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蒙巴登单选区的居民询问，新加坡人民党在该选区的潜能候选人张媛容，来届选举是否还会披甲上阵？这问题难倒了张媛容。因为直到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公布选区前，她也不知道蒙巴登单选区还会不会存在。 随着选举蛩音近，张媛容也积极拜访蒙巴登选民，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自2018年初，就已和人民党同志挨家逐户拜访，几乎已走访了甘榜阿兰（Kampung Arang）组屋至少两次，以及旧机场路组屋至少一次。同时还拜访了海景花园和丹绒加东地区，也把自己的联络邮寄给超过四千家公寓住户。 走访选区期间，最长遇到的问题就是：来届选举张媛容还会上阵蒙巴登选区吗？ 这位自2009年就踏入政界、两度挑战行动党守土议员林谋泉的律师，却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到了下届选举，蒙巴登选区还存在吗？ 张媛容提到的问题，也是普遍潜能候选人面对的烦恼之一—选区划分。因为单选区可能在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一划之下，就变成集选区，又或者保持不变。 至于总理曾在2016年1月表示，将建议选区范围检讨委会缩小集选区规模，划出更多单选区。 然而， 直到总理李显龙宣布成立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该委会在选举前公布选区划分报告之前，张媛容和其他候选人都不会知道，下届选举的选举划分会是怎样的。 而在今年3月1日，工人党议员毕丹星曾质问，为何不在上述委会成立后政府自行作出宣布，但贸工部长陈振声则代总理回答，惯例是让委会专业地进行工作，不受不必要媒体关注或公共压力影响。 张媛容认为，其实这对于有意竞选的候选人增加困难，因为该委会很可能是在大选前几周才公布报告，潜在候选人只有极短的时间做准备。 她忆述上届选举，选区范围委会在2015年7月24日公布新的选区地图，但是提名日是在9月1日，从公布选区划分到提名，只有39天。政党或候选人排兵布阵、决定在哪个选区上阵和准备竞选造势的时间非常仓促。 但是，在2011年选举，从公布选区划分地图再到提名日，又有62天的差距。 至于什么时候大选嘛，每个人都在猜。她则估计可能是今年内，又或者到明年。但是选区如果重划，政党和候选人部署又得再行安排，决定要在那个选区上阵。 这致使每个潜在候选人，都得面对这样的不确定因素。 “不打三角战” “但有件事非常肯定：我不会打三角战。否则我宁可退出参选。”她说，只会在人民党对决执政党的情形下竞选。 张媛容在上街选举对垒林谋泉，得票率达28.14巴仙，而在2011年得票率高达41.38巴仙。 不过就目前来说，张媛容仍继续走基层，保持开放和做好准备的心态。
新加坡通信和信息部长易华仁（S Iswaran）于周三（6月26日）宣布，成立新的政府机构，即“数码行业发展司”，我国私人界拭目以待。当局声称在未来三年内，有望创造约一万份与科技相关的工作机会，然而普遍大众的疑问是，当中有多少就业机会能让本地人受惠？ 新加坡数码行业发展司（Digital Industry Singapore，简称DISG）的成立旨在促进公私领域合作，以便协助企业跟上科技的快节奏，并且落实数码化。 易华仁指出，DISG将是企业获得与数码业相关事宜帮助的“入门首站”。企业还可以与DISG合作，以聘请人才和进入市场、建立能力和国际化。 “DISG管道中还有其他数个类似项目，这也将为新加坡的数码生态系统带来更广泛的利益，包括在未来三年内创造一万个新工作机会。” 他出席在滨海金沙湾的金沙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智慧国峰会，致辞时如是说道。 由三机构掌管 他指出，DISG已经开始运作，支持Grab在这个城市国家建立总部，据说可容纳将近3000名员工。 DISG是由经济发展局、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掌管，集合了三机构的45名官员。 以上三个机构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一万份新的工作机会将成为DISG努力的目标，包括制定新政策、指引政府在数据、人才、贸易和数码基设等领域的投资。 “除了在工程、软件和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工作，DISG预计还将创建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如财务部、人资部、创新和业务开发等。” 创造坚固的公私领域伙伴关系 易华仁强调，DISG的成立是为了创造公私领域的伙伴关系，共享资源和知识。 “DISG旨在通过分析全球科技、行业和政策的趋势，并利用监督行业发展和监管政府的共同资源，促成一个创新且多层次的公共与私人伙伴模式。” DISG首席数码行业执行官古玛（Kiren Kuma）透露，全球100家技术公司中，有80家位于我国，另外还有4000多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本地及国际的起步公司。 “随着经发局、企发局和资媒局的互补网络、资源和计划的结合，DISG将寻求把我国建立成为一个具有深厚能力、强大基设和充满活力的环球与亚洲科技枢纽，为亚洲及其他地区创造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合作伙伴关系。” 提供培训提升二科技领域 至于为未来的这些工作做好准备，DISG和资媒局将于领域和本地教育机构合作，制定培训计划和在职培训。有关的培训将专注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网络工作、软件开发、用户体验设计和产品管理等领域。 此外，DISG还将研究并提升本地的两个科技领域，即消费科技和企业科技。针对消费科技，DISG将帮助企业进入不断增长的亚洲市场，以抓住包括召车、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和新媒体等领域的商机。而在企业科技方面，DISG将数码化我国经济，以便企业能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云端科技等方面建立新解决方案，并且扩展至国外。 在社交媒体上，网民质疑有关的一万份新工作机会，是会给予本地的国人，还是会给外国人才（FT）。 在《海峡时报》、《Today》、《CNA》和《8视界》的网民评论中，许多提到，这些工作很大可能都只让外国人才受益，而不是本地人。例如网民Joseph Tan就质问，应该揭露更多细节，比如所谓一万份新工作机会具体如何创建？ 由于成立DISG的原因之一是数码化企业公司，有些网民认为这将吸引骇客入侵，导致个人详情和数据泄露事件发生。...
新加坡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Singapore’s Keppel Offshore）美国分公司的前代理寇尼基（Zwi Skornicki），对过去十年间，对涉及向巴西官员与巴西石油公司进行达5千500万美元的贿赂认罪。 被告于周二在美国法庭上承认，他自2001-2004年期间。有份参与贿赂巴西石油公司要员，让吉宝赢得合约。根据彭博社报导，寇尼基承认，以代表吉宝岸外名义，同意支付贿金于后者。 据称，为了13项巴西石油公司在巴西的项目，寇尼基和其他数人同意支付高达5千500万美元的贿金，藉此与巴西官员“维持不当的优势和影响力”，与此同时让吉宝业务可以继续留在巴西。 回溯2017年，吉宝企业与其美国子公司在被发现涉贿赂罪，同意向美国、巴西和新加坡当局支付超过4.22亿美元（约5.67亿新元）的刑事罚款。总检察署认为吉宝企业以合法咨询协议的名义，向中间人支付巨款。中间人之后把钱转交给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等官员，让他们从中受利。 检察官罗德发表声明，“被告利用全球金融体制包括美国的银行系统，来掩盖资金来源和支付贿赂款项。他们将所有款项转交到不同的空壳公司。 他们已该方式运营了逾10年，触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吉宝企业的美国分公司已认罪，而总公司则与政府进入延期起诉协议。 寇尼基被控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或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另名巴西籍被告也相继在巴西已被定罪，判处220万美元的罚金。美国联邦检察官史密斯于周二在庭上表示不会向被告要求额外罚金，但也不同意他的缓刑需求，他将在9月23日判处。 另一方面，寇尼基也被指提供TechnipFMC顾问服务，TechnipFMC与其附属公司亦同意赔偿近3亿美元，解决美国与巴西联合外国调查贿赂。 TechnipFMC是一家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为能源行业提供完整的项目生命周期服务。 该公司承认自2003年-2013年与其他公司包括吉宝企业共谋违反贿赂法，以逾690万美元不明款项支付巴西公司，由寇尼基将款项交给巴西公司的高官，确保合约的顺利运行。 2008-2013 ，TechnipFMC也共谋违反贿赂法，支付至少7名伊拉克政府官员包括石油部长和两家伊拉克石油公司款项，透过中介公司转账。该笔款项亦是为了赢得伊拉克的丰厚的项目。 巴西国有企业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在五年前爆发南美洲最大的贿赂丑闻，牵扯到银行、造船商、建筑公司与政治人物。为了追根究底，以“洗车行动”命名，向支付巨款的公司进行深入调查。 2018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被调查出企图蒙骗投资者和贿赂政治人物，同意缴交8亿余美元罚款，以平息巴西与美国的控诉。
原文：私人辅导师James Leong 根据日行一善理事会（SKM）民调，每四位青年中就有一位因为害臊尴尬，而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善意。这个介于15岁-24岁的青年群体，会认为伸出援手的行为一旦被社交媒体广传，会令他们看起来相当愚蠢，或担心被别人嘲笑。 我可以预见可能网民会指责这些青年，行善理应无私怎么还要在意自己；又或者也指责那些被帮助的人也太过固执或自以为是。 你看，我们新加坡人非常喜欢数字，因为量化的数字能慰籍我们对不稳定和“怕输”心态的焦虑。甚至于乎它是毋庸置疑的、能起到左右制定政策的作用。 所以，即便日行一善理事会感觉良好的民调也会引起些许不适，是很正常的，之后就有责难、然后还要发展出我们的一套理论，来让情况合理化。 我也是感到难辞其咎的人之一。我在翻阅该篇研究时发现了研究中的漏洞。为什么问卷内并不含族群的选项？研究对象的家庭入息呢？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又如何？我顶着这些疑问，甚至寄信到日行一善秘书长Dr William Wan要求他为此提供解释，因为这很可能表示社会上隐性阶层分裂的现象。 我想，这些遗失的信息，或许能揭示在帮助较不幸者时感到的羞愧，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自身享有的优势感到不适。 两日后我看见一件简单但具震撼的事情，或许此刻所有的调查结果、辅导理论或经济社会现象看似多余。 那是一个周三下午，当天天气恶劣，我看见一个老人在惹兰勿刹上行走，他手上并没有任何雨具。他为了不被雨淋湿，步履蹒跚往熟食中心前去，走在他身边是一名东南亚外籍客工，他一手撑伞一手拿着施工材料。老人向他点点头，而工人本能地就和老人一起共用雨伞，直到他们到达遮雨棚下才各自散开。 当下不需要任何语言，也没有所谓的社会阶级，也没有出现任何研究民调上提到的羞愧心态。该名工人仅仅看到需要，他也仅仅向需要帮忙的人回应，不用任何言语询问。 或许我应该重新向William Wan提出疑问，到底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我们不想他人看到的恐惧？甚至于，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会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又说明了什么？ 诺贝尔奖项得主居里夫人曾说，“每个人都要致力自我提升，与此同时对全人类负起责任。” 作者James Leong 目前是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的私人辅导员，协助面临焦虑症和恐惧症的个案 原文阅读
