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治拘留者陈智成认为，冠病19危机曝露了我国在数个领域是否做足准备，也检视政府对人民福祉和服务上的支出，严重不足。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城市，但却用了近四个月时间，才设立本土口罩生产线。
陈智成是1987年光谱行动下的被拘留者之一。他指出：“当我们无法进口口罩时，我们却嘲笑我们的邻国、又怪责没有绵羊可生产足够的棉花。”过去20年打了沙斯病毒、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等那么多防疫战，何以规划口罩生产自给自足，仍没被纳入规划议程？
口罩自给自足的规划
新加坡花费在国防和外交事务的预算占了约30巴仙，小红点上有好一部分土地，都用作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设施或训练等，再者全国百万人口都曾接受过军事训练。但近一甲子我国都未曾遇到任何武装冲突。
然而，仅仅过去20年，我们就打了包括SARS病毒、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当前的冠状病毒19等防疫战。甚至于冠病19仿佛是终极防疫战，而作为与外界高度连结的都会，我国更显得脆弱。
他也提及食物储备的问题，包括我国人口近500万人，但只能生产不到5巴仙的粮食需求。
至于政治人物一再重提建国先贤来号召人民团结，陈智成表示借助这些政治符号，却未能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教训，这些都是空洞的口号。他指出过去土地和建造成本都很低，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带来就业机会；小贩中心和巴刹等较低廉，让那些无法融入制造业的居民，也能做自己的小生意维生，同时为民众提供实惠的饮食。
透过土地整合，政府理应能掌控租金和土地的使用，租金管控理应优先于技能升级。
对于附加预算案，陈智成也点评我国拟定预算案的优先次序和效率。一般我国维持四年的盈余预算，第五年或有时临近选举则会赤字预算，但他指出盈余预算仅意味着人们每年被抽约100亿元的税。“照麦波申议员（陈佩玲）的逻辑，我们每人好像都要多付政府2千元。”
冠病疫情检视医疗体系
陈智成也认为，冠病19疫情，也让我们检视医疗体系，我国比起经合国家（OECD）平均3.8比例的病床，我国每一千病患仅有2.3床位，而韩国每千名病患和床位比例，高达12，日本则达到每一千病患13床位。
“我们约有10巴仙的收入需贡献到“医疗保险”，一年约为172亿元，”他质问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是否面对不足，致使无法提高检测？再者，客工宿舍的生活条件，不也是我国社会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