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3日,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创校人陈六使,被指控“与共产党份子合作”,被剥夺公民权。直到1972年老人家离逝,都未能获平反。

今年第48期(2020/11/30-12/6)的《亚洲周刊》刊载封面专题–《南洋大学等待平反   创办人陈六使公民权何时恢复?》,重访当年轰轰烈烈的教育抗争路,亦无疑向当今新加坡执政领袖抛出问题,如何重新看待南大课题。

2019年10月,南洋理工大学把校园内原名南洋谷的道路,易名“陈六使径”,肯定陈六使对教育的贡献。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还主持揭牌仪式。“陈六使径”的设立也引发联想,许多校友和东南亚华人,都希望南大和陈六使获得平反。

“然而官方对此举完全不谈陈六使名誉是否恢复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议论的是,以陈六使对南大与华社的贡献之巨与气魄之大,路名却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Walk’,既不匹配也显得小器。”

1953年,陈六使倡议创办以华文为主的大学,并率先捐出五百万新元。登高一呼,立马获得华人社会响应,“新马各界泉涌而来的捐献,涓滴成河海,尤其是新加坡本地,除了商家,无数市井小民、三轮车夫、舞女、小贩、洗衣妇,都为了一所完全属于民间的华文大学,默默献出自己的劳力和血汗,换成微不足道的捐款。”

《亚洲周刊》的文章提及,后来陈六使与英殖民者及已故李光耀的矛盾被政治化、甚至被视为眼中钉,结果被扣上“曾经积极与反国家共党分子合作”、对“南大在治安上成为马来亚之严重问题应负其责”为由,剥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

南洋大学在一1956年正式开课,到1980年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为止,共培养毕业生约1万2千人,校友包括新加坡执政党政治人物蔡崇语、何家良、庄日坤、柯新治、陈原生、流亡政治人物谢太宝、何元泰、邓亮洪、反对派政治人物刘程强、艺术家陈瑞献、著名作家尤今、资深媒体人林任君、杜南发、潘正镭、澳洲历史学者杨进发、大马前内阁部长刘贤镇、企业家与社团领袖林源德、颜清文、历史学者李业霖、资深媒体人谢诗坚、评论人李万千、香港学者郑赤琰、财经专家曾渊沧、印尼出生的学者廖建裕等,都是南大校友。南大毕业生不像以英文为主流的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容易进入公务员体系或与官方相关的大企业,很多人在私人企业界闯荡或出洋深造,不少人成就斐然。

当年办校盛况今竟不复记忆

1958年3月30日南大落成典礼更是空前盛况,“前往校园的一条裕廊路塞车长达16公里,出席主宾总督顾德爵士,都为此迟到两个多小时”。

然而文章也感叹,短短两代人对当年那个缔造离逝的盛况,竟然不复记忆,甚至不愿提起。

其中一个原因,是李光耀在世前后的执政者,都不愿去面对它,在野党领袖也不敢、不便或不屑去提起它。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试图隐晦自己在南大关闭事件中的角色,将倡导关闭南大的责任,归属于南大毕业的几名内阁成员。

据《联合早报》报导,去年10月时任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出席南大校友之夜,曾表示“肯定南大精神”,但对于与陈六使的分歧,政府“至今仍维持当年的观点”,他也形容当年为亲共和非共阵营,为新加坡生存的博弈,最终由非共一方取得人民委托。

要知道,徐芳达曾担任李光耀私人秘书。但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 — 新加坡双语之路》,开篇就提“南大注定要失败”论。不知现今的徐芳达还坚持这观点?再者何以陈六使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却招致对付?以及当年众多学生被逮捕和打压?

不提南大或与政治气压有关

这篇专题也采访一些南大校友,忆述和回首往昔南大情怀;当年出国深造不易,南大就成了新马华社培育人才的根基地。然而文章探讨南大毕业生不愿提起南大的原因,可能和长期以来的政治气压有关,以及逐渐接受一种比较接近官方立场的论述,即独立后的国家必须制定国民教育政策。

不过也有者认为,“政治敏感应该随着李光耀等当事人的逝去而终结,南大事件应该放在新加坡国家历史之中去评析其是非,梳理其真相,而不能让少数人的恩怨情感,湮灭一段宝贵的历史大事,才更能健全国家的历史,凝聚国族的共识。”

完整文章欢迎阅读:《南洋大學等待平反創辦人陳六使公民權何時恢復?》 (林友順、王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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