、支持公民组织的激进分子、政党的志愿者或成员、甚至可以参与竞选,而不同程度的参与也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别做缺乏人性的竞争社会

她表示,幸福、繁荣和进步是国家信约的重要内容,而和拉惹勒南(S Rajaratnam)之前所草拟的国家信约相比,草案所追求的“互相帮助的幸福和进步”中,根本没有提到“繁荣”。

她指出,现今,“幸福、繁荣和进步”这三个目标已打入国人的生活中,每个人没有“互相帮助”,而是出门后就去进行激烈且无止境的竞争,每个人都“为了自己”而变得更具竞争力,却少了对经济较差的兄弟姐妹持有同情心。

“然而,没有温度和同情心的竞争将会削弱我们的社会,是我们在财务上更为富有,却更缺乏人性的可怜人。”

她在演说尾端也给年轻一代留下一些问题,包括若采用草拟版国家信约,现在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若我们从小学到国民服役期间,每次背诵的版本为草拟版信约,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繁荣不是一个平等目标或幸福的衡量标准吗?进步若不是来自竞争而是互相帮助的成果,我们的社会会是怎样的?

“最后,我们是否应该以超越传统的经济观念,重新定义繁荣的概念?”

她呼吁民众能够透过资产的获取和积累,探讨文化的繁荣、社会繁荣和公民繁荣的概念,以便打造更为公平且富有同情心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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