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0日，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发表文章，题为《香港的残酷现实：“反送中”抗争将徒劳无功》。
在文中比拉哈里分析，香港的抗争一开始就已失败，中国政府不会对统一退让，北京只有在不危及“一国”的前提下，才能容许“两制”；北京由于中美贸易战和国内课题，不会贸然采取行动， 但他不认为有任何国家会提供“反送中”示威者实质支持或声援。
再者，他也提出西方视港人在争取民主和更多权益，“或许他们要更多民主，我赞许青年抗争者的理想和勇气；但我质疑他们的理智。”他指出在英殖民时期港人只是英国“臣民”，但在一国两制下他们是中国公民，甚至比其他地方的中国公民拥有更多权益，“不能再要求更好了。”
比拉哈里认为，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更好的施政；而驱使香港青年上街的焦虑是他们对未来失去信心，普通港民难以拥有或租用体面的房产（2018年，只有49巴仙港人拥屋）
他认为尽管北京不会大剌剌干预香港，但不认为中国政府的忍耐是无限的，而当前局势只不过加强北京方面对香港维稳的决心；但他认为尽管香港和新加坡常被视为竞争对手，但稳定和繁荣的香港更符合新加坡和本区域的长期利益。
邝健铭：比拉哈里一厢情愿
对于比拉哈里一文，香港历史、政治学者，曾负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邝健铭，在台湾《上报》和香港《立场新闻》撰文评述，总结比拉哈里的三大假设：
第一，对香港局面，中国仍然拥有绝对、不受任何挑战与制约的控制能力；
第二，基于第一点，中国执行“一国两制”治港政策之时，只重“一国”，“两制”只是幻想；
第三，香港是国际孤儿，原因之一，是英国对香港事务兴趣不大。
“我向来喜欢阅读比拉哈里的国际政治评论﹑素来认为他的观点精辟独到，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理解香港时局的三大假设多少显得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原因是能够否证比拉哈里上述假设的近例随手可拾。”
他举例港媒报导所呈现的中国行事处处受制被动，与比拉哈里想象中强势的中国差天共地；中国未能在国内复制另一个香港，中国国家生存与国际策略仍需倚重香港等；再者，香港示威者7月1日占领立法会后，港特区政府并未如外界预期，启动《基本法》第18条，令香港步入“一国一制”时代。
国力关键不在国家版图大小
“第一，比拉哈里没有提到在现今世界体系之中，全球城市之于国家乃至国际政治有何战略角色。曾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的Parag Khanna ，在其著作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 指出，现今国力关键不在于国家版图大小，而在于国家连结世界的网络深广度。”
“按此理解，全球城市犹如国家乃至国际场域的政经与文化发展的引擎，这既能解释何以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一直视连系世界、争取成为世界各种枢纽为基本国策，亦能说明中国何以一直意欲在国内复制香港、中国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何以需要倚重香港。”
他提醒，即便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辽宁号，也得力于解放军出身的中国商人徐增平，当初利用香港网络协助中国外购。
忽略美国《香港政策法》影响
其二，他提及比拉哈里忽略了美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管治的影响。该法承认《中英联合声明》，视港为独立于中国的经济区、以此享有特殊国际贸易待遇。而中国也利用此法，透过香港从世界输入敏感科技，以满足国家需要。
“其三，比拉哈里未提到，近年国际社会反中国风已现，从2017年底起，中国以“香港模式”力图操控世界各国的“锐实力”（操纵性政策）形象在国际社会间越趋流行，新加坡和澳洲更是坐言起行，以行动抗“锐实力”的国家。”
她说，6月18日欧盟安全研究所研究员Tomas Jevsejevas ，在《海峡时报》发表评论值得参考：中国治下的香港动荡已属全球事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治理香港的行事方式，对国际社会犹如警号。 Jevsejevas 解释，1997 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法理基础，是签订于 1980 年代的国际协议《中英联合声明》。
但中国治理香港的方式已向世界表明，中国在违背国际协定﹑其国际信誉在消亡，文章以此为基，阐明何以中国屡屡向世界保证会履行“不干预别国内政”外交政策，却同时在以“锐实力”零和游戏方式尝试操控包括澳洲在内的国家。
《时代》形容香港“全球自由保卫战的前线战场”
故此，按 Jevsejevas 理解，国际社会关心中国治下的香港时局，其实也是为保障国际社会里的各国利益，换言之，香港与国际社会已有唇亡齿寒的关系。 6 月中美国《时代》杂志形容香港是“全球自由保卫战的前线战场”，反映的也是这种国际社会抗中路上愈趋强烈的唇亡齿寒观。
邝健铭认为，比拉哈里虽素以现实主义者自居，但何谓“现实利益”往往因时空而异，从无清晰划一标准。
“如果比拉哈里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要义在于不问情由无条件地向强势者屈从，那么从2017 年比拉哈里与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就新加坡国家对华政策路线展开的争论可见，相较马凯硕，比拉哈里并非真正现实主义者。”
两年前， 时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的马凯硕，以中东国家为例，认为小国应安份守己﹑不应持刚强之态，指过去李光耀从不安守效果领袖角色，但如今强人已逝，此后新加坡面对大国时，不应再执于某种立场与原则，其外交政策应以退让妥协为主。
“比拉哈里和港抗争者如同路人”
对此言论，比拉哈里反应极大，他批评上述观点“糊涂﹑不实﹑甚至危险”（”muddled, mendacious and indeed dangerous”）。比拉哈里认为，新加坡今天的国际地位，绝非源于退让﹑偏安﹑屈从心态。他厘清，在李光耀时代，开国领袖们总是敢于为新加坡于世界之间的生存作种种坚持﹑敢于为捍卫各种国家发展必要原则作不同牺牲。
邝健铭评述，这种观点既更靠近于建构主义思维，也与儒家择善固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劲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看，比拉哈里与香港社会抗争者理应是理念一致的同路人。
比拉哈里也评论香港局势和新加坡国家利益的关系，但邝健铭提醒，“世事多变，避免雪中送雪”或许更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邝健铭指出，港新过去份属友邦，双城拥有共同历史记忆，背后的文化经济互动应时刻被惦记。“同样从历史角度看，于时代洪流之中，never say never 从来是较稳健站方，毕竟历史路途往往充满未知之数。”
历史进程充满未知之数
例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 1987-1991 年间进行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之后能够独立建国并非必然。
他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Walter Clemens，甚至在 7 月 11 日于 The Diplomat 发表相当政治不正确的文章 《香港会成为另一个爱沙尼亚吗？》（Could Hong Kong Become Another Estonia?）
该文藉由上述波罗的海国家，事前不易预见的历史发展想像香港政治未来。
事实上，对新加坡管治精英来说，历史如何充满变数自不待言。新加坡政府向来积极教导国民，过去新加坡建国进程如何充满骇浪﹑今天国家所拥有的一切如何不是理所当然。从这个角度看，比拉哈里对于香港时局颇有商榷空间的评论，是否真的合乎新加坡国家利益，便不无悬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