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严燕松质问何以数据保护管制 公共和私人领域分两套法律框架

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严燕松,质询何以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数据管制,需要区别对待?他指出,公私部门数据管制若有通用标准,是有所价值的。如果出于国家安全理由,可以酌情处理,而也可将其豁免的部分列入《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根据现状,我国公共部门目前是以另一种保护个人资料的准则须遵守。据了解,这是因为许多数据涉及不同的隐私标准。

然而,严燕松认为,各种法案均有不同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均在《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实施前进行,以致于公共数据在不同法令下进行监管,缺乏明确的规则。

他是在昨日参与《个人资料保护(修正)法案》辩论时提出质询。此外,由于缺乏一套明确的标准,公众无法得知他们的权利为何,比起一些法令,他们更了解《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严燕松认为,如果将公部门数据排除在外,或许会引起公民的担忧,因为无法了解政府会如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

“例如,现如今许多人都非常担心SafeEntry和TraceTogether会如何处理这些资料,也有人担心在几乎没有独立监管下,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门如何收集和分享公民的个人信息。”

另一方面,严燕松也表示担忧,一旦数据遭泄露,公民几乎无法对机构寻求民事补偿或追索权。反观,《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却有权对违规机构进行追索。

“这将会被视为政府问责门槛较低的做法”,严燕松在自己的演说里表明。

严燕松也提出其他建议,包括敦促确保公民的个人数据能够受到保护,同时也不会对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自2012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推出以来,尽管我国在数据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然而,仍然有许多资料外泄,让人民不时收到相关的诈骗或骚扰电话。

其次,将《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与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保持一致的原则,避免相互冲突,因为《一般资料保护规范》不仅适用于欧洲公司,也适用于向欧盟提供服务的本地公司,且拥有更严谨的条件,避免造成企业的冲突。

普杰立:政府经手更多敏感数据,需有额外的管控措施

对此,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则反驳,表示公共部门门毕竟与私人领域不同,仅需奉行相同的高标准,无需强求二者遵循同个法律框架。

普杰立解释,政府经手更多敏感的数据,需要有额外的管控措施,但政府也了解需要将数据共享,以致于在政策制定、执行与传达时,公民能够“敲对门”(no wrong door)。

而针对严燕松提出将公私数据置于同一个法律框架,普杰立则反驳,公务员不会因为有两个法律框架就感到混肴,因此采取新的做法如改善数据泄漏事件、系统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公民对程序信任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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