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周针对最低薪金制议题，在国会与执政党议员交锋，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也投稿《联合早报》，续阐述对于最低工资和政府渐进式薪资模式的比较。
尽管林志蔚的国会辩论获得广大报导和讨论，惟他也认为，论述中某些较细致复杂的部分却似乎被埋没。他表示，朝野双方都同意有必要向收入最低的工友给予援助，而通过某种形式的最低工资制，来提高工友工资也是做法之一。
“国务资政尚达曼甚至把渐进式薪金模式称为“加强版最低工资制”，可见这两项提议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差距。”
当然，从设计上说，制定最低工资确实有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进而降低经济效率。在我们看来，为了加强社会公正，作出一定的权衡取舍是值得的。更何况，全球各地数百项研究的证据也显示，只要不把最低工资定得太高，最低工资制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无法察觉。
而政府渐进式薪金制（PWM）和最低薪金制的差异，在于后者主张定下一个简单划一、适用于经济体系中所有工薪阶层的最低收入水平。“相比之下，渐进式薪金模式则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同时为工资增幅制定额外层级，让工友随着掌握更多技能、赚取更高工资。”
渐进式薪金模式自2012年首次公布，并于2015年起正式推行以来，仅涵盖三个行业领域，覆盖收入处于底层第30个百分位数的受薪工友当中仅20巴仙人口。
但是，若让渐进式薪金模式以更快速步伐覆盖所有行业，正如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许宝琨所期许，那至少就最低工资的概念而言，这两种制度之间几乎没什么实际区别。
唯一有待厘清的，就只剩下必须决定工资最低的行业应有的最低工资水平。由于所有其他行业的最低工资都不可能低于这个底限，因此工人党在乎的是，这个工资底限水平必须足以反映“生活工资”，意即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费。
虽然渐进式薪金模式具备让工友提升技能的灵活性和奖励元素，看似有一定的好处和优势，但是林志蔚认为，设计更简单的最低工资制，成效会更显著。最低工资制体现了这项政策的目标：确保努力工作的国人能赚取足够收入来维持生活。
“工人党建议把最低工资定为1300元。我们是根据政府2019年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开支调查报告得出这个数额。当然，我们没必要固执地紧咬着这个数字不放。就如我在国会上回应其他议员提问时也曾说过，我的建议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全国理事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决定最低工资水平，并在必要时定期修订这个数额。”
第二，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会间接鼓励业者抱着侥幸心态钻漏洞，以至于违背了推行这个模式的初衷。打个比方，一些雇主可能刻意篡改行业领域的类别，以便符合资格采用适用于这个特定行业的较低工资底限。随着更多行业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这种滥用情况恐怕只会更严重。
第三，为不同的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工资层级，以及种种条件和标准，只会使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繁琐复杂。这还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并为制度注入诸多低效元素。这些额外的低效元素对经济可能造成的负担，比起从一开始就推行最低工资制，恐怕还要更沉重。
除此以外，渐进式薪金模式若无法全面推行到各行各业，到头来有可能只在那些较容易发放执照也较易监管的行业落实，而在无意间将组织较松散的行业里受雇的广大工友群众置之不顾。
“工人党清楚意识到，现阶段并非实行最低工资制的最佳时机。尽管如此，新加坡可以对建立一个更稳健的工资模式达成共识、作出承诺，待疫情结束后便可付诸实现。在这方面，副总理王瑞杰已表明，政府愿意对各项政策构想保持开放态度，当中包括最低工资制。我们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政府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这种公开辩论和政策讨论对我们的社会是有益的，也反映了我们的选民和民主制度日趋成熟。
林志蔚指出，工人党相信，不管是最低工资制、渐进式薪金模式，抑或是其他工资模式，最重要的是采用的政策必须按劳计酬，用一天的实质工资奖励一天的实质劳作，以此体恤和照顾我们的同胞。
“这也是我们身为第一世界经济体应尽的最基本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