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主席兼传染病学亚太学会会长淡马亚认为，要解决贫穷问题，不尽然需要更多创新的方法，以往的一些价值观或许能够提供新的思考。
本月14日，淡马亚接受信义会关怀社区服务（Lutheran Community Care Services）REALink!线上对话的访谈，谈及贫穷课题时，表示贫穷问题与社会流动性和结构有关。
“我确实认为，新加坡在解决贫穷问题方面可以做得更好，这并不是说要有一些创新或不同的方法，或许要回顾50-60年代的一些价值观，因为它们让当时的人们活得更公平。”
他忆述，以往新加坡的综合诊疗所，人们只需花一块钱看病，住院五块钱。即使收费非常低，但当时的医疗标准却能与英国和美国相比。
医疗、保险的变相商业化
淡马亚也曾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病人因未有充裕的条件获得相应的药物导致中风，无疑增加了医疗费。
淡马亚沮丧地说道，由于他曾在美国当研究生时，见证了美国的医疗情况，并将其与新加坡相比，形容如今新加坡的医疗保健领域与美国芝加哥非常相似。
“我在新加坡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和芝加哥非常相似，在芝加哥许多贫困家庭只能利用急诊室当作初步治疗，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医疗保险，也无法获得医生的治疗。”
“多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保健重组，我们也愈发接近美国的医疗模式，即把医疗保健视为一种行业，而非社会需求或社会服务。“
他也感慨说道，“像医疗领域这些基本的社会服务，却充斥着不平等，也非常困扰我。”
老年人最低月入呈现我国贫困门槛
当询及淡马亚有关我国贫穷因素时，淡马亚则指出平均指数下藏有不平等，且如今并未完整描绘贫穷的问题。
不过，从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而言，确实衡量出不平等。
“不过，基尼系数放在我国也有点不寻常，因为它没有将五分之一的国人统计在内，即外籍劳工，因为在基尼系数看来，新加坡指的是新加坡人和永久公民。”
他也补充道，贫穷自古以来都不是容易理解的问题。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本地学者为此课题作出了贡献，包括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Ng Kok Hoe）、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优远副教授（Teo Yu Yenn）。他举例，之前讨论最多的老年人在新加坡生存所需的最低月收入，且称这是“实际呈现的贫困门槛”。
教育资源的落差真实呈现了贫富差距
那贫穷又有何解决之道？淡马亚反复强调，要解决贫穷，必须先从结构性问题下手，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他也补充道，即使在新加坡如此富裕的国家，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边缘。
“过去，新加坡是一个拥有福利的国家。60至70年代，我所了解的是我们不如今天如此富裕，但数据显示，我们确实相对少了很多不平之事。”
他举例，五十年前的教育资源，相比今日反而更显平均，但如今的教育资源却变得非常分散。
“尽管听起来很浮夸，但如今似乎最难进入的顶级学校，（学生）集中在武吉知马和碧山地区，这些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更高。”
这也意味着，普通家庭负担不起私立学前班，比起有机会上私人学前教育班的同龄人，他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因为这些学生拥有更集中更多的资源优势。
他也强调，创造近10亿元的补习班行业也加剧了贫富差距。换句话说，那些负担不起学费的人往往在教育成绩方面比这些手握资源的人落后。
这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持续的宣扬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询及国人能够对贫穷作出何种贡献，淡马亚强调，国人除了筹款，还可以加入志愿服务和慈善，并宣扬更多，借此解决贫穷的结构性问题。
他也忆述母亲的经验，谈到母亲如何筹集资金为残疾儿童购买救护车，成立一个流动诊所，但当她意识到他需要为救护车支付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简称COE），价值2万元时，便与当时的社区发展部长开了一次会议，向他解释情况。
部长也听取她的意见，最终也让救护车解决了昂贵拥车证的问题。
淡马亚借此案例重申宣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解决结构性问题，而这些最终也会惠及所有人。
最后他也补充道，只有人们共同努力，把事情做好作出改变，才能凑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