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7 September 2020

审计署（AGO）今早发表2019/2020财政年度审计长报告。 其中，审计署检阅国家档案馆翻新计划的75项、总值169万元的合同变动（contract variation），发现该计划在数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对于合同变动的管理缺乏监督。 其中，有多达36项合同变动获原则上同意（in-principle approvals (IPAs)），却没有给出预估成本。 审计署报告形容，这意味着图书馆局旗下的这项翻新计划，尽管不知道所涉及费用多少，但当局却予以批准，甚至有份变更涉及的数目高达37万元！ “涉及成本不明确情况下审批、作出财务承诺，有很高风险会导致项目超支。” 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是在去年4月为翻新后的档案馆主持开幕仪式，翻新项目获批准的成本高达2千053万元。 项目超支172万元 审计署认为，上述项目缺乏队开支的监督，确保财务承诺符合已批准的项目成本，最终项目超支达172万元，达8.4巴仙。

外籍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员与技师）争议闹得沸沸扬扬，人力部称已加大力度对各企业进行审查，并将更多公司列入公平考量框架。 坊间有呼声要求，应公开那些违规雇主，遗憾的是人力部长杨莉明认为，将名单公开反而会“适得其反”，可能降低部分公司聘雇本地人的意愿。 他当时解释，目前有约400家企业，因聘请外籍雇员等问题，被列入公平考量框架的监督名单。人力部调查发现，部分雇主确实不熟悉本地招聘管道，或他们需遵守海外总部的指示。 由于观察名单旨在解决不公平招聘的问题，但匿名的用意似乎又与宗旨言行不一。公开不就是能震慑相关雇主遵守规则，避免更多公众的反弹和负面评价吗？看似合情合理，但这么一说，杨莉明的推理似乎又出现前后矛盾。 其次，为何将名单公布于众会损及国人利益，让公司惧怕聘雇本地人？如果公司真的被列入名单内，他们应该会聘雇更多本地人，尽早让自己脱离观察名单。与此同时，这也传达一项讯息，即本地人反而可以开始向这些公司申请，因为公司内必定有空缺可填补。如此一来，杨莉明的逻辑似乎又出现矛盾。 观察名单若在没有公众的监督下，那观察名单又有何意义？而且公众又该如何确保其问责制和透明度。 杨莉明指出，“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有所改进，那什么方法最有效？公开他们还是持续暂停他们的申请工作证？” 可是为何不能双管齐下？显然其二措施是能够同时进行的。难道双管齐下会显得更无效吗？政府的种种措施真的是在确保公平招聘吗？部长似有若无的行为，无意中散发政府不透明的做法。若真如此，为何部长还要持续模糊不清的做法呢？

回溯上月15日，人力部长杨莉明，曾在个人官方脸书发文，宣称客工宿舍已脱离“危机模式”；不过，近期再有三间安全客工宿舍列为新感染群。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文告，再次出现感染群的客工宿舍包括位于本茱鲁径15号的Cassia@Penjuru宿舍、位于大士南15街6号的大士南宿舍CDPL，以及位于克兰芝路12号的克兰芝第一客工宿舍（Kranji Lodge 1）。 其中有13例早前确诊的病例与Cassia@Penjuru有关，而七例则证实与大士南宿舍CDPL有关，五例则与同克兰芝第一客工宿舍。 上月15日，杨莉明称客工宿舍从“危机模式”，转移到三个关键阶段：安全重开（Safe Re-opening）、安全转移（ Safe Transition ）和安全国家（ Safe Nation）等较为可持续性的模式。…

成功获改判无罪的前女佣巴蒂·莉雅妮（Parti Liyani），为了能让她返回印尼并开餐馆维持家计，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OME）设立网上筹款活动，成功在一天内收到超过2万8000元的善款。 46岁的印尼籍前女佣，曾在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家中帮佣近九年，于2016年10月28日被开除后，遭前雇主父子报警指控偷走逾五万元的财物。而巴蒂在被开除当天就返回印尼，后因廖家父子的指控，于2016年12月2日回到我国时被逮捕。 为了配合调查，巴蒂自2016年12月就滞留在本地，但因无法工作，她就一直居住在由情义之家所经营的收容所内，依靠该组织的援助至今已将近四年。 案件终于在上周五（9月4日），由高庭推翻国家法院的判决，改判巴蒂无罪。巴蒂受访时表示，她被逮捕至今，都不敢告诉母亲真实情况，因为不想让母亲担心。 情义之家在昨日（9月6日）通过筹款网站Giving.sg，为巴蒂设立筹款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巴蒂早日回乡，展开新生并完成设立餐馆的梦想。 对于判决，情义之家在声明中指出，在接受调查、审判和上诉过程中都一路陪伴着巴蒂，当局很高兴巴蒂取得司法胜利，定罪完全被推翻。“巴蒂在过去四年都无法工作赚取收入，而您的捐款将能够帮助到她，让她重建生活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此外，情义之家也感叹，客工在面对指控时遭遇不公对待。 声明中，情义之家指出，涉案的客工无法得知调查需要多长时间，且不被允许工作也不能离境。有些无辜的客工就是因此而选择认罪，因为服刑的时间可能会比法庭程序所需的时间来的短。 该组织表示，在律法前面应该人人平等，不该因为工作准证级别或国籍而有所变动，更应该让他们获得律师代表的机会。 该组织放眼筹获2万8000元，而在短短一天内，有关的金额已达标，甚至超出了。筹款活动已截止，该组织成功为巴蒂筹获2万8560元。

46岁的印尼籍女佣巴蒂·莉雅妮（Parti Liyani），为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工作近九年，不幸在2016年10月28日被裁退。 巴蒂被裁后，当天就返回印尼。不料雇主廖文良父子却在两日后报警，指控巴蒂偷走5万元财物，包括价值2.5万元名表、Prada的名牌包和Gucci墨镜等。 这也导致巴蒂在2016年12月返回新加坡时，在樟宜机场被逮捕。2019年3月，巴蒂被国家法院判罪名成立，并判坐牢两年两个月，前者选择上诉。 根据2018年8月的《新明日报》报导，当时廖文良在法庭供证时，甚至指出家里东西一再不见，家里当时只有他、妻子以及女佣，如果东西不是他和妻子偷的，女佣嫌疑最大。 廖文良声称不想继续冒险，所以妻子才辞退了巴蒂。廖自称除非出问题，否则自己不轻易开除员工，也指秘书和司机都已和他共事多年。 然而，今年9月4日，高庭推翻了国家法院的判决，改判巴蒂无罪。高庭法官陈成安甚至表示，有理由相信廖文良为了阻止女佣到人力部投诉，所以廖家父子先发制人，突然解雇女佣，不让后者有时间去人力部，并指控后者偷窃。 廖启龙自称有“穿女装习惯”？ 至于廖文良儿子廖启龙，还被法官点名“不诚实的控方证人”，例如，廖启龙称失窃的女性衣物属于他的，而不是女佣的，甚至自称有穿女性衣物的习惯，说辞令人难以相信。 根据《联合早报》报导，所谓“赃物”移交警局过程也存在疑点，特别是廖家声称开箱检查女佣留下的三大箱子，并报警后，警方未立即取走证物。五周后女佣被捕，警方才上门再拍摄证物照片，廖家人才把失窃物品放回箱里。法官认为整个过程都出现混肴，甚至无法凭这些证物定罪巴蒂。 随着巴蒂上诉得直，使得包括总检察署、人力部和警方等各造，才表示将研讨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巴蒂申诉被非法调他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