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家敢敢发言” 国人社媒上哀悼严崇涛

上个月28日，我国一名旅游巴士司机获得身为幼教的妻子捐出肾脏，在经过六小时的手术后成功与“无肾人”绝缘，但是我国其实还有许多病患等待换肾的机会，只是国内捐肾几率非常低，以致病患几乎要等上九年才有机会。 据《8视界》的《狮城有约》指出，我国末期肾衰竭的病患人数增加超过1800人，创下了17年来的新高，而平均三个新病例中，就有两起是由糖尿病所引起的。 院方指出，全国疾病登记处所记载的新肾脏疾病患者数量增加显着，在2016年达到了1999年来最多的病患人数，即1889人。而随着人口老化，年长病患人数也呈现上升趋势，“求肾”者就更多了。 捐肾者非常少 新加坡中央医院肾科高级顾问医生陈确帅医生指出，每年有1800名肾衰竭末期患者，惟该医院每年仅约100人有机会接受肾脏移植手术，而剩余病患都必须进行日常的洗肾程序。 医生指出，换肾比洗肾好，因为洗肾的平均五年生存率只有约六成。 国大医院肾脏科高级顾问医生蔡弘锐医生表示，若要提高肾脏移植手术，首先必须要有肾脏来源，即进行活体捐献肾脏，但是活体捐献是个敏感课题。 院方表示，我国的肾脏捐献率非常低，而大部分成功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捐肾者都是他们的家属。 医生指出，其实无论是患者或捐献者，大多都排斥活体捐献，因为他们除了不希望家人生病之外，更不希望透过家人的器官生存。 惟，医生强调，目前捐肾者在之后患上肾脏病的几率，不足一巴仙。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NEA) reported two new cases of locally transmitted Zika…

香港连日发生抗议示威活动，香港科技大学领导力和公共政策学高级讲师刘浩典教授 周三（12日）在脸书上措辞强烈，发文驳斥“外国人或外国势力挑拨反送中示威者”的论述。 文中，刘教授表示，若示威者没有坚定的信念，不会有人想要在如此不舒服的天气下上街示威。他直指，香港人并不是单纯或愚蠢的，他们不会仅仅因为美国或其他外国势力的鼓动，就盲目展开示威行动。 他也说，有些人会认为美国或西方势力一直在灌输香港他们所相信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媒介与文化环境，导致港民本能地怀疑中国，无法对中国产生信心，导致香港发动激烈的抗争。 但他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更显得中国或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无法吸引香港人。他说，“比起中国政府所坚持的政治立场，为何在一个以华人社会为主的国家更能接受美国（或一般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与立场？这已显示他们的立场并不足以吸引港人的认同。” 刘教授提及，“显然，问题并不在想象中的“外国势力”，而是在你（指中国）和你们的独裁制度，会增加港人恐惧，忧心这样的制度会被强加在自己身上。” 他最后也斥责，中方称示威行动全因港人受到西方政治宣传影响的想法，是属于偏激掌权者的阴谋论。 “而这样也显示民族主义强烈的中国方，其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以及遇到问题时，本能倾向“只要不谨遵中国方式，都倾向责怪西方”，寻找代罪羔羊或妖魔化西方势力。” 原文如下：

我国轿车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在马来西亚被开13万6601张罚单，以及2131张因罚单拖欠太久而转换成逮捕令，不排除将禁止违例者入境。 据该国媒体报导指出，全国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拿督阿兹斯曼本月16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马国在五年内开出超过24万张罚单，其中新加坡车主收到的就占了一半以上，其他的国家包括汶莱4万101张、泰国2万4651张、印尼1772张以及其他国家3万376张。 我国司机获2131逮捕令 在4110张外国逮捕令罚单中，除了我国有2131张，紧接着泰国的1680张，印尼则仅有21张。 他指出，这些驾驶者违例行为包括了超速、闯红灯和没有系安全带。 阿兹曼建议马国政府，仿效新加坡遏制外国司机违例的措施，包括制订一套完整的交付罚单系统，限制违规者在离开该国前缴清罚单，否则禁止离境等。 他也透露，马国赞成落实类似狮城的禁止入境措施，让驾驶者尽快缴交罚单，却不重犯错误。 “这样的方法能够警惕外国司机，警方在执法时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迅速将违例者拖欠的罚款收回。” 阿兹曼在会上指出，警方数年来都有展开取缔外国车主拖欠罚单行动（Op OSTWA），包括本月12日至14日在北马边界展开的取缔行动。 在该行动中，警方共检查了3460辆外国车，开出了165张罚单，也收回了总值29万1190令吉的罚款，即1649张罚单的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