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瑞士的日内瓦州选民投票。在日内瓦这座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要让工友活得有尊严，时薪就不能低于23瑞士法郎（约34元），相当于月薪4千086瑞士法郎（或6千071新元）。
日内瓦是继汝拉州（Jura）和纳沙泰尔州（Neuchâtel），成为瑞士第三个实行最低薪金制的城市。
日内瓦选民曾两度否决最低薪金制，但当前受冠病疫情冲击，加深贫富不均鸿沟，如今近58巴仙选民，以及所有当地左翼政党都支持这议案。他们希望能为陷入贫困和不稳定的群体，提供解决之道。
当地时薪甚至高于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时薪，即澳大利亚的每小时19.84澳元（约19.33元）。日内瓦曾被评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与我国并列前十。
鄞义林：仍有国人收入低于1236元
对此，旅台博客兼维权人士鄞义林，周二（29日）在脸书上将瑞士与新加坡做对比。他指出，正当日内瓦公民投票决定实行世界上最高的最低工资时，新加坡的外包清洁工友，在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简称PWM）下却只能赚取区区的1千236元月薪，等同日内瓦最低工资的两成。
“请注意，还有新加坡人的收入低于1千236元。”
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简称PWM）是人力部等提出的相关计划，旨在扶助保安、清洁、园景和电梯维修等领域工作的低收入户。根据人力部表示，他们均通过培训提升技能和产能，工友获得加薪。
对此，鄞义林指出，人民行动党仍坚称渐进式薪金模式比最低工资模式有效。
“新加坡人的工资被抢去付部长的薪水，给他们全世界最高的薪水“，鄞义林指出。
他接着说，“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的政府，和只关心自己的政府是有区别的，即一个是付给公民世界上最高的工资，一个是付给自己全球最高的工资。”
因此，鄞义林也质疑新加坡到底迈向什么“瑞士生活水平”。
吴作栋曾提出“瑞士生活水平”
“什么瑞士生活水平？（Swiss standard of living）？是被骗的生活水平吧（Swindled standard of living）？”
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1984年，成为总理前，为新加坡作出的愿景：到1999年，新加坡达到“瑞士生活水平”。
当时，吴作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解释瑞士生活水平即指人均收入，或一个地区中的人均收入。
“1984年，当我们谈到瑞士的生活水平时，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即人均收入来衡量。1999年，我们预期实现瑞士在1984年的人均收入。”
回想吴作栋二十年的愿景，新加坡似乎离目标愈来愈远，因为一些新加坡人的收入仍然远远低于瑞士人的收入。
林志蔚：最低工资是提供社会弱势保障
实际上，老年人每天都在挣扎，为了生存而工作。根据《路透社》去年的报告显示，许多新加坡老年人在退休后仍积极求职，因为公积金退休储蓄计划无法支撑他们后续的生活。
在选举期间的政治辩论，代表工人党竞选的林志蔚，强调了最低工资的重要性，他认为最低工资能够使新加坡实现更大的社会流动性。
7月14日，他也在脸书上重申此观点，表示最低工资是基于实证经验得出的结果，也为劳工打开良好的开端。近期的研究，也倾向支持最低薪资制，即使薪资涨幅很大，对于低薪工友的就业问题实则带来冲击微小。
“我认为我们可以承担一些费用，来照顾社会上较不富裕 群体，随着消费者比最低薪资工友多，对价格的影响也就减少。”
而针对渐进式薪金模式被认为是最低工资的替换，他则持不认同观点。他认为，渐进式薪金模式是将工资和工作能力有挂钩，这为许多雇主开脱，用以削减开支的理由，并没有任何权利差异的纠正。
“与此同时，这也摒弃了那些无法提高技能，收入低于生活水平的人。事实上，根据我们的估计，有10万人仍然低于最低工资，因此渐进式薪金模式显然不是为了这些人而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