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示威者发出警告,一名男子在芳林公园附近的地铁站出口处,放置一个装满旧玩具,包括一个玩具手榴弹的袋子,因此在《防止骚扰法令》下被逮捕。

59岁的司机何喜秀(Ho Hee Hew,译音)今日在庭上承认有关的控状。

据文案指出,嫌犯于2017年9月16日下午在克拉码头地铁站骑脚车,并在经过该地铁A出口的台阶时停下。

副检察官Thiagesh Sukumaran指出,男子当时带着早前在其他地方发现,装有一塑料盒子旧玩具的棕色纸袋,并将袋子中的部分东西丢出来,随后一边环规四周查看是否有其他人,一边将棕色袋子丢在距离芳林公园很近的地铁站A出口处。

他指出,当时有约800人在该公园举行静坐示威,抗议当届总统选举实施保留制度。该示威活动是在哈莉玛宣誓就任总统后的周末展开。

在何喜秀离开现场后,地铁站的站长发现有关“可疑”袋子,并且联络警察部队的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Transcom)。而为了调查该袋子,地铁站出口处被封闭了约15分钟,影响了20名乘客。

法庭指出,公交保安指挥处官员调查发现袋子中物件并没有威胁性物件,而且也没有干扰到示威活动,当局也透过闭路电视录像,成功将何喜秀逮捕归案。

被告表示,他不同意示威者的意图,因此留下袋子希望惊动示威者,并迫使他们离开。

副检察官对法官表示,男子的上述行为应该给予5000元的罚款,以作为警惕。

何喜秀的辩护律师则希望将罚款降低到1500元,因为他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仅20人受到影响,并且没有干扰到示威者。副检察官则反驳到,若有民众发现袋子,将会引起公园中800人的恐慌。

无论如何,被告将于10月1日重返法庭聆审。

You May Also Like

【冠状病毒19】包括交警总部及圣淘沙赌场! 确诊者曾到访地点添10个

卫生部指出,昨日(7月16日)新增病例曾到访地点再添10个,包括义顺纳福城、交警总部和圣淘沙名胜世界赌场。 当局昨晚发文告指出,当局已通知和确诊病患有亲密接触者,并促请曾于相同时段出现在相关的民众提高警惕。若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发烧、或失去味觉或嗅觉,请迅速求医,并告知医生曾到访的地点。 新增确诊者曾到访地点和时段如下: 7月3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竹脚中心 7月4日早上11时30分至下午1时30分,以及7月6日晚上10时30分至凌晨12时:圣淘沙名胜世界赌场 7月5日晚上8时至9时:穆斯达法购物中心 7月6日下午4时至4时30分:新世界中心昇菘超市 7月6日晚上8时10分至9时:武吉巴督东3道的巨人Express小型超市 7月7日上午11时05分至11时50分:交警总部 7月8日下午1时20分至2时35分:三巴旺购物中心的Master Prata 7月9日下午4时至4时30分:东海岸路的Alsalam马来餐馆…

陈振声:分享数据不是所有政策课题的“万灵药”

贸工部长陈振声认为,分享数据不是解决所有政策课题的“万灵药”,能赢得人民信任且确保数据获得客观分析也很重要。 然而,他又期望在挑战和政策议题上,能和国人有更深入的讨论。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于昨日举办2020年度新加坡透视论坛。陈振声在对话会上回答与会者提问时,这么表示。 当时人民力量党秘书长吴明盛在会上提出,政府应提供更多数据,以促进更有建设性的政策辩论。 他指出,如果对数据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就可能以特定的角度诠释之。 此前陈振声与工人党议员毕丹星,针对国内PMET就业课题在国会交锋。他以此为例,永久公民的就业数据看起来较好,结果有者就指“政府不关心公民”,或者偏好永久居民等。 指民主党对人力部数据“断章取义” 此外,民主党也被点名,该党此前被人力部发出指示要求更正网络贴文。陈振声指出,尽管都有提供数据,但被“断章取义”(truncated)。 他认为,有数据是好事,但也必须客观地看待,“如果人们都不相信你,你给再多的数据也无法赢得民心。” 此外,他也列举出对新加坡政治体系的三大愿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对于国家挑战和政策议题,能和国人有更深层次的讨论。其二是希望新加坡人需对外部局势能更加了解,以及维持为下一代着想做决策的精神。  

害怕失业被遣返回国 大部分女佣难拒绝“额外工作”

虽然清楚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工作准则及合约规定,但是许多外籍女佣仍在被强迫进行“额外”工作时,不敢拒绝雇主,更别说向人力部或相关单位投报。 本地数家非政府组织在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指出,外籍女佣清楚了解自己的权利、工作准证和合约规定的工作,但是在面对雇主要求做出准证以外的工作时,她们就算知道不该,却也不敢拒绝或投诉。 受访组织包括有情义之家(HOME)、外籍女佣援助与技能培训协会(FAST)和新加坡劳务中介协会(AEAS)。 FAST协会高级执行员Seira Ong指出,协会每月会接到月200至300通投诉电话,比疫情前的投诉电话多了一倍多,有近三成被转介到人力部。而该协会所接到的求助电话中,有低于两成是和额外工作或工作量过多至无法应付有关。 她指出,较多女佣在被迫进行“额外工作”时不敢拒绝雇主,因为担心会被雇主认为他们是在偷懒,而不敢拨电投诉或求救,则是怕会被遣返回国,尤其是在受到疫情影响的现在,要回到我国觅职就更加难了。 而情义之家的个案经理Jaya Anil Kumar也有同样的答案,即女佣害怕在做出投诉后会失去工作,或者自己反成为被调查的一方。 “向情义之家求助的女佣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表示曾到住家以外的地点,或被载到雇主的公司工作,但是只有小部分案件交给人力部调查。当局多年来都接到相当数量的投诉案件。” 工作界线模糊 AEAS主席K…

“Weak” response to Tatmadaw violence against anti-coup civilian movement sends “dangerous message” that military will not suffer repercussions, says Special Advisory Council for Myanmar as it warns of imminent “lethal crackdown”

The “weak”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Tatmadaw’s violence against the anti-coup civil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