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31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随后，有人举报网上传发“不实信息”。其中有八人，分别传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七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
当时，当地公安分别对八名网民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然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拥有1千760万粉丝的官方微博发表文章，似乎为上述八位传出“假消息”的市民“正名”，也非议执法机构，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并无法律上必要。
文章认为，之所以产生谣言，是因为认知局限，“不同个体基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
若民众听信“谣言”立即戴口罩，可能更好管控
文章指尽管当初谣传是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若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就符合法律规定传播假消息的信息，给予惩处是适当的。
“…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故此，该法院认为，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
该文章也重申，“谣言止于公开”，若信息及时、全面公开，群众的疑虑自然会削减。
专家赞八市民“事前诸葛亮”
对于上述八位预警的市民，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就公开表示上述八人“可敬”，给予很高评价；“他们是事前诸葛亮，但是科学讲究相信证据，做出判断得拿出依据。”
“没想到疫情后来发展严峻”
至于《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曾促请武汉市公安局重新开展调查；本月21日则发微博称“有关人士”已联系他，解释公安部门当时是把那8位市民请过来调查，过程非常友好客气，且8位市民没有一人被拘留、被处罚。
“该人士表示，现在回头看，那8人说这次的病毒就是SARS，不准确，但他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有这样的偏差可以理解。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想到疫情后来会发展得如此严峻，社会情绪的稳定是官方当时的优先考虑。他表示，现在大家都投入到了“武汉保卫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