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3 November 2020

男子被发现倒毙小印度一家餐厅内

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小印度的一家餐厅内,警方已非自然死亡案件进行调查。 警方表示在今早10点半左右接获通报,随后抵达现场,发现一名49岁男子倒卧在单位内,救护人员当场宣布死亡。 经警方初步调查,案件不涉及他杀。 据《今日报》报道,该案件发生在跑马埔路第76号(Race Course Road)的印度餐馆内。

【国会】孙雪玲:有下降趋势 高等学府过去五年处理172性失德案件

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指出,从2015年至2019年,新加坡高等教育学府(IHL)在这期间,共处理了172起涉及学生和教职员的性失德纪律案件。 她表示,这意味着每1000名教职员和学生中,性失德案件发生率为0.12%。 她还强调指出,尤其是在自治大学(AU)中的性失德案件已经有下降的趋势。至2015年至2017年,自治大学共处理了56起性失德案件,平均1000人中有0.21人涉案。而在2018年,案件数量减少至17起,比率降至0.16;2019年比率降至0.13,处理了14起案件。 “教育部并没有纵容性失德和犯罪事件……高等教育学府是关键的公共机构,有望维持较高的学术和专业水平。” 孙雪玲最后补充道,若违反行为准则,相关学生和教职员可能会受到停学或解雇处分,如之前国立大学非驻校教职员Jeremy Fernando案件。 此外,高等教育学府还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如国大的关爱受害者联盟(VCU)及其他大学的类似单位。这些单位均由专业顾问提供服务,旨在为受害者提供护理和援助。 孙雪玲在回应义顺集选区议员陈澮敏有关委派专家处理发生在高等学府的性失德案件时指出,学生和受影响人士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寻求援助。 两种案件调查方式 工人党议员何廷儒询问,是否有计划在调查此类案件时,不涉及案发的大学,以增加学生的信心。 对此,孙雪玲表示,此类案件有两种调查途径。 一种是交由相关机构的纪律委员会自行展开调查。该纪律委会由学生等单位组成,以便各层面可以发表看法,同时由校园保卫部门在高等学府高级管理层的监督下展开调查。 第二种做法就是采用刑事司法系统,即需要报警,由警方独立展开调查。 性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何廷儒和陈澮敏也询问了性教育在解决性失德事件上,所起到的作用。 对此,孙雪玲表示性教育是“针对性”的,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已经意识到如何保护自己。而在中学,曾接受过教育部专业培训的教师也会在教学时提供一些例子,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性教育是双向的教育,否则……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学生是否吸收了所教育的知识。 因此,我认为性教育老师非常了解这个主题的敏感性。当他们在教室内传授知识时,他们会非常敏感并且提供假设场景,让学生能够最清楚如何应用有关知识来保护自己。”

【国会】王乙康回应地铁故障事件 职员压力下“无心之过”

交通部长王乙康就地铁故障事故指出,有关事故已经影响了团队的士气,但是他不希望团队的精神会受到动摇,毕竟没有任何人希望事故的发生。 他今天(11月3日)在回应多名国会议员的口头询问时指出,事故发生后,团队士气受到影响,但是他希望团队精神不会因此动摇。 他强调,在发生事故时,不应该互相指责,而是要有团队精神,集体承担责任,之后再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继续秉持着集体使命为乘客服务。” 王乙康表示,有关事故是地铁工作人员在面对时间和情况紧迫的压力下,所犯下的无心之过(honest mistake),也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他相信设施人员已经吸取教训,并且会分享经验给其他的同事,确保不会旧事重演。 有关的地铁故障事故发生于10月14日,电力故障导致南北与东西线和环线部分的地铁服务相继中断三个半小时,有超过6700人受困在地铁车厢内,受影响乘客约12万3000人。 王乙康针对此事,也于事发隔日(10月15日)在脸书发文,指事故对于许多通勤者来说是“艰难且令人感到压力的”,他对于故障造成的不便和影响致歉。 新加坡地铁(SMRT)总裁梁建鸿在事发后曾透露,电力故障主要是因为一名员工误读了系统显示灯,以为已经隔离开了有故障的电缆,所以尝试从波那维斯达变电站抽取电力,以让南北与东西线恢复运作。岂知,这反而导致同样自波那维斯达变电站获得电供的环线出现电力故障。该员工和当时任职的主管已找到暂时停职处分,且必须重新接受培训,在获得认证资格后才能复职。

【国会】约5.2万国人月入少于1300元! 50岁以上人士逾三成

本地约5万2000名国人,月收入涵括就业入息补助和公积金后,仍少于1千300元,其中以清洁工、餐饮员工、推销员以及自雇人士。 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许宝琨医生曾在上月国会时,提到本地约3万2000名全职员工包含就业入息补助和公积金后,少于1千300元。而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则在今日(3日)对此发问,若不包括雇主及员工的公积金缴交额和其他补助,我国现如今有多少实得收入少于1千300元。 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则提出上述数据。他指出,其中有约3万人是全职员工,大部分为清洁工、餐饮员工以及推销员,其余2万2000人则是自雇人士。 他续指,其中有逾三分之一的人年龄介于50岁以上,五分之四的最高学历仅到中学程度。这也反映出低薪一族偏向年龄层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 有者并非家庭经济支柱 但扎吉哈也表示,在3万人中,其中有一半是来自月收入逾1千300元的家庭,意味着他们可能并非主要的家庭经济支柱。 而且扎吉哈认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对收入的定义,应包含社会保障、养老金,因此应该将公积金和工作福利也纳入,例如买房或接受医疗服务。 因此,扎吉哈认为,75%的就业入息补助的受惠者,即低收入工友也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公积金对于拥有自己的房子有着直接的关联。 他也补充说道,大多数国外的最低工资制,包括美国和英国,都需要纳入税收和社会保障。因此如果仅照看林志蔚的提问参数来看待工资,既不精准也没有意义。 林志蔚:月入关乎国人是否能生存 另一方面,扎吉哈也针对工人党提出的1千300元最低工资制,要求林志蔚澄清是否已包含公积金等补助的总月入(gross wage),还是实得月入(take-home wage)。 林志蔚则回应,抛出问题的重点,乃是实得月入是否能保障这些国人的生存。

【冠状病毒19】11月03日新增九例确诊 七例入境病例

根据卫生部文告,截至本月3日中午12时,本地新增九例冠病19确诊, 其中包括七例入境病例,两例本土感染病例,均为客工宿舍病例。 七例入境病例在抵境后遵守居家通知或被隔离。 本地累计确诊增至5万8029例。当局仍在收集病例详情并将在今晚公布更多细节。

【国会】严燕松质问何以数据保护管制 公共和私人领域分两套法律框架

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严燕松,质询何以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数据管制,需要区别对待?他指出,公私部门数据管制若有通用标准,是有所价值的。如果出于国家安全理由,可以酌情处理,而也可将其豁免的部分列入《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根据现状,我国公共部门目前是以另一种保护个人资料的准则须遵守。据了解,这是因为许多数据涉及不同的隐私标准。 然而,严燕松认为,各种法案均有不同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均在《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实施前进行,以致于公共数据在不同法令下进行监管,缺乏明确的规则。 他是在昨日参与《个人资料保护(修正)法案》辩论时提出质询。此外,由于缺乏一套明确的标准,公众无法得知他们的权利为何,比起一些法令,他们更了解《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严燕松认为,如果将公部门数据排除在外,或许会引起公民的担忧,因为无法了解政府会如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 “例如,现如今许多人都非常担心SafeEntry和TraceTogether会如何处理这些资料,也有人担心在几乎没有独立监管下,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门如何收集和分享公民的个人信息。” 另一方面,严燕松也表示担忧,一旦数据遭泄露,公民几乎无法对机构寻求民事补偿或追索权。反观,《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却有权对违规机构进行追索。 “这将会被视为政府问责门槛较低的做法”,严燕松在自己的演说里表明。 严燕松也提出其他建议,包括敦促确保公民的个人数据能够受到保护,同时也不会对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自2012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推出以来,尽管我国在数据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然而,仍然有许多资料外泄,让人民不时收到相关的诈骗或骚扰电话。 其次,将《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与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保持一致的原则,避免相互冲突,因为《一般资料保护规范》不仅适用于欧洲公司,也适用于向欧盟提供服务的本地公司,且拥有更严谨的条件,避免造成企业的冲突。 普杰立:政府经手更多敏感数据,需有额外的管控措施 对此,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则反驳,表示公共部门门毕竟与私人领域不同,仅需奉行相同的高标准,无需强求二者遵循同个法律框架。 普杰立解释,政府经手更多敏感的数据,需要有额外的管控措施,但政府也了解需要将数据共享,以致于在政策制定、执行与传达时,公民能够“敲对门”(no wrong door)。 而针对严燕松提出将公私数据置于同一个法律框架,普杰立则反驳,公务员不会因为有两个法律框架就感到混肴,因此采取新的做法如改善数据泄漏事件、系统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公民对程序信任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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