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10 Sept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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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良辞樟宜机场集团主席职务
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宣布将辞去主席一职,同时也卸下盛裕集团主席、淡马锡高级国际业务顾问、基金会成员等职务。 廖文良是在今晚(10日)发表声明,指出:“认识我的人,都知我在这些机构履行职务时抱有热忱。我不希望我目前的情况,影响我所属机构的董事局、管理层和职员,让他们无法专注应付许多更重要事务。” 他也强调,在前女佣案件,都与警方完全配合,对于高庭的判决,也表示“对司法有信心,也尊重高庭决定”。 总检察署早前已表示有意检讨此案,廖文良也表示,他和家人会继续配合协助。 高庭法官陈成安,在上周五的判决质疑廖家父子有“不当意图”,(improper motives),被告有充分理由投诉人力部,而廖家“先下手为强”将他开除。
林志蔚投稿《联合早报》 最低工资需足以反映“生活工资”
续上周针对最低薪金制议题,在国会与执政党议员交锋,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也投稿《联合早报》,续阐述对于最低工资和政府渐进式薪资模式的比较。 尽管林志蔚的国会辩论获得广大报导和讨论,惟他也认为,论述中某些较细致复杂的部分却似乎被埋没。他表示,朝野双方都同意有必要向收入最低的工友给予援助,而通过某种形式的最低工资制,来提高工友工资也是做法之一。 “国务资政尚达曼甚至把渐进式薪金模式称为“加强版最低工资制”,可见这两项提议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差距。” 当然,从设计上说,制定最低工资确实有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进而降低经济效率。在我们看来,为了加强社会公正,作出一定的权衡取舍是值得的。更何况,全球各地数百项研究的证据也显示,只要不把最低工资定得太高,最低工资制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无法察觉。 而政府渐进式薪金制(PWM)和最低薪金制的差异,在于后者主张定下一个简单划一、适用于经济体系中所有工薪阶层的最低收入水平。“相比之下,渐进式薪金模式则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同时为工资增幅制定额外层级,让工友随着掌握更多技能、赚取更高工资。” 渐进式薪金模式自2012年首次公布,并于2015年起正式推行以来,仅涵盖三个行业领域,覆盖收入处于底层第30个百分位数的受薪工友当中仅20巴仙人口。 但是,若让渐进式薪金模式以更快速步伐覆盖所有行业,正如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许宝琨所期许,那至少就最低工资的概念而言,这两种制度之间几乎没什么实际区别。 唯一有待厘清的,就只剩下必须决定工资最低的行业应有的最低工资水平。由于所有其他行业的最低工资都不可能低于这个底限,因此工人党在乎的是,这个工资底限水平必须足以反映“生活工资”,意即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费。 虽然渐进式薪金模式具备让工友提升技能的灵活性和奖励元素,看似有一定的好处和优势,但是林志蔚认为,设计更简单的最低工资制,成效会更显著。最低工资制体现了这项政策的目标:确保努力工作的国人能赚取足够收入来维持生活。 “工人党建议把最低工资定为1300元。我们是根据政府2019年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开支调查报告得出这个数额。当然,我们没必要固执地紧咬着这个数字不放。就如我在国会上回应其他议员提问时也曾说过,我的建议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全国理事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决定最低工资水平,并在必要时定期修订这个数额。” 第二,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会间接鼓励业者抱着侥幸心态钻漏洞,以至于违背了推行这个模式的初衷。打个比方,一些雇主可能刻意篡改行业领域的类别,以便符合资格采用适用于这个特定行业的较低工资底限。随着更多行业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这种滥用情况恐怕只会更严重。 第三,为不同的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工资层级,以及种种条件和标准,只会使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繁琐复杂。这还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并为制度注入诸多低效元素。这些额外的低效元素对经济可能造成的负担,比起从一开始就推行最低工资制,恐怕还要更沉重。…
陆交局近两个月扣押六辆 派对巴士违例服务
本地自进入第二阶段解封后,一些派对巴士开始在驳船码头和克拉码头提供违例服务,陆交局也在两个月内扣押了六辆巴士。 据陆交局今日(10日)脸书贴文指出,派对巴士一般是经过大量改造,是为了迎合派对人士。而派对巴士可能会成为防疫突破口,威胁到乘客的安全,因此当局也正在侦办中。 有些派对巴士上的座椅改装后没了适当的安全防护,陆交局表示,若紧急刹车,乘客很可能往前甩,威胁到安全。 当局也表示,过去两个月里数次展开行动取缔这些不负责任的服务商,扣押了六辆派对巴士。 除了取缔非法改装,当局也发现其他的违例行为,包括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巴士司机职业驾驶、保险和路税的情况下开巴士。 当局希望借此机会提醒公众负责任,继续遵守安全管理措施。公众若发现任何类似的派对巴士,可通过http://www.onemotoring.com.sg/ 向当局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