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党非选区议员吴佩松分享他尝试协助街友的经历:他被居民告知有街友以纸皮包裹御寒,卷缩在组屋底楼一角休息,旁边还有他的一些物品,和挂着他的衬衫。好几次吴佩松尝试找到这位街友,都没见着。
 
“他们露宿或许都有原因,有的可能是有家归不得;有的有面对一些困难,虽然知道政府有援助,但不愿求助;一些是因为从事工时长工作,想在外头合个眼休息。有些则只想独处。”
 
也是一名社会学者的吴佩松透露,在协助工人党前党魁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刘程强在选区工作期间,也有遇到一些街友。一些居民可能视街友为不速之客,是市镇会该处理的问题;而一些人同情,但不知怎么帮助他们。
 
吴佩松坦言,自己也只能尽量尝试提供他们帮助,他说曾劝阻一名要在组屋底层扎营的街友,因为这会影响其他街坊,并答应带他去社会与家庭发展部(MSF)寻求帮助,不过这位街友则会去和朋友同住。
 
而另一街友个案,则是住在组屋底层闲置的学习区。吴佩松尝试找他,发现他的随身物品整齐地对方桌上,吴佩松留了名片请街友联系他,但隔天街友就离开了,令他感到懊悔,说以后也不留名片,而是希望能和他们见面,好好谈谈。

可能有些人对街友的刻板印象都认为街友是好吃懒做、无业游民等等,结果才会沦落露宿街头。

部分街友有工作、甚至有房子

但是根据福利组织Montfort Care 和SW101自愿团体在2017年进行的调查,在他们采访的180位露宿街友中,有三分二都有工作、甚至有25巴仙名下拥有房子,而其中四分一已婚,这样的民调恐怕要颠覆大家对街友的刻板印象。

亚洲律师网络(ALN)就分析,在新加坡有许多成为街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失业或不够努力。他们可能面对房屋租赁分歧、财务管理不善、被诈欺或者因为对个人法律权利缺乏理解,而陷入困境,而通常较容易陷入这些处境的,都是年长或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士。

不过,即便现有的制度对于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似乎仍乏善可陈。举例来说,2017年《今日报》一篇报导采访街友,其中一些街友就反映,他们没办法和陌生人共处,又或者和陌生人同住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因此政府的租赁组屋并不适合他们。

至于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则指出一些单亲妈妈更迫切需要安身之处,但他们当中有者不符合租赁组屋的申请条件,甚至有者被告知“收入过高不符合租赁组屋条件,但买组屋又太穷”。结果,他们只能省吃俭用在外头自己租房。

政府从2016年底起推出重新拥屋计划(Fresh Start Housing Scheme),旨在协助曾拥有组屋的租赁组屋住户再次成为屋主,为家中子女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重新拥屋计划的条件包括需继续就业和上学。但AWARE提醒,贫困往往也会造成就业和求学上的鸿沟,导致他们无法符合申请资格。例如如果单亲妈妈需要照顾孩子特别是特殊儿童,就很难保障持续就业。再者,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也很难保障正常的上学率。

而住在租赁组屋的,当他们收入有所提升,租金也要上调,致使他们很难再积累储蓄。更糟的是,当单亲妈妈开始工作,就会被当作她已有能力一力承担孩子的开销,而津贴也随之减少,而无视她们在工作上需面对的通勤、膳食等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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