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台部落客兼维权人士鄞义林，赞扬我国在此次应对武汉冠状病毒（COVID-19）的表现，认同当局采取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并对策划者提早拟定对策表示佩服，只是他指出我国政府没有顾及人民的策略参与度，甚至指责人民没有“纪律”，遗憾成为一大败笔。
昨早（13日）在脸书上帖文，赞扬我国的医疗系统在应对冠毒疫情上，采取了非常好的设施，并相信有参与策略者，如他的前上司国家传染病中心临床主任、高级顾问医生苏安·华素（Shawn Vasoo）以及主任梁玉心，对他们的表现由衷敬佩。
医疗措施纰漏或增患者压力
他指出，建议诊所医生给患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五天病假，向永久居民和公民收取低廉费用；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进行免费的冠毒检测和住院治疗，都有助于减少疫情传播。
惟，他认为“该措施存在着漏洞”。他指出，短期到访的人群并不在可获得低廉或豁免医药费的群组中，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们就不愿接受检测，而本身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因为入院，是否也必须为其他疾病支付医药费，似乎为患者徒增压力。
“在冠毒疫情之外，这些都是新加坡昂贵医药系统所需解决的漏洞。”
全国策略不能欠缺人民参与
鄞义林指出，新加坡在应对疫情来袭时，非常依赖卫生系统，且获得警方协助追踪接触者。换言之，我国在这部分已经建立强大的体系来应对流行病等危机，这也意味着我国策略中并没有充分考量人民的参与度，导致新漏洞的出现。
他表示，从部长们的发言中，可察觉到他们已预先计划了应对疫情的措施，且预计有关流行病将持续一段时间。其他国家在面对疫情时遭受严重打击，新加坡却能相对地自保。
但是，他也批评部长们在策划时，并没有将国民和居民纳入考量，以致国民和居民行事偏离了他们的计划时，就开始批评，甚至怒骂。
“国民和居民都没有被告知过有关策略，想当然的就无法根据计划集体行事，引起了恐慌性大抢购行动，部长却称这为愚蠢和笨蛋的行为，令部长们感到尴尬，成为了国家在做充分准备应对疫情事件上的污点。这也是为什么部分患者被指责为没有负起社会责任，因为他们若有社会责任，就不会有这么多起感染病例，也能让国家看起来更完美。”
他强调，没有国民的参与，全国策略无法实施。
其他国家被成功例子误导
我国具备强大的卫生系统，所以在面对冠毒疫情时，和韩国及台湾等地并列，而香港的自下而上及澳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隔离措施，也成功遏制疫情扩散。
然而，这些处在疫情第一线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却让其他国家产生了他们也能应对的错误安全感中，就因为他们没有及早采取遏制措施，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病患剧增而医疗部队应付不暇。
他表示，这也显示了有关的国家已经陷入自满状况中，在应对任何新流行病上应该更认真。
建议政府展开与民沟通计划
鄞义林推测，目前疫情已在较贫穷的国家传染开来，这些国家却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导致疫情将会持续数月之久，也间接危及新加坡人民的健康。“除非新加坡关闭和相关国家的边界，但是它不能也不会，因为新加坡还有赖于进口的日用品，这意味着感染人数的增加、人民感到恐慌而狂购物囤货的情形还是有可能发生。”
他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不能只根据一种自上而下的策略实施方式，因为他们不能控制人们的感受。
他认为我国政府目前就是以侮辱指责人们的做法，“指示”人们根据策略行事，而这却是一大纰漏，因为这五、六百万人们都是不受控制的变数。
“新加坡人并非朝鲜人，不是所有人都遵守纪律。因此除了目前的高效卫生系统之外，政府需要全面改革社会心理的方法，以了解人们的反应，和人民合作成为抗疫伙伴。”
政府要预见人民对新措施或全球性事件的反应，然后制定新政策以及呼吁人民响应的沟通计划，如在经济方面如何补偿失业者，以确保人民在面对大事件时能够表现得较安稳和平。
要像老板般关心人民
他在帖文中一一分析道，我国若没有足够的专家来关注人民见解，即表示政府在远见策略上，过分依赖经济规划，幸运的是，经济规划也包括了建立强大的卫生系统。
“新加坡目前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整体政府策略，也包括了全社会策略。只有人们在看到并知晓政府在制定照顾他们的策略，不仅仅是照顾经济时，人们才会相信政府并发挥自身能力，来帮助政府抗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防御。”
“尽管新加坡的决策者是关心和维护自己商业利益的商人，但是新加坡不仅仅是一间公司；尽管有足够资源让人们留下，但是这种方法只在稳定时期可行，在危机时期会出现很多变数，包括人民的反应。”
因此，他敦促我国政府在像公司般管理国家时，也希望他们向商业领袖般对待员工，关注人民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