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彭博社》于周二发表一篇文章，强调在印度做生意是多么困难，尤其是他们臭名昭著的司法程序，更是出了名的延宕。这样的延宕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是损毁了双方的交易。
到底印度在司法程序上，其延宕程度到什么地步？印度最高法院最近颁布一项裁决，也揭示了其严重的延宕程度。一个于1982年将涉嫌伪造姜黄的案件，竟然拖至38年后才完成所有的司法程序，更离奇的是，最终仅被判一个月监禁和500元卢比（约6.70元新币）的罚款。
据了解，该案件在十年后，最高法院撤销了被告的定罪，而且两个下级法院花了约14年的时间才作出判决。
尽管该案看似相当离谱的司法程序，但它也非特别案例。目前印度的三级司法系统中，有近4千万个案件仍在待审中。而在印度的25个邦中的各个高级法院，已有逾17万3千个案例已超过20年，即每个州属平均可能将会有7千宗案例是逾20年以上的待审案件。甚至有近一半的案件已待定逾30年，这还不包括少于20年的待定案件。
印度也被世界银行列为倒数第15位，比巴基斯坦、叙利亚和塞内加尔还要糟糕。若没有一个良好有效的法律制度监督合同的进行，合同的法律效益等于无效，而且当有人违反合同时，也无法即时得到反响。
印度的延宕臭名昭彰，为何我国仍坚决加入CECA？
长期的司法延宕让印度最大的公司趁虚而入，完成许多大规模的交易，如综合健保控股（IHH Healthcare）试图取代印度富通医疗服务集团（Fortis Healthcare Ltd），却因日本制药公司第一三共株式会社（Daiichi Sankyo）申请的庭令而遇阻。
第一三共和富通保健的创办人辛格兄弟对簿公堂，印度最高法院下令IHH暂缓收购交易。辛格兄弟当时也接受印度当局的欺诈调查。
人民行动党陈诗龙曾是综合健保控股的前首席执行官，在他的经营下，综合健保控股进行了多项收购，包括对富通医疗服务集团。2018年11月，综合健保控股成功收购了31.17巴仙的董事会控股股份，引发了公司强制收购，然而在同年12月，却因最高法院的判决下，停止收购行动。
根据德里高等法院的指令，富通因为没有完成承诺支付第一三共，进而申请庭令要求暂停对富通的出售。据悉，富通的前业者使第一三共的股票受到影响。如今他们也因诈欺罪受到印度当局的调查。
由于富通的种种麻烦事，也间接影响到综合保健控股。但神奇的是，2019年陈诗龙离开时，审计公司KPMG却称综合健保控股的财务报表“符合资格”。
陈诗龙也在去年年尾离开综合保健控股，并加入到人民行动党，参与了本届大选，以57.7巴仙拿下马林百列集选区，获任命为一名全职部长。
总理李显龙对此表示，陈诗龙的生意经营经验能够从私营部门的视角出发。
无论如何，长期的司法延宕必然会对外国公司在印度展开业务带来许多不便，同时无法给予投资者更多信心。
但显然，对我国政府而言并非如此。在2005年与印度签署综合经济合作协议（CECA）后，我国开始向印度企业投入数十亿元的资金，然而一旦涉及任何商业交易，或许要进行长期的司法延宕，甚至可能要等上38年才能得以解决，到时，即便是第四代领导人，可能也已不在人世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