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提醒教师们，在和学生互动时的行事必须值得他们信任，校方也必须监督，确保教职员依循《教职员行为守则》行事。
当局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强调，自他们受委任和进行教师培训开始，就对他们抱有非常高的期望。
教育部教育副总司长（学校）兼学校司司长刘慧丽向《亚洲新闻台》指出，“校方领导层也必须不断监督教职员，依据《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行为守则》（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for Educators）行事。”
最近听闻的众多杏坛性侵事件包括，一名35岁的男教师因为亲吻14岁学生的嘴唇两次，而在本月3日被判坐牢六个月；8月份，一名41岁男教师因导致15岁学生产子而被判入狱八年；7月份，34岁男教师因和15岁的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坐牢16个月。
单单在今年内发生的事项中，就有一名29岁的女教师于6月对15岁男学生进行性削剥，而被判入狱两年零九个月；一名36岁男教师于今年4月份性侵和性骚扰学生，因此被判入狱六年零六个月。
刘慧丽指出，尽管当局尽最大的努力筛选、培训和集体努力完成身为教师的使命，但是还是会出现害群之马。
“所有教职员都被提醒要对同行保持警惕心，一旦发现他们有不法或不当行为就必须举报。”
吁家长群向校方直接反馈
她指出，校方管理层已提供有系统的措施，让学生得以投报他们认为“不安全的遭遇”，并且也有校方辅导员在场给予支持。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性侵犯护理中心助理经理莱卡（Laika Jumabhoy）指出，遭侵犯或虐待的学生也能向他们信任的成年人，如父母或其他教师寻求援助，以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刘慧丽呼吁父母或家长们在面对类似案件时，直接向校方领导层或教育部官员提问和反馈，以便当局展开“彻底和独立”的调查。
“若发现任何不法行为，当局将会采取纪律处分，并且会在发现涉及刑事犯罪时报警。这样就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以及我们专业和系统的完整性。”
成年人态度直接影响受害者
但是莱卡认为在谈到性侵或虐待事件时，成年人对儿童的信任至关重要，因为有些成年人会对此表示怀疑、误判和引起怨恨。
“父母或监护人或许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是性虐待受害者，有些人因此而自责，甚至不清楚要如何在实际和情感方面帮助他们的孩子。”
她指出，成年人可能的疏忽会影响受害者，后者将会感到困惑、要求被关注或者行为不端，尤其是在受害者无法清楚传达究竟遭遇了什么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公众教育，提升对阐述性暴力现实的诚实度、知情和非判断性的理解，尤其是在学校、相关机构和组织中。”
她表示当涉案者是孩子们熟悉的人，如教师时，受害者大多不愿投报。她在护理中心的工作经验也印证有关事项，十起案件中有七人没有向当局做出投报。
受害者将对一切失去信心
莱卡分享了去年护理中心接获的一宗投报，一名学校担任高层职位的小学教师骚扰其数名学生约一年，其中一名受害者最终向他信任的教师投报，但是她担心此事会影响肇事者的家庭。“她担心当局和其他教师会质疑她，也担心其他同学和教师的反应。”
莱卡表示，在犯罪者多为亲人和熟人，包括教师、教练或宗教师的案件中，受害者可能会因此产生自卑、焦虑、抑郁、自我伤害、难以建立和维持信任关系的问题。
“受害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可耻、卑微和肮脏的；认为成年人不值得信赖；这个世界不安全也不稳定，而且他们会感到非常内疚和自责。”
“涉案者的地位让人信任，建立正直社会成员形象，方便他随后进行性骚扰和性虐待行为。而这对受害者带来很强的作用，致使他们在受到伤害后只能保持沉默，觉得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因为他们的说辞与拥有地位的涉案者处于对立面。”
莱卡表示在进行辅导工作时，会告诉受害者那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有权利选择要前进的方向。
学生应学习如何自保
她披露不会规定受害者的分享，交由对方决定所要阐述的“非常隐私性”对话，包括必须说什么、几时、如何或与谁一起做等。“受害者的主要责任在于他们自己，他们应优先考虑自己的身心健康，以及为了恢复所需要做的事情。”
刘慧丽指出，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学生也需要被教导来保护自己。
她指出，低年级学生需要学习如何分辨“好和坏的触碰”，而高年级和中学生则要学会保护自己免受性侵，并且在任何关系中确定身体触碰界限。“我们的学生也需要学会尊重他人，并且尊重他们自己。”
她重申，教育部致力将学校打造成为学生能够学习和茁壮成长的安全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