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9

有商家涉嫌把商业单位作为住家使用，被附近的商家发现后，投报到新加坡裕廊集团（JTC Corporation ），当局表示已经展开调查。 在加基武吉汽车城，一名商家发现其对面的商业单位，既然被店主用于居住。 商家女儿向网络新闻网站《Stomp》投报时指出，“我妈妈发现到，该店的店主每天早上都会驾车送儿子上班。” “我妈妈看到他们一家在晚上11时，回到该单位，车子也在该处停放隔夜。” 她指出，其妈妈自三个月前就发现有关的状况，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和该名店主打交道。 商家女儿随后将迷路电视的摄像记录，上传到《Stomp》网页，并表示他们已经提出投诉。 “我们提出正式投诉，裕廊集团也已经到我们的单位，亲自和妈妈交流，并促请她给予M.S. Panel Beating修车厂店主一些时间，让他们寻找到合适的住宿。” 女儿指出，依据汽车城的房屋条规，任何人都不能在相关单位烹煮、睡觉等。“裕廊集团的人员似乎并没有很认真看待此次事件，因为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书面报告等文件处理。” 针对此案，裕廊集团方言人在受询时指出，他们已经知道加基武吉汽车城出现未经授权，就把单位作为居住区使用的商家，并且已经采取措施，确保他们能够在今年11月杪前，商家能够依循租赁协议行事。…

在上月26日，《联合早报》发布一篇由高级记者黄伟曼撰写的评论《一条无障碍坡道》，其中提及： “以目前围绕这起事件的舆论来评断，多数选民估计不太懂，也不太在乎在反对党区内市镇会与人协之间微妙的相处模式。 他们的思考逻辑很简单，即一条应惠及老弱残病等有需要者的无障碍通道的建造被拖延了，而若这背后可能有基层政治操作，那必然违反公平原则，在这过程中也牺牲了人民的利益，不能被接受。” 对此，工人党秘书长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回应，针对上述第一段的说法，或许作者就已忽略，败选行动党候选人，仍能被委任为人民协会基层顾问，本身就有违民主。 至于是否公平原则，毕丹星认为，要探究人协在反对党选区的立场，不仅仅限于讨论对坡道建设的冷漠态度。他解释，败选行动党基层顾问不仅掌控纳税人的钱，他们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和政治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他在昨日发布的脸书贴文列举其中一些例子：包括公民权仪式，由行动党政府委任的基层顾问主持，而在反对党选区，新公民是从败选行动党候选人手上领过身份证的，“难道总统旗下的公务员，或非政治人物来主持这类仪式，不是更妥当吗？” 至于市镇理事会靠“两条腿”：民选议员和基层领袖方能成事。市镇会不仅把建屋局权限赋予议员，也交予基层领袖。然而，如果不是在人协旗下的基层代表，行动党政府是不会予以承认的，反对党志愿者也不会得到基层身份。 故此，毕丹星指出在反对党选区，市镇会无基层代表；而基层领袖是由败选行动党候选人委任、受基层顾问管理的。 其三，社区设施改进委员会（CIPC）审批拨款，在人协缺席的情况，反对党市镇会只好依靠自己的盈余来支撑惠民项目，他指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多年来都是这么做；但与此同时行动党市镇会却可以透过CIPC拨款进行项目，而得以保持财政盈余。 即便如此，当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在2011年出现赤字，《海峡时报》甚至还质问“市镇会此前的300万盈余去了哪？” 最后，毕丹星反问，行动党在管理人协上，究竟政治和国人利益孰轻孰重？ “答案或许不言而喻，我希望更多记者和政治观察员，可以超越国内目前最著名坡道议题，看得更为深远，去分析拖延建设的政治机制。诚如“选民的逻辑”，建设性政治岂非更应着重公平吗？”

马来西亚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声称，多年来新加坡享用水费补贴，但对于马方倡议建立第三大桥解决交通阻塞问题，却“不愿配合”，对此他“感到不解”。 敦马昨日（31日）巡视柔新捷运系统于新柔长堤新山关卡（苏丹依斯干达大厦）的站点后，针对马新水供合约在新闻发布会上检讨，并促请我国尽快敲定日期商权此事。 他重提马国自1926年至今，把生水以每1000加仑3分的价格卖给我国，为狮城提供的水源津贴已达数十亿令吉。 他续指，“我们（马来西亚）牺牲金钱以支持新加坡，让他们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水，可是当我国要建造一座大桥以改善交通阻塞问题，他们却拒绝，我不明白。” 马哈迪自5月再次出任首相以来，已多次提出重新检讨新马水供协定，根据1962年新马水供协定，双方在协定签署后的25年可重新检讨协定条款，而马方则在1987年选择不调整水价，因而失去检讨水价的权利。 此外，综合各报道，马哈迪亦表示，尽管如今已同意建造柔新捷运系统，但仍无法解决阻塞问题，因为许多马国人是骑摩托车到我国工作，而且就算提升了新山关卡各部门如移民局、关税局等效率，仍无法应付，周末或公共假期的大塞车。 “到了公元3000年，我已不在世，到时可能有1亿人从柔佛州前往新加坡，却还是没有另一座大桥”，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