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长颜金勇表示，解封第三阶段或许会持续一年，或更久。 颜金勇今日（4日）答复议员质询时表示，政府在考量放宽人数限制时，会将各类的风险如活动性质、举办的次数，以及是否能有效落实安全措施等因素考虑在内。 颜金勇也举例裕廊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的私人晚宴，以及美苑通道公寓家庭聚会，指出冠状病毒19 更易在社交场合上传播，而人们在聚餐期间会松懈下来，例如摘下口罩，以及会每天与不同的人外出用餐，加大了风险。 而颜金勇也表示，解封第三阶段旨在让我国疫苗面世前，让社会进行稳定的经济和社交活动。早前政府也宣布进入解封第三阶段，聚会和用餐人数也将从五人放宽至八人。 然而，当局也会在必要时采取更多措施降低传播风险，让更多活动逐步恢复。不过，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政府将采取针对性的防疫措施。
有鉴于印尼籍前女佣巴蒂·莉雅妮（Parti Liyani）面对的处境，让政府开始关注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群体，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ublic Defender’s Office），为他们提供公费律师。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今日（11月4日）在国会上发表部长声明时，宣布这项消息。 他指出，政府将会咨询新加坡法律协会和刑事律师，谨慎考虑公社辩护人办公室的执行方案，因为设立该办公室也有可能会加重纳税人的税务，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管理问题。 针对无法负担律师费的民众，目前只能透过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riminal Legal Aid Scheme），寻求低收费（low bono）或无偿（pro bono）的律师服务，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进行律师资助。 然而，尚穆根表示，他并不是很赞成该计划的现有模式。
兀兰一带组屋内日前走廊内发生突发性淹水，马西岭—油池市镇理事会也表示，这是因为衔接消防管的接头垫圈脱落所导致。 上周日（1日），在兀兰13街第185A座组屋七楼发生突发性水灾，大量的水从消防栓不停流入组屋走廊内，水位甚至达到脚踝高度。 与此同时，水还流入电梯和住屋内。 马西岭—油池市镇理事会向《8视界新闻》透露，证实确有此事，而且在下午4点03分接获通知，已立即通知消防技工和必要维护服务单位（EMSU）到该单位处理，同时还有派遣清洁工到现场清理积水。 发言人表示，消防技工在抵达现场后，暂时将消防管的阀门关闭，让水停止流出，而且受损的接头垫圈已经在本周一（2日）更换。 发言人补充，市镇会人员也在星期一早上拜访受影响的居民，协助他们记录下受到损坏的个人物品，如地毯和食品。 https://www.facebook.com/779082855472239/videos/1235578610157750
被指盗窃的印尼籍前女佣巴蒂·莉雅妮（Parti Liyani）成功平反，然而起雇主之子，廖文良之子廖启龙（Karl Liew）则被指责，有部分证词不一致，必须接受总检察署调查，以便确定他是否涉及作伪证等刑事罪行。 今日（11月4日）在国会上发表部长声明时，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出，廖启龙在作证时，针对一些事情无法给出一致答案，包括无法清除分辨一些衣物，如黑裙子、奶油色翻领T恤和红色衬衫。而他的证词，即对高庭声称自己穿女装T恤一事存有疑点。 高庭指廖启龙在多个证词中出现疑点，影响了其可信度和声称对物品的所有权，导致其证词不被采纳，甚至还编造假证词。 有关的疑点包括： 在廖启龙证词中，他指“赃物”中的Gucci和Braun Buffel名牌钱包、以及一个Helix手表，都是家人送给她的礼物，但是其家人中，没人能够回想起曾送他这些东西，而廖文良也表示不曾拥有相关手表； 廖启龙承认，之前声称于2002年之前购买的一把粉红色小刀，有可能是在该年份之后才制作； 廖启龙曾指一条床单是购置英国Habitat商店的证词，也被高庭发现和一条印有宜家（IKEA）标志的被套花纹一致。此外，廖启龙妻子在作证时指出，从未在自己的房间或床上见过有关床单； 廖启龙指一个原价为2万5000元的Gerald Genta手表，被辩方专家评估后指出，手表估计值500元，且“手表计时盘上的按钮已经丢失，无法明确显示日期，需要更换表带”。 案件审理期间，廖启龙是在国家法院供词，部分证词被采纳，然而高庭确认为廖启龙“不可靠”，其证词对案件几乎没有帮助。 总检察署于数日内采取行动 尚穆根表示，在法律程序中，若有人作伪证或任何严重违例行为干扰判决公正，总检察署将会认真考虑是否要采取进一步调查或诉讼。 基于案件审判结果会影响巴蒂的自由，尚穆根认为有很多律师都可以理解廖启龙证词不被采纳的原因，而同样地，高庭觉得廖启龙不诚实，所以不采纳其证词。“总检察署将会根据法律程序的判断，决定是否对廖启龙提出刑事诉讼。” 他指出，总检察署已获得廖启龙针对两件事情的陈述，即物品拥有权，以及对有关物品证词不一致的解释，结束了调查，将会在数日内决定所要采取的行动。
内政暨律政部长尚穆根坦言，警方在处理前女佣巴蒂案中存在疏失。廖文良一家报案后，理应第一时间就前往查看物证，但办案警员却没有这么做。 巴蒂是在2016年10月28日被解雇，雇主廖文良儿子廖启龙，给他箱子限他两小时内收拾东西，当天即送返印尼。不料廖文良父子却在两日后报警，指巴蒂盗窃。 然而吊诡当时，迟至2016年12月3日，也就是廖文良报警五周后，才前往廖家取证。据了解是因为负责警员“工作忙碌和私人原因”。这段期间，廖家仍能继续使用这些物证。尚穆根称，这已违反法律要求的办案程序，也没能确保证据的完整、进行适当的记录。 尚穆根指涉事警员已被内部调查，并采取必要行动，惟未透露是否对其作出惩处。 对于高庭指责，警方在庭上向巴蒂展示的物证照片是黑白照、警方录取口供也出现文法错误，尚穆根指警方已接受高庭的建议。
On 4 September, the High Court dismissed the convictions of Parti Liyani, an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 for four theft charges ...
9月4日，印尼籍前女佣巴蒂上诉得直，原被指控偷窃雇主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的5万元财物，不仅改判无罪，廖文良父子反成众矢之的，在判决结果出炉不到一周，廖文良便卸下集团与其他公共服务和商界相关职务。 然而，正义的到来往往是来之不易的，到底巴蒂如何被指控，并经怎样的调查和司法程序。四年来的心酸也一一为你揭开。 事情要从2016年说起，当时仍任职凯德集团（CapitaLand）创始总裁的廖文良控诉，家中遭印尼籍女佣巴蒂盗窃，偷走了约5万元的财物包括，名牌包、手表等。 廖家人指多年来陆续发现家中物品不见，怀疑女佣将其偷走。在10月28日，当新女佣到廖家工作后，他们决定当天辞退巴蒂。 当时廖文良身在国外，廖文良太太和儿子廖启龙在场。廖启龙指责家里一些东西不见，家里只有廖氏夫妇，以及女佣巴蒂。 巴蒂要求箱子，廖家人限她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她在廖家其他员工的帮助下打包物件，廖家也同意会帮忙寄箱子到巴蒂家乡，后者也在中介陪同下离开廖家，当晚离开狮城返印尼。 廖启龙后来告诉妻子林美恩（Heather Lim）辞退巴蒂一事，但林美恩则提醒，在不知箱子里东西前，别寄出去。 较后，廖文良夫妇打开箱子检查，声称发现他们多年来遗失的物品，其中包括家人许多珍贵的，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廖文良称为了不让其他雇主也遭受一样的经历，于是他们将其拍照录像并报警处理。 巴蒂被辞退后先回国，为了能够找到新工作，巴蒂只能返新寻找中介，希望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却在2016年12月2日，抵达樟宜机场时被捕，并被控四项偷窃罪和一项触犯杂项（公共秩序和滋扰）法令的罪状。 对此，巴蒂坚决否认指控，也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司法程序。 为何要“诬陷”巴蒂？ 根据廖文良的供词，巴蒂疑似长期有偷窃的习惯，并因陆续出现家中物品不见的情况，家中也只有廖文良、妻子以及女佣，如果东西不是他和妻子偷的，女佣嫌疑最大，因此将其辞退。然而，巴蒂却否认一切指控，并强调是廖文良父子诬陷，指廖文良父子此举是为了阻止她向人力部投诉。 那为何巴蒂需要向人力部投诉？原来巴蒂早在2007年开始在廖文良家中工作，期间不仅需照顾一家人起居饮食，还需负责廖文良儿子廖启龙（ Karl Liew）与儿媳林美恩（Heather Lim）的家中和办公室打扫。 在巴蒂得知自己被辞退后，巴蒂扬言要向人力部告发，据法官陈成安表示，不排除廖文良在得知巴蒂要报警后“先发制人”，制止巴蒂通报人力部。巴蒂是在2017年8月，向人力部通报。 事实上，巴蒂被辞退送回印尼后，廖家父子才向警方报案，而且警方也未立即前往正式搜索调查，却在报案后隔天出逮捕令。 巴蒂在被控期间获得非政府组织“情义之家”（Humanitarian ...
Gerald Giam (Giam) from the Workers' Party (WP) has raised questions in Parliament in relation to the Medishield Life premiums. ...
Minister for Law and Home Affairs , K Shanmugam (Shanmugam) has said via a video post on his Facebook page that ...
内政暨律政部长尚穆根，今日（4日）在国会针对前女佣巴蒂案发表国会声明。他提及廖文良儿子廖启龙（Karl Liew），部分证词前后不一致。 廖启龙也将接受总检察署调查，确定他是否犯下任何刑事罪行，包括作伪证。 尚穆根则指出，廖启龙的行为和证词，很大程度上不尽入人意，致使审讯时他所说的话令人感到怀疑，“看起来并非一名可靠证人。” 此前，法官也点名廖启龙为“不诚实的控方证人”。 在一些部分廖家一名成员证词，与其他成员的说法互相矛盾，或是有差别。他提醒，若民众向警方报案、辨认私有财物时，都应以严肃态度对待。 “廖家在辨认一些属于他们的财物、给财物估值时，似乎抱着漫不经心（cavalier）的态度。” 廖启龙供证时，也没能够识别所拥有过的女性衣物。（他称失窃女性衣物属于他的，甚至自称有穿女性衣物的习惯）。在复问时，廖启龙忘记是否穿过一些衣物，如黑裙、红衬衫和一件太小而穿不下的女装T-恤。 廖氏夫妇称不曾看过儿子穿女装 但是，廖文良夫妇表示，不曾看过、也不知道儿子会穿女装。 再者，廖启龙虽宣称，涉案中有两个钱包和手表，是家人送给他的，但也没得到其他廖家成员证实，甚至都不记得有送这些礼物给他。 廖启龙还指被“偷”的Gerald Genta名表，价值2.5万元，结果一经辩方专家坚定，发现手表一些部件早已不见或损坏，只值500元。钟表师也鉴定指另一只Helix手表根本不值钱；Vancheron Constantin手表和Swatch手表，都是假货。 但部长声明也指前女佣巴蒂，在2016年3月录口供时，曾被问及10至15件男性衣物的来源。他当时回答这些衣物属于女雇主，她以为是廖启龙因尺寸太小而舍弃，但未询问廖是否能拿走。 据尚穆根指出，巴蒂此后改口，称得到廖家人允许才拿走，廖家则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