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新加坡、在香港生活长大，然而迄今仍保留新加坡公民身份，一名22岁青年因为被指控违反国民服役征召令，逃伍长达四年余，于今日被判监禁9周。 李汉文（译音）于1996年12月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是英籍人士和香港永久居民，母亲则是新加坡人。据了解，由于其时香港即将回归中国，母亲希望孩子未来能回到相对稳定的新加坡，故此希望孩子能继续保留狮城公民权。 李汉文在出生后一个月即被带往香港生活、成长，一直到他前往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升学，还在去年7月10日领过毕业文凭。 然而，李汉文随时香港永久居民，仍保留新加坡公民身份，过去还申请了五次新加坡国际护照，并用本国护照来狮城探亲多达22次，直至2017年1月；此外，前往中港台等地、南韩、日本、泰国等，且会根据不同地区签证需求，选择用新加坡或香港护照。 在2013年，当时16岁的李汉文，向当局申请并成功取得出国准证（exit permit），以前往国外升学，该准证有效期至2013年8月31日。他也在该年8月注册国民服役，但是在出国准证过期了仍在新加坡以外地区逗留，使得他触犯了征召令。 李汉文的母亲则电邮中央人力局（CMPB）为儿子申请更新出国准证，惟被告知必须支付7万5000元的保证金，但前者没这么做；此外李汉文母亲在为儿子申请放弃公民权当儿，也申请要暂缓兵役。 不过中央人力局则告知，新加坡男性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此后他们要求放弃公民权的请求才能获得考量。 李汉文是在2014年9月到英国入学，一年后他再次向当局申请展缓兵役；然而即便缓役申请被拒绝，他仍决定在2018年7月完成学业后，回到新加坡服役。 在法庭辩护时，李汉文辩护律师Ashwin Ganapathy 指出，尽管李汉文在狮城出生，但他的生活和新加坡并没有太多关联；再者，16岁获得国民服役通知，李汉文也倚重母亲的建议，此前更是对上述义务闻所未闻，也不知其重要性。 律师也辩解李汉文对国民服役的要求感到“困惑”，因为身份认同上他未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也从未想过要在新加坡生活；指导大学时期，才意识到违反国民服役的严重惩罚。 他也曾向大学校方求助，惟只被获准休业一年，如一年后未重返校园，那么父亲支付的23万美元学费将被没收。 辩护律师指因为“选择有限”，李汉文只能作出不幸的决定，先完成学业才返回狮城服兵役。 违反征召令，最高可面对长达三年的监禁，或最高一万元的罚款，或两者兼施。
由于接收到公积金成员的投诉，表示退休存款计划95岁的最高领取年限太长，政府在上月表示将探讨会员领取入息的年限。 而人力部长杨莉明，在昨日于国会透露，上述针对公积金退休存款计划（Retirement Sum Scheme）的检讨已完成，将把发放年限缩短至90岁。受影响会员为明年7月1日或之后满65岁；以及那些已开始领入息的会员。 人力部估计经开始领取入息的约16万会员中，超过6万人的每月入息会增加。 人力部举例，一名在2009年满55岁、退休户头当时有5万3000元的会员，到2019年已增至8万5000元。假设今年开始领入息，若照旧制（领至95岁），每月入息仅470元；但是政策调整后，到90岁每月可领取520元。 退休存款计划一直以来都是1958年以前出生会员的主要退休支出。考虑到退休户头的基准利率是4巴仙，该计划旨在确保会员在未来20年期间，每月领入息或直至退休账户余额用尽。 过去人力部指出，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也增加了成员的风险，可能会出现超支的现象。 曾有会员申请缩减领入息期限 事实上，在本社此前报导的其中一个个案Zol，申诉他每月领482元，显然不足以应付日益膨胀的生活开支，他参考新加坡平均寿命85.4年，向公积金局申请把派息期限缩减到20年和增加每月入息。 然而“爱民如子”的公积金局担心，Zol到了老年可能过早把退休储蓄用完，为此拒绝了Zol的申请。 当时公积金局向Zol解释，到了55岁若符合全额退休存款（FRS）（约17万6000元），加上4巴仙利息，到了符合入息年龄，20年内每月可提取910元。但是无法达到全额退休存款者，则会按比例获得入息，最低为每月250元，而Zol的情况下是28年每月入息482元。 由于和妻子膝下无子女，意味着Zol夫妇的存款没有继承/受益人，所以他延长提取入息期限到28年是不合逻辑的。《联合早报》也曾报导另一同样在今年满65岁的公积金会员翁益华，也遇到类似问题，他的入息也被拉长到29年，每月领1000余元入息。 “无法掌控生死” 当时，就有许多网民质问，见过不少国人活到80岁前就离开，有些甚至是那些为了赚钱养家面对生活压力的年轻人。即是是派额外利息，也理应可以缩短到在20年内支付。 再者，根据早前人力部的数据，有多达47巴仙公积金会员，在2016年年届55岁，仍无法达到全额退休储蓄金额最低存款额的条件。 正是因为积蓄不足，导致更多年长者到了退休年龄后，仍必须继续工作。在过去0年，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增加15巴仙。 至于此前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老龄研究与教育中心（CARE）发布的民调，在受访的4千多位60岁以上年长者中，其中65-69岁年龄群体，有高达77.2巴仙受访者反映，收入是促使他们工作的最主要因素。
昨日（5日）后港一带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涉及与个人代步工具有关，所幸现场两名受害者仅受到惊吓，最终也未送往医院治疗。 根据民防部队文告表示，他们于昨日下午五点左右接获通报，前往后港91街第927座组屋11楼的单位。据悉火势延烧到走廊，民防部队赶紧用水桶装水将火势扑灭。 民防部队表示屋内有两名受害者，将两人救出后，两人受到惊吓，民防部队的护理人员马上为两人检查，但他们拒绝入院治疗。 从民防部队所拍摄的现场画面可见，火势已将墙壁熏黑，并且将个人代步工具烧毁。 经初步调查显示，该起火灾事故与个人代步工具有关，着火时个人代步工具正在充电，而且该个人代步工具并非使用合格标准UL2272的电源。 最后，民防部队也呼吁所有的个人代步工具的骑士应在购买有UL2272认证设备的个人代步工具。
人力部自2016年开始，加强打击不公平聘雇现况，目前已将约600家涉及对本国求职者歧视而拒绝招聘的企业列入监督名单，并拒绝了2300个就业准证申请。 昨日（4日），议员安迪（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要求当局提高就业准证的审批标准资格，对此人力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扎吉哈在国会表示，为能加强打击不公平聘雇问题，采取削减工作上的优待让企业受到冲击，影响他们的雇佣能力。 安迪：新加坡人的福祉优先 此外，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TAFEP）则是鼓励企业改善企业文化。据悉，目前许多被列入公平考量框架监督名单的企业已开始聘雇本地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PMET），共3800人。 而原先列入监督名单的610家公司中，其中就有260家企业经调整改善后，脱离监督名单。 另一方面，安迪促请议会应对加强力度打击职场年龄歧视与国籍歧视，他表示，“我们不能持续在缺乏考虑新加坡人的核心福祉下，开放外国人才不断流入，打击他们的工作机会。“ 因此他建议，提高现有3600元的就业准证最低薪金，以及直接公开不遵守公平考量框架的企业名单，以儆效尤。 对此扎吉哈回应，目前获工作准证的员工必须接受定期审查，而最后一次的标准调整则是在2017年。 他举例，36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适用在年轻的毕业生身上，但一名年过40的，有经验的工作准证持有人，应该需要达到更高的标准，甚至是与本地白领阶级平齐。 扎吉哈也表明，政府必须在本地员工与维持我国竞争力中保持“微妙的平衡“，目前大部分工作准证持有者的职位是本地人也可以胜任的。 今年3月，政府公布一份公平考量框架监督名单，该监督名单是在2014年8月研拟，旨在加强以国人为主的劳动力核心，并确保企业在招聘时更公平、优先录用国人。 当时人力部长杨莉明指出，已有350家企业因为未能遵循公平原则录用本地求职者，将其列入公平考量框架监督名单。 名单中，大多数企业均源自行政与支援服务、教育、资讯通信、专业服务和批发贸易领域，企业一旦被列入名单，将可能会开启更严苛的就业准证申请审查。
东盟昨日在声明中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15个参与国，已完成谈判，并宣布预定明年2月在越南签署协定。 但15国中不包括印度，印度总理莫迪在曼谷举行的RCEP峰会上说，环顾七年来的RCEP谈判，包括全球经贸形势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是不能忽视的。他认为RCEP协定并未充分体现它的初衷，这种情况下印度不会加入。 根据法新社报导，印度对外事务部东亚区高级外交官维杰塔库星（Vijay Thakur Singh）对记者说：“我们已经向与会国传达了我们将不加入RCEP的决定。” 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本月4日在曼谷举行。不过参与谈判的各国领导人仍表示大门仍为印度而开。 参与RCEP协定的15国包括东盟10国，另加中国、韩国、日本、澳洲和纽西兰。这项协定涵盖全球一半人口和30巴仙的全球生产总值（GDP）。 据分析，印度可能担忧RCEP将对该国制造业造成冲击，特别是中国廉价商品涌入；该国希望RCEP自贸程度低一些，给该国更多照顾。 要开放印度市场 相应领域也要对印度开放 印度总理莫迪本月2日，接受《曼谷邮报》采访时称，他仍致力于推动RCEP谈判，不过强调若要印度开放庞大市场，相应领域也要对印度开放，让印度商家从中受惠。 他指出印度很清楚，互利的RCEP较符合其国家以及所有伙伴利益。 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他国允许更多的劳动力和服务流动，以换取开放印度国内超过10亿人口的特定商品市场。 至于总理李显龙在出席亚细安峰会闭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印度是重要经济体，RCEP只差“临门一脚”就可谈成，非常可惜；但他认为此时其他国家应考虑在缺印度情况下的最佳方案，希望各国能得出结论：RCEP少了一国，仍是有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
“住宅妓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并且经常转移阵地，难以打击。但今后当局将会有更多权力对“住宅妓院”采取相应行动，并且会加强打击非法网络经营。 昨日（4日）国会通过《妇女宪章》（Women’s Charter）的修改提案，其中也包括针对试图转移业务到海外，以逃避法律人士。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玲表示，初犯与惯犯均处以更重的刑期与更高的罚款。 自2015年到2018年间，10名被捕的外国女性中，有7名涉嫌在网络上宣传自己提供性服务，而当中均于住宅区中非法提供性服务。2015年期间，16巴仙的女性因网络卖淫被捕，去年更攀升至55巴仙。 随着犯罪数字的高涨，为能打击卖淫活动，若出租用作妓院用，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不知情，并“合理积极地”（reasonable diligence）确定该场所不被用于此目的，承租人均将承担刑事责任。 “合理积极”，指屋主与租户应透过面对面约谈合租事宜，并对租户或次租户进行身份检查。 若他们人在海外，屋主可以聘请中介确认他们的身份或面谈。 孙雪玲表示，再三确认租户身份是必要的，因为犯罪集团往往利用房屋租凭过程中的漏洞达成目的，包括提供假身份（很有可能是死者身份）给屋主。 此外，法案的修正包括将调查对象延伸至本地人或永久居民，而对于未对有关租户进行身份调查的物业代理，将可能会被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 当局也表示将会与房地产代理理事会（CEA）合作，引入专业准则。 其他的修正包括，若在境外透过网络或应用程式为本地提供性服务，亦被视为犯罪。警方将赋予更大的权力逮捕皮条客或“中介”，即使是辩称为自由业性工作者。目前，只有为性工作者牵线的中介均需被逮捕。 一旦被逮捕，靠卖淫收入为生的人，或面临最高7年监禁和10万元罚款，高于目前的5年监禁和最高1万元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